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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报观察记者 余如波 “刚才在下面看到一句话——影像关注生活，我觉得用来形容纪实摄影特别适合。纪实摄影如何关注生活？它的力量如何体现？我今天就想聊一聊。” 3月27日下午，成都高新区孵化园三号楼大会议室座无虚席，陕西省摄协主席、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胡武功开讲“世纪之交的影像——我看纪实摄影”。 作为拍出过《藏着的关中》《四方城》《老榆林》等经典作品的摄影大家，胡武功被视为中国最优秀的纪实摄影家之一。在他眼中，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应该像老舍笔下的茶馆一样，情节与细节兼备，在方寸之间折射出社会万象、人生百态。 众望，陕西，1994 什么是“纪实摄影”？ 拍摄人的命运、遭际，而不仅仅是事件 尽管要谈“世纪之交的影像”，胡武功的话茬，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他向观众展示了一张经典名作：美国摄影家多罗西亚·兰格的《移居的母亲》（Migrant Mother）。画面中的母亲衣衫褴褛、一脸愁容，两个孩子正倚靠在她肩上。 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农业安全局组织了一系列记录当时社会状态的摄影项目，前后历时8年，共拍摄了27万张照片，《移居的母亲》是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胡武功介绍，后来的研究者回顾这段历史，便将此类作品称为“社会纪实摄影”。 究竟应该如何定义“纪实摄影”或“社会纪实摄影”？胡武功并没有急着抛出自己的观点。他一张又一张展示着公认的“纪实摄影大师”们的代表作，讲述照片背后惊心动魄的拍摄故事：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的《哺育》、约瑟夫·寇德卡的《布拉格之春》、罗伯特·卡帕的《诺曼底登陆》、詹姆斯·纳切威的《摄影师这样工作》《战争果实》……“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拍摄人的命运、遭际，而不仅仅是事件。” 随便拿起相机“扫一下街”，或者拍一下农村人的休闲生活，胡武功认为并不必然是“纪实摄影”。“纪实摄影一定是那些以人道主义精神观察并再现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像，是再现普通人生存状态、揭示人性、实现人文关怀的影像。” 进城人，陕西，2001 出笼，陕西，1987 怎样的作品才算好？ 像老舍那样，用小茶馆刻画大社会 尽管长期在陕西生活、拍摄，胡武功却对四川怀有很深的感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与不少四川摄影人结下深厚友谊。讲述“世纪之交的影像”，即上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的中国纪实摄影，他自然绕不过四川摄影师的名字和作品。 长期拍摄四川茶馆的陈锦，胡武功便在此次讲座中反复提及。“我们陕西有句土话，‘憨狗只认一条路’，陈锦就像一条‘憨狗’，一辈子关注茶馆。” 胡武功展示了不少陈锦的作品：1990年，双流黄龙溪的一家茶馆中，老茶客身边摆放着一幅玛丽莲·梦露画像；1999年，成都市区河边的露天茶铺，一排茶客面前挂着一排鸟笼，如同在相互对话……胡武功认为，这些作品往往“以小见大”，“不光拍了茶馆，还反映了四川的地域民俗风情，人的生活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陈锦拍摄的茶馆，让胡武功想到了老舍的《茶馆》。“老舍笔下的茶馆是一个很小的天地，却汇聚了20世纪的中国风云，陈锦的作品也有类似效果。” 在胡武功眼中，改革开放以来，四川优秀纪实摄影师的名字，还可以列举很长一串：李杰、杨麾、胡小平、王达军……“在40年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为中国纪实摄影做出了杰出贡献，更为社会进步与历史变迁留下了有着深刻理解的不朽影像。” 《麦客》，走镰，1997 新郎，陕西商洛，1985 哪些“雷区”不能踩？ 不要只顾“视觉冲击力”，要为自己摄影 胡武功特别提到上世纪后期，四川摄影家李杰拍摄的彝族题材作品，认为它们体现出纪实摄影应具备的两种意识。“我把它归纳为两个‘节’。一是情节，纪实摄影要用照片讲故事；二是细节，这样才能让人感到真实、亲切，避免假大空。” 1992年，胡武功曾到南充进行创作，他展示了一幅当时的作品《擦鞋的女人》。画面中，一位进城务工的乡村妇女，正在给另一位衣着打扮入时的女性擦鞋，二人对比鲜明。当时，胡武功与农妇聊了三四个小时，摸清了几乎所有家庭情况，她的经历，她的孩子。“这样在拍照的时候，我可以结合自己的理念、感悟，有所思考。” 不过，纪实摄影中的“情节”和“细节”，胡武功认为当今一些摄影师做的并不好。“就比如拍彝族吧，他们的作品里大多是‘无名氏’，图片说明是‘一个彝族老大娘在做什么’，并不了解彝人的真实思想，不能反映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然而诡异的是，一些这样的作品，由于注重影调、注重构图，具有“视觉冲击力”，反而能在摄影奖项评选中获得青睐。胡武功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费摄影”“消费拍摄对象”。“我们应该‘为自己摄影’，在创作中投入情感。”胡武功说，纪实摄影不是儿戏，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有担当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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