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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荣琛谈程腔的规律与方法 | 张火丁《坐宫》

 lylla 2019-05-14


张火丁要演《霸王别姬》,“八面来剑”的舆论情势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在还未正式公演之时,几段排演视频流出,有人看后便急着议论纷纷,颇多指摘,也是太迫切了些。倒是十几二十年的戏迷们大都颇为淡定。

舆论之压是成名艺术家必然要经历和承受的,且不必放在心上。真正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都是这些艺术家创作的,尽管少不了多方面艺术营养的汲取,而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就是类似以上的声音。

另外,任何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尤其是舞台上仍在演出的作品,都是经过首创者及后来者反复磨炼而成的。艺术的高度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谁都不是出生在艺术的珠穆朗玛峰上。而张火丁排演剧目至今大都仍在演出,且有传承,这是当下的事实。

在众声喧哗之中,最不值得一驳的就是试图教导创腔与演唱者的音韵问题。并非外行就没有专深的研究者,而是既没有指出何字何句,且出口之语气便暴露了其粗陋的视野与低下的格调。

关于程派唱腔的创作与演唱规律和方法,我想起了张火丁的师父赵荣琛先生的长文《程派艺术漫话》,其中一大部分内容就是针对此话题展开非常专业的论述。文中就唱腔而谈的吐字、行腔、用气、发声、韵律等内容,并总结程腔之规律和方法,有理有据,其见识之高,之准,确非一般专业人士能够达到,更不是各种身段柔软的看客们能望其项背的,而后辈继承者应该珍惜、精研。

《漫话》一文很长,但非常值得读,读罢会知道为什么赵先生能够传承程派艺术之精髓,且能够依照程腔之规律创作。

值此喧嚣之际,推送该文,与君共享。

腔从字来,以字行腔

赵荣琛谈程派唱腔的规律与方法

程砚秋老师曾对我说过;京剧的腔不能永远一成不变,要不断创新、丰富。所谓新腔应该是既符合京剧的唱腔规律,又要有新意,还不能过于特别.弄得稀奇古怪。京剧本来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已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在唱腔中有几个地方改那么一点,出点新腔。使观众既熟悉,又觉得新鲜;既有新创造,又不使人陌生、这样的唱腔,既好听,又好学,观众定然会欢迎。

此外,程派唱腔在吐字、行腔、用气、发声、韵律等方面,还有具体的规律和方法。现在我结合自己的理解,从几个方面谈谈。

程派唱腔的形成与京剧老生所本的某些法则有着密切关联。砚秋老师非常钦佩、推崇余叔岩先生的演唱艺术,认为余派唱腔不尚花哨,以质朴见长,但是在音韵上极为考究,吐字、发音、四声准确,严格遵循京剧字韵声腔的规律,韵味隽永、醇厚,令人折服。由此,他产生这样的想法:老生的唱念,在四声、音韵上那么讲究,而旦角的唱念,难道就不能也这样讲究一下吗?

探索一下程派唱腔,就会发现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非常讲究字的四声音韵,严格遵循以字行腔、字正腔圆的规范。这点很似于老生中的余(叔岩)派和言(菊朋)派。有人说,程派的声腔唱法,就是余派在旦行中的运用。这话不无道理。

京剧老生演唱艺术,比旦角发展得早些,也更成熟些。从程长庚、余三胜到谭鑫培、余叔岩,都非常讲究字的四声音韵,严格遵循湖广、中州音韵规律(京剧是从徽剧、汉调发展而来,唱念的字音规律,一直沿用湖广和中州韵,仍是基于徽、汉的传统和影响,字的音韵与唱腔的旋律、风格,是和谐统一的),因而,在此基础上丰富发展了京剧老生的声腔艺术。相对来说,早期的京剧旦角的唱腔,在字的四声音韵上,要求就不太严格。

程师有鉴于此,决心在自己的唱腔中,严格讲求字的四声音韵,以声韵准确为基础,在旦角唱念艺术上创出一条新路。唱腔风格的不同,是各个艺术流派的主要标志。各艺术流派在唱念的艺术处理上,也就是声腔和音韵的掌握上,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从而形成各自的艺术风格。例如余叔岩和言菊朋都很讲究字的声韵,但是又都有自己的理解与处理。例如“上”声字,一般唱以滑音,方显字韵准确动听,故有“逢上必滑”之说。言菊朋对此说颇为强调;余叔岩则认为,“逢上可滑”更为恰当。一字之差,对某些字和腔的处理,就有所不同,韵味、情感和风格,也就随之而异了。程派唱腔非常强调以字行腔,以腔达意,字易腔变,一丝不苟,要求在字正的基础上,寻求腔圆和韵味。无论是久经锤炼的传统老戏,还是自行编排的创作新戏,一经程师演来,在唱念上都鲜明地具有这样的特点。

《坐宫》

张火丁——铁镜公主

杜镇杰——杨延辉

就拿老戏为例来说,《四郎探母》的《坐宫》中,铁镜公主上场唱四句“西皮摇板”,头两句一般这么唱:

“芍药”二字,按京字京韵读为shaoyao,前字阳平后字去声,属“摇条”辙。这两个字高唱,容易响堂,又是人物出场的第一句唱,往往很有效果。但是,按湖广韵,“芍”字应该发sho音、“药'应该发yo音,归'梭波'辙,无须另行收声,且两字都属于声字,且短促而低唱,故程师的唱法与一般不同:

程先生不从俗,舍了易讨俏的高腔而低唱,显然是遵循以字行腔,决不因腔害字的法则。“芍药'二字低唱,在音节上虽然不能像高唱那样响亮,易获得效果,却以低腔处理,按字寻声,别具韵味。第二句'春光好'三字,程师唱成:

下面接唱“百”字(发be音),一带而过,紧接“鸟”字,再放出“声喧”二字来,又不同于一般,角色一出场就显示出独特风格。之后,公主的“西皮导板”“夫妻们打坐在皇宫院”,程腔这么唱:

一般唱法,妻字唱i。按“妻”属阴平,若唱i,发音似“齐”,字音欠准;“妻”字高唱,阳平的“们”字音阶就自然低沉,前高后低,映衬得体,有阴有阳,韵律分明。比一般把”妻们“二字,都以i音处理的唱法,虽然是一音之差,韵味迥然有异。同样,“皇”属阳平,易低唱,“宫'是阴平,则应该稍高。若按一般唱法:

皇字唱出来,似“荒”,相形之下,“宫”字也就变阴而阳了。所以,程师不拘泥于成法,又不悖乎成法,稍事改动,巧妙见新。这并不是他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坚持以字行腔,腔从字来的见解。

类似的例证多得很。像《玉堂春》苏三上场的几句“西皮散板”“来至在都察院……”,仅以“来至在”三个字说,程师唱成:

也是本着这个原则,不随俗牵就,虽然是一般的传统老戏,也形成其独特风格。

《坐宫》

赵荣琛(录音)——铁镜公主

张火丁(配像)——铁镜公主

在程派的独有剧目中,更是非常讲求四声音韵、依字寻声的原则。程师一向严格要求平仄准确,阴阳分明。在“平声平道莫低昂”的原则下,也极认真,一丝不苟。如《文姬归汉》最后的“反二黄慢板”中,有一句“你本是误丹青毕生饮恨”。“丹青”二字皆属阴平,都应该高唱,但是后者不宜高过前者,否则就缺少音律的起伏跌宕。其实,他原来的唱腔已经是合乎规律的,但是后来却认为仍然不够理想,于是把“青”字的5音稍稍拉长,使字音更准确地吐出后,再转入7的低音,这样就能达到字正腔圆的更高水准。

虽然程师极其讲究四声音韵,但是,也难免偶有疏漏。一经发现,不管唱腔如何成熟定型、优美动听,也坚决按字改腔,决不迁就。如《碧玉簪》的“南梆子”中“他虽是待奴家十分薄幸”的“虽”字,多年来一直是这么唱:

“虽'字按低音处理,再曲折地行个腔转入'是'字,听来唱腔优美,但是,似乎觉得字韵欠佳。后来,我曾经提出这个问题:'虽'字属阴平,是否音阶稍高一点更为恰当?程师极为重视,立时查找韵书,证实'虽'字确为阴平,是自己处理不当,就立即研究改腔,改成:


“他、虽”两字都是阴平,宜以高音处理为妥,但是后者只要把字声唱准,再拖上稍微下沉的尾音,加以润色后,依然是个更臻完美的程腔。

有些程派艺术的爱好者,单纯在腔上花费很大功夫,力求唱腔的旋律惟妙惟肖;对于字音韵律,却有所忽视,甚至出现音错、字倒的现象。这恰恰违反了程砚秋老师一贯的主张。字一倒,韵和味也就谈不上了,即使腔唱得如何好听,也是枉然。

所谓“倒”字,就是在字的声韵上违反了京剧的要求,具体说,也就是违反了以湖广韵为基础的四声规律。字韵倒(错)了,势必与唱腔发生矛盾,绝不可能达到字正腔圆。当然,京剧艺术正在不断革新发展,在字的读音上会有所变化,逐渐向北京语音体系靠拢。字音变,唱腔也要随之变。不能以北京地区的四声音韵,取代以湖广音韵为基础形成的这个独特京剧艺术的语言和唱腔体系,否则就会使唱腔和字韵自相矛盾。我们谈的是程派。程派是过去历史时代的产物,它在声腔艺术上,有自己遵循的法则和追求目标,我们只能循此加以考察研究。

有人说,讲求音律、四声和韵味等等,是形式主义。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唱,在戏曲中占有重要位置。不要以为只要能发出优美动听的旋律声音,观众就能接受、满意。重要的在于,把内容——唱词,通过音乐化手段,准确地传达出来。词(字)是唱的出发依据;唱是词(字)的艺术表现,决不能本末倒置。如果,一段优美的唱腔,有腔无字,或是出现错音、倒字,就会在艺术上支离破碎,不成体统,唱得再好,也难以取得动人心弦的效果。

通过字正腔圆,才能进一步唱出韵味。韵味不是脱离内容单独存在的;韵味是一种感情色彩,即通过唱抒发出来的戏剧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结晶、升华。如果脱离内容,单纯追求某一字、某一腔,如何华美、俏丽,甚至歪曲、损伤了应该表达的情感,那样的韵味是不足取的。

京剧唱腔是由字生腔,腔随字行,词易则腔必变,不能马虎将就,否则必然字倒腔乱,难以传情达意。程派唱腔,变化万千,无论怎样曲回婉转,变化出新,其吐字发音严格遵守四声规范,坚持以字行腔,以腔传情,一字一韵也不含糊放过,贯彻始终。这是程派唱腔的主要特点之一。

程派唱腔,有较为独特的发声方法,尤其在“嗽音”和“脑后音”的运用上。功力很深,形成了程腔沉郁、凝重的艺术特色。这方面,程先生受陈德霖、余叔岩的影响较大。

我少年时,赶上了看陈德霖老夫子的戏,留给我的印象极深。那时,他已经六十开外,唱腔中仍然有股子刚劲,吐字极有力量。对照程砚秋老师早年的唱腔,在调门、行腔、发音、吐字上,尤其是“嗽音”和“脑后音”的运用上,都可以看出陈老夫子对程先生的影响。

“嗽(sou)音”是一种气顶喉头振动声带的发音,原来在老生唱腔中非常讲究应用,以余叔岩先生最为运用自如。旦角唱腔中则很少使用。但是,陈德霖的唱腔,却偶尔使用“嗽音”。程先生在余、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到京剧旦角的唱腔中来,而且运用得极为佳妙,可以使腔在嗓子眼里转游,轻巧玲珑,含而不放,增添了唱腔的曲婉多姿,耐人寻味。“嗽音”使用得适当与否,全在于气的运用和控制。由于旦角是用假声演唱,所以运用“嗽音”时,对气的控制,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气使小了,催不动,“嗽音”发不出来;气用过了,会形成“砸夯”,甚至会唱成了所谓的“疙瘩腔“。

人们议论程腔,常常谈到程砚秋老师的“鬼音“。这固然与程先生的嗓音条件和特点有关,但是,我的理解是:这不完全归于天赋条件,主要在于发声技巧和演唱方法上面。我觉得,所谓的”鬼音“,属于共鸣范畴,多使用于闭口音,共鸣位置往后移,也就是所说的“脑后音”。这个发声方法和部位,非常重要,位置找准了,效果也就出来了。我自己的嗓音条件与程先生不尽相同,但是当我学到与掌握了把共鸣位置移后的发声方法后,就完全能发出与其类似的“脑后音”来。

过去在京剧旦角唱腔中,很少有“脑后音”,远者不谈,余派唱腔的闭口音中,“脑后音”最为显著。传统老生戏《战太平》里“撩铠甲且把二堂进”一句中的“进”字的行腔,就是余派运用“脑后音”的典型例证。

程砚秋老师的嗓音稍欠亮音,因此,他就扬长避短,多在闭口音上着力发挥,吸收了老生唱法中的“脑后音”的特点,共鸣位置移后,用气提起来唱,在音色上取用沉重代替脆亮,以增强唱腔的力度、厚度和凝重感,从而形成程派唱腔的独特风格之一。

有人学程派,只求其表,不详其里,认为只要闷着嗓子唱,就是程派,甚至有人认为凡属于嗓音条件较差的,就适于唱程派。其实,这是误解。程先生并不是一味地闷着唱,而是运用气的力量与发音部位的控制相结合的方法,使声腔凝重、深沉,具有一定的立音和厚度,找出共鸣位置,再适当地加以抑扬顿挫,吞吐收放等唱法上的掌握,而形成其艺术特色与独特风格。正因为如此,如果不具备好的嗓音条件,怎么能胜任这样的要求,达到如此的效果呢?因而,持上述观点者,是令人难以同意的。

程派唱腔之所以有如此特点,一方面是出自塑造那些哀怨、坚贞、缠绵的悲剧人物所需要;另一方面,是与程先生的嗓音条件不无关系。如果他的嗓音条件十全十美,他的声腔、唱法,也许会出现另外一种风格。恰恰是由于天赋条件上的某些特点和局限,使他接受了王瑶卿先生的正确指点,不随俗当令,而是另辟蹊径,从发声方法、吐字行腔,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演唱道路,丰富、发展了京剧旦角的声腔艺术。

程老师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逐步摸索,在演唱技巧上总结出一套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法则。这是程派艺术经验的结晶,也是结合他自己的条件、特点,扬长藏拙,所做的独创性的发展。对于前来求教的后辈,他从来不主张处处像他,生搬硬套地死学。他要求学的,要从各自的条件出发,着重理解领会程派艺术创造的方法、意图和神韵,允许而且鼓励结合自己的条件而有所改变。但是,绝不允许马虎潦草,必须掌握运用他的创造规律和演唱法则,去发展变化。完全脱离了这些规律和方法,也就不是程派了。

例如,我的嗓音条件与程老师有所不同,具体说,我的亮音条件较好。在程师的指点下,我逐步掌握了四声音韵、行腔吐字以及“嗽音”、“脑后音”等运用方法后,还觉得自己在用腔上,尤其是在亮音的使用上,与程师仍然有差异。但是,程师认为我的唱法基本符合程派艺术的规律,是肯定的。他不主张我舍弃自己的亮音而丝毫不差地处处摹仿他的唱法,该用亮音处就让我尽量用,只不过在如何使用亮音上应该注意,运用得体。

根据我的体会,程派唱腔中,完全可以使用亮音。但是,使用时必须注意,亮音要有厚度和力度,不能虚飘贼亮。这样的亮音,才能与程派唱腔沉郁、凝重的风格和谐统一。

亮音有无厚度,关键在于用气。虚飘贼亮的亮音,是嗓子用力喊出来的;而有厚度的亮音,是用丹田气从下往上托出来的(当然,这与共鸣位置也自有关联)。程派的唱,非常讲究用气,即用丹田气托着唱,不宜用胸腔呼吸的方法,着力点不在喉头,声带必须保持松弛状态,疲劳点在于用气上面。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一出戏唱下来,感到后颈发麻(脑后共鸣),小腹空荡(丹田用气),嗓子并不觉得如何劳累。这种唱法有利于保护嗓子,不使声带负担过重。程先生和我,都没有怎么闹过嗓子,恐怕与这种用气唱,而不是使嗓子过于疲劳的方法,不无关系。

关于丹田气的使用,在一些有成就的前辈艺术家的演唱中,都有极高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程派唱腔强调气的运用,不仅高腔要气足神满,就是低腔,尤其是那种细若游丝绵绵不断的长腔,完全仗的是充沛的丹田气。音调虽然低,但是所费之气,却比高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去,都是男旦。因此,在使用小嗓方面,他们就要下一番很深的功夫。由于男同志青壮年时身体强壮,气力充沛,当然还要配合技巧方面的锻炼,运用丹田气演唱似乎还是易于掌握的。而女同志唱小嗓,自然比男同志要方便得多,一唱就有,但是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感到中气欠足,这样演唱起来不免觉得吃力费劲。如果缺少或不会使用丹田气,那么就往往难于体现出程派唱腔的美妙化境。如果,在青年时期,就注意丹田气的使用和加强锻炼,也会得到解决的。即使不唱程腔,也会受益无穷。

一口气不能无限。在行腔中必须留气口,要换气、偷气。程派唱腔在气口上很讲究,换气、偷气,不能明显,要使人难以觉察,好像一口气绵延不绝,以保持唱腔和情感的完整、流畅和圆美。程先生对自己的唱腔,一向要求“圆“。他不仅在一字一腔上着力求精,而且更力求保持整个声腔的浑然一体,不见棱角,天衣无缝,流畅自如,把观众引人音乐和情感的艺术意境中,受到感染,起着共鸣,以至激动而情不自禁地喝彩赞叹。对此,他称之为“圆”。不仅对唱腔,就是念、做、舞、打,以及程派著名的水袖等,都是要求自然流畅、圆美一体。那种动画片式的、见棱见角的、卖弄某一招式某一腔的演唱,一向是程派艺术所不取的。

要处理好程派唱腔中的字和腔的关系,那就要在四声准确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唇、齿、喉、舌、牙五音部位,把字咬准,再加以吞吐收放,抑扬顿挫,务使字中含腔,腔中有字,两相吻合,音调分明。当然,里面也包括若干用气的问题。一般说,字的演唱分头、腹、尾三个部分。字头未出口之前,气要先上,暗暗蕴势,用气领字音,放出字头。至字腹,则气放足而音全出。字尾则徐徐提气,归韵收声。这种运用切音的唱法,比把字音一下子唱出来,要费力得多,但是能收到音清神足的艺术效果。有的字,特别是喷口字,则需要另一种处理。要运用气阻的方法,把气先提上去,蕴含不放,到一定程度时,带着字音冲口而出。这样吐字,既有劲头,又有气势,表达感情,效果较好。这有如一只有气孔的皮球,先把气孔堵住,用力攥球,攥到一定程度时,再突然把气孔放开,那么从气孔中喷射出的气流,力量就充足有力。演唱的道理似于此。

贺后骂殿.mp3 来自出门看戏 00:00 11:30

赵荣琛《贺后骂殿》

这里我以程派名剧《贺后骂殿》的两句“二黄散板”为例,做些说明。这两句这么唱:

这两句连在一起唱,唱腔的节奏较快,前一句几乎是数着唱,是为第二句做铺垫。第二句在“不”字上行了一个长腔,抒发了贺后见子身亡,极度痛苦的情感。这两句唱的重点在于“痛断肠”三个字上,所以就要用蕴气的方法处理,把这三个字唱得有如炮弹出膛,从口内喷射而出,真具有肝肠寸断之感。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贺后失掉爱子、五内俱焚的痛楚感情。这里,声、音、字、气结合在一起,从人物情感出发,达到声情并茂的境地。如果“不”字行腔就不足,“痛断肠”三个字再处理不好,就难以传达出贺后此时极为沉重的的感情,即使你唱的是程腔,也唱不出程派艺术的效果。此时唱不出人物“痛”的感情,那也就给后面的“骂”泄了劲。贺后身为国太,仪容端庄,只有在极度悲愤、痛极失常的情况下,才可能不顾皇家礼仪法度,在金殿上“骂”起来。要“骂”必先有“痛”,痛极生愤,愤而后骂。这“痛断肠”三个字处理得好坏,实际上起着承前启后的感情纽带的作用。把程派的声、音、字、气等表演技巧,紧紧地与内容联系在一起,成为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必不可少的手段。再对照一下《骂殿》中这两句中间加一锣的一般化老唱法,就会体会到,程派为什么这么唱和怎样才能唱出感情和韵味儿来的奥秘。

上面谈的虽然偏重于程派唱腔的技术、技巧性的东西,但是很重要。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程派唱腔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我们学会了某些程派的著名唱段的“果”,再充分认识了程腔技法的“因”,反复揣摩、体会,就能逐渐掌握程派唱腔的规律法则,不仅能把程腔唱好,还能循此规律进一步丰富、发展程派声腔艺术。

程砚秋老师擅唱,程腔的艺术成就极高,但这只是程派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程先生是非常精于表演的。他在表演上讲究“四功五法”,即唱、做、念、打和口、手、眼、身、步,强调表演艺术的完整性,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出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即以脍炙人口的程派水袖来说,程先生确实作了很大的丰富、创造,动起来变化多端,宛若游龙,美不胜收。他的水袖中,既有武生大刀花的动作,也有太极拳的招式,都被他不露痕迹地“化”成旦角水袖表演。然而他从不卖弄技术程式,获取廉价的剧场效果,而是完全根据人物的需要,有变化地使用。

像《荒山泪》中《抢子》一场,张慧珠追扑着被抢走的儿子,水袖做出各种繁难的表演,传达出张慧珠被苛政重税逼迫得家破人亡,惟一的亲人又被抢走的似疯狂、不顾一切的内心激情。《审头刺汤·洞房》一场,雪艳决心刺杀汤勤,但周围环境不容她流露真实的内心感情;而这种内心活动又必须让观众有所了解。这时,程先生充分运用了“眼”法:面对汤勤时,满脸含笑,虚与委蛇,眼睛中流露出温柔羞涩的目光;背对汤勤时,脸上一片仇恨,双眼露出杀气,显示雪艳复仇除奸的决心。再如《武家坡》中的跑坡的圆场,进窑的身段;《金锁记》中窦娥受禁婆拷打,·双眼直视禁婆哀求,慢慢地跪下……都是极著名的精彩表演,限于时间,就不一一例举说明了。

程砚秋老师娴熟地掌握了“四功五法”,运用自如,信手拈来,恰到好处;而这一切都结合特定的人物和环境,有选择有变化地运用,目的是塑造好人物。只学程腔,和几个水袖上的表演动作,是不能掌握程派艺术的神髓的。人物,始终是程老师一切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和归宿。梅兰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说:“有一次在第一舞台我们大家演义务戏,我的戏在后面,前面是砚秋的《六月雪》(即《窦娥冤》)。他扮好了戏,还没出台,我恰好走进后台,迎面就看见他那一副‘满腹闲愁’的神气,正走向上场门去。演员具备这样的修养,走出台去,观众怎么能不受感动呢!”

本文选摘自《赵荣琛:程派艺术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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