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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四姐妹: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不动产

 板桥胡同37号 2019-05-15

每天一本书

 

各位慈怀读书会的读者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每天一本书栏目,我将用一篇文章的长度,来向您讲解书中精髓。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合肥四姐妹》

书中与宋氏三姐妹同时代的合肥四姐妹,从影响力上看略逊一筹,但在文化界声名卓著、风光无限,丝毫不比宋氏失色。

本书从十九世纪那位功名显赫的张树声老人的故事开始,以四个曾孙女对过去的反思告终,书中不仅仅有合肥张家四姐妹的故事,有整个张家的家族故事,还有四姐妹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浮浮沉沉。

本书的作者金安平女士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她凭借其专业背景和渊博学识,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采访了四姐妹后,用几年的时间写下了这本关于张家的历史,讲述了四姐妹的传奇故事和集体记忆。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这本书一起走进侯门深院,探寻传统名门望族的起落浮沉,看这个古老国度在过去的百年间的历史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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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黄腾达的名门张家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张家只能算下层士绅,他们土地不多。尽管在乡人眼中张家算得上书香门第,却地位不高。

直到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时期,张家才开始发展壮大,张树声曾历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张家也成了合肥数一数二的大户。

当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出生的时候,张氏已是合肥的名门望族,拥有庞大的宗族脉络和田产。那时,张家的田产多到难以用”亩”来衡量,只看每年播了几千担种子。

张家的第一次重大的迁移,是由张武龄决定的。1912年初,二十三岁张武龄带着全家从合肥迁往上海。

张武龄是个内向的人,从小重听,又近视,生于富贵之家,生活安逸,婚姻美满。他曾经想过用家族财富投资经营实业,但不幸计划失败。于是,此后他毕生致力于一个理想,那就是兴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张武龄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不是偶然的,在他女儿们还小的时候,张武龄就对她们的教育苦心经营。

张武龄曾在家中为自己的女儿创办了一所现代学校。他请了三位先生,教学科目应有尽有。

张武龄的乐益女中于一九二一年创办起来,自此他的女儿们也成为了学校的学生,虽然乐益女中仅仅存活了十六年。

但通过张武龄,张家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生命是有目标的,但不必使用蛮力来达到它。

就像父亲一样,孩子们认为人性比抽象的原则更加高贵,他们也了解到人生也不可能与自己所持的原则相违背或起冲突。通情、达礼、有志、同情是父亲留给他们的遗产。

张武龄是在1906年与陆英成婚的,那时他十七岁,陆英二十一。

陆英婚后十六年便去世了,在这十六年里她有过十四次怀孕,生育了九个子女。尽管总是怀着孩子,聪慧伶俐、善于礼家的陆英还是把张家事务打理的井井有条。

1921年,陆英去世。她的女儿们觉得是繁重的家务把母亲拖累死的,而实际上陆英死于牙疮。

陆英曾经坐火车去上海拔了牙,当她回家后发现感染恶化,毒素侵入了血液。

陆英在死前,从自己的私房钱中分给九个孩子的保姆每人两百块大洋。陆英知道这是她为自己的孩子们做的最后一件事了。给保姆们钱一是对这些保姆对孩子尽心抚养的报答,二是确保她的孩子们在她死后,能够得到保姆们的保护。

陆英去世时,孩子们还都小,最大的元和也不过才十四岁,成年后的她们或许记不真切母亲的音容笑貌,可是她母亲的处事原则却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她们今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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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的昆曲之恋

张武龄与陆英婚后一年,张元和出生。虽然只是一个女孩,陆英的婆婆还是乐得合不拢嘴,直至奶奶去世,元和始终是奶奶的心肝宝贝。

尽管元和被视为掌上明珠,但是她还是学会了各种实践技能,并能够自立。

其他的姐妹是这么评价元和的:元和为人颇有戒心,不过总是充满活力,开朗活泼,从容自在。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她都能应对自如,即使在别人大多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她仍能保持优雅的姿态。

元和从小受到父母的熏陶,酷爱昆曲,小时候就经常组织妹妹在家里像扮家家酒一样演戏。也因对昆曲的喜爱,元和在29岁那年得以与曾经的昆曲演员顾传玠相恋。

其实元和还在读大学时,就常常和朋友一起去看顾传玠的演出。那时的元和正喜欢《牡丹亭》这出戏,但是由于这种戏需要男主角从头唱到尾,所以这戏很难演。

于是,元和便给顾传玠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加演《牡丹亭》里《拾画、叫画》这一折。过了几个星期,顾传玠果真演了这出戏。

顾传玠曾经风靡上海,然而在事业正值高峰之时,却突然退出舞台,彻底改行。张元和与顾传玠相恋时,顾传玠已经告别舞台很久了。

在那个年代,演员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一位名门闺秀和一个戏子之间发生感情是不可理喻之事,即使是已经退出舞台的戏子。

1939年元和与顾传玠结婚,两人的婚事曾令当时社会大为震惊,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大肆渲染。 

尽管元和与顾传玠婚后的日子远逊从前,但她对顾传玠的感情始终如一。

实际上,顾传玠离开舞台后,他尝试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他先后尝试过股票、烟草采买、调查田地开垦等事;他还卖过中药,开过毛线制品店。这些生意到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抗战八年间,张元和与丈夫始终待在沦陷的上海。直到1949年5月18日顾传玠率全家去了台湾。

顾传玠再也不曾登台演出,偶尔在家中唱戏,扮演多是悲剧角色,听众只有元和一人。在台湾,顾传玠也想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屡屡碰壁,诸事不顺,还欠了外债。

1966年,顾传玠因肝病去世。顾传玠去世后,张元和致力于弘扬昆曲,80多岁还客串了王颖导演的电影《喜福会》。

一次,在扮演《长生殿-埋玉》的唐明皇时,张元和忽然出戏,潸然泪下说:“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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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和的自由之恋

1909年,允和在拂晓时分降临人世。她一生下来脖子就被脐带紧紧长绕了三圈,接生婆使尽浑身解数来解救这个生命,然而却始终没有效果。就在所有人都打算放弃时,只有允和的奶奶还在坚持。

允和看上去瘦骨嶙峋,但还是孩子的时候,允和就不喜欢看戏里的爱情场景,她喜欢勇敢激烈,嫉恶如仇的英雄,这些英雄里她最喜欢的是关公。

允和在16岁时就认识了周有光,因为周有光的妹妹是允和的同学。直到允和上大学,她和周永光才开始真正交往。

结婚前不久,周有光写信给永允和告诉她自己的担忧,他害怕的是“我很穷,不能给你幸福”,允和回了一封十页的长信,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与周有光结婚成家后,允和只能去和婆婆及四个大姑子住在一起,在此期间她也经历了婆媳矛盾,姑嫂之战。

允和曾经将一位未婚先孕,却又无处可去的高中同学带回新婚不久的家中。结果引得邻居们热议,甚至有人怀疑允和的生活也不检点,引起了婆婆的强烈不满。

但是对于允和来说,她真正的灾难是从1937年秋,日军进攻中国那一夜开始。从那时直到战争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

不仅如此,允和还经历了流产,孩子早夭,女儿小禾患盲肠炎病逝,儿子晓平又被流弹击中命悬一线。

允和总说,在自己最绝望和危难的时候,是家人们的物质支援和精神关怀帮助她渡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尽管经历的不幸有这么多,允和总能找到方法消除焦虑,在陷入低谷时她还哼唱着昆曲,即便日子再苦也这么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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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与佳人的鸿书恋

张兆合出生时,母亲陆英哭了,兆合是老三,老三还是女儿,这次连老祖母都打不起精神了。

兆合生的不是时候,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欢乐,兆合说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孩子,跟姐姐们没法比。

兆合的童年没有像兄弟姐妹那么被娇惯,姐姐欺负她的时候,她也不会埋怨。兆合内心顽固,喜欢沉思,看起来很执拗,但也有慷慨宽容的一面。

当兆和还是一名中国公学的大二学生时,比她大八岁的沈从文就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并把他那狂热的爱意告诉了胡适先生。但纵使胡适对沈从文百般赞许和推崇,兆和也决意不接受他的爱情。

写信追求兆和的人很多,然而她从未接受和回馈任何人的倾慕和示爱。她在中学时代曾有过好感的老师写来情书时,她毫不留情的回信“拜读尊翰,不知所云”。

然而就是兆和这种冷冰冰的气质令沈从文沉醉无法自拔,在用书信苦追四年后,张兆和终于松口了。

兆和最终选择接受沈从文,在新婚之初,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啜饮着爱情的甜酒,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934年,沈从文就回湘西探亲。沈从文在途中给兆和写了许多信。在信中他称兆和为三三,张兆称他为二哥,兆和在信里担忧地说:“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

沈从文则回信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可惜的是,婚姻除了写信和看信之外,还有太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生活,出现的甜蜜时光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重重,而他们也总是聚少离多。

1937沈从文与朋友离开北平,而张兆和与孩子没有同行。后来,在信中沈从文想让张兆和南下,而张兆和则坚持留在北京。

沈从文感觉到了兆和的迟疑,在信中他说,“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虽然兆和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去跟丈夫团聚,但此后夫妻两人的生活却时时充满着不和谐。

兆和在与沈从文的婚姻里始终保持着冷静理性,而沈从文对爱情、对婚姻有着更多的憧憬,他期望婚姻在相濡以沫之外,还能有灵魂上的相知相惜。

可是张兆和连沈从文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还总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她甚至对他的稿子看不过眼,忍不住去改动里面的语法。

直到沈从文过世后,张兆和在整理出版他们的通信后,她写到:“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终究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理解,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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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的跨国之恋

充和从小被带回安徽老家,过继给叔祖母抚养。这位叔祖母讲究礼节风度,并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她充当了充和的启蒙老师。当充和再年长一些的时候,祖母为她聘请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对她悉心教诲。

三岁前,兆和就学会了背唐诗,然后又读了几种启蒙书,为继续攻读“四书”打下基础。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然后就学习写诗。

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

充和没有花太多时间准备北大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

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她就是搞不懂数学。

那一年,有数千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平,争夺全国最好的五所学校那几百个录取名额。

她的数学考了个无可争议的零分,但她的国文却得了个满分,结果考试委员会破格录取了她。然而,在1936年兆和因为肺结核被迫退学。

后来她经沈从文推荐,进入了西南联大的编委会。在此期间,充和认识了书法家沈尹默,甚至拜沈尹默为师,此后开始了长达几十年,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书法练习。

充和在重庆期间,写出了她最好的诗词作品。然而战争总是让她忧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难。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那年九月,通过姐夫沈从文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

没有人会去问充和为什么嫁给汉思。但是,他们这一结合确实有些奇怪:一个国学修养和传统艺术十分精深的女性居然决定嫁给一个西方人、一个外人,然后离开中国,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与她喜爱的世界毫无联系的地方去定居。

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方朋友赠送的古砚和几枝她最喜欢的毛笔,一盒历史悠久的古墨。

远在美国的充和幸运地避开了随后的政治、文化风暴,她依靠着带去的这点东西,开始着她的新生活。

以上就是《合肥四姐妹》这本书的精华。

叶圣陶曾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合肥四姐妹尽管经历了流离失所、生离死别,她们依旧活出了精彩,活出了才情。

托尔斯泰写道:“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

也许我们不是身出名门,也没有四姐妹那样的“沃土”,我们成不了传奇。但我们也能成为四姐妹那样的精妙女子。

想成为德才兼备的女子需要有面对困难的强大勇气,有解决问题的冷静头脑,有面对生活的毫不妥协。

当我们决心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对待生活中的困难不能妥协,当我们坚持自己,相信自己时,流露出来的固执与自信也是一种魅力。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学习充实自己,不安于现状,提高个人的素质和修养。

我们不能惧怕困难,也不能过分在意门第与阶级,如果我们本事了得,总有一天能战胜阶级,超越门第,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活出尊严,避免苟且,眼光长远,收起抱怨,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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