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在法兰西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的著名演讲中，福柯提出，自１８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在社会控制中发明了一种不是规训权力的权力新技术，亦即直接干预生存的生命权力。与更多地作用于人的肉体的规训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总体性生物学活体存在，也是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认知对象的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正是在对人口的治理中，诞生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下全新的治理术———治安，这是资产阶级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场域的结果。治安，亦即社会治理中的经济学———它同样不是通过人为的强制实现的，而是驱使社会生活在自然性上自行运转和自发调节。是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治理术的本质正是作用于复杂情境中的微观生命权力支配。

一、“怎样”活着：面对生命权利的权力技术

我们知道，早在《性史》第一卷（1976）的最后一章里，福柯就首次提出了生命政治学（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的观点。到了“必须保卫社会”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也就是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７日的讲座开始之后不久，福柯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断言：他有一个新发现，自１８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不同于规训权力的权力新技术，这就是直接干预生存的生命权力（ｂｉｏ－ｐｏｕｖｏｉｒ）。他所自造的ｂｉｏ－ｐｏｕｖｏｉｒ一词。根据我所作的词频统计，这一概念正是在此突现的，因为在此前的《词与物》、《认知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不正常的人》中，ｂｉｏ－ｐｏｕｖｏｉｒ一词的使用频次均为零。

首先，依福柯的理解，生命权力并不排斥规训权力，而是包容原先的规训权力技术的，这两种权力技术处于不同的等级层次中。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是重叠发生作用的。其次，与原来的规训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整体，不再只是“针对肉体，而是针对活着的人”。肉体，是人的现成的实体存在；活着的人则是指人怎样存在的生命活动和具体生活。福柯自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他指出：“规训试图支配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分解为个体，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且可能被惩罚的个体。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 反，使 人 群 组 成 整 体 的 大 众 （ｍａｓ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ｅ），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

规训权力将人分解成可直接监控的对象，从肉体上塑形和监控，而生命权力则是在更大的尺度上支配整体的生命（人口），由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了不同于规训——“肉体的政治解剖学”的“人类的‘生命政治学’”（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福柯在这一讲座中１８次使用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一词。此词同样是在此讲座中突现的，以前所有文本中它的使用频次皆为零。应该说，资产阶级的现代生命政治学是福柯极为重要的政治学断言。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左翼激进批判中的政治哲学话语（巴迪欧、齐泽克和朗西埃等）多半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就此，阿甘本这样提及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米歇尔·福柯致力于研究性的历史并揭示在其中起作用的权力的布展，他开始日益坚决地把自己的探索转向对他所谓的生命政治——逐渐地把人的自然生命纳入权力的机制和算计之中。”然而，在我看来，阿甘本并未对福柯的生命权力和规训权力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仔细界划。

福柯说，正是在资产阶级新建构的生命政治学中，才第一次出现了一种被重新建构起来的新的社会实体，即不是个人—肉体的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生命政治学与人口相关，人口作为政治问题”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当然，此处这个人口概念显然不是传统社会学或经济学中那种简单的数量范畴，而是一个全新的被重新构境的政治概念，即在人类生命整体存在意义上的政治治理对象。福柯说，新的权力控制不再是肉体之规训，而是“对生命，对作为类的人的生理过程承 担 责 任，并 在 他 们 身 上 保 证 一 种 调 节（ｒéｇｕ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而不是规训”。福柯在此讲座中22次使用 ｒéｇｕｌａｒｉｔé及 其 相 关 词。依 我 的 理 解，这 个ｒéｇｕｌａｒｉｔé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以后，福柯用重新构境过的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治理）取代了它。依福柯的界划，规训与调节，是资产阶级手中两种不同的权力运作模式。这二者，恰恰都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在民主、自由和博爱背后故意遮蔽起来的东西。

在福柯看来，与传统封建专制中的阴暗的、总是要置人于死地的权力不同，与资产阶级塑形肉体的规训权力也有差异，作为资产阶级新发明的“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由于这个权力的新技术，出现了一种连贯的、有学问的权力，它是‘制定活着’（ｆａｉｒｅ　ｖｉｖｒｅ）的权力。君主专制制定死亡，让活着（ｌａｉｓｓａｉｔ　ｖｉｖｒｅ），而现在出现了我所说的调节的权力，它相 反，要 制 定 活 着，却 让 死 亡 （ｌａｉｓｓｅｒｍｏｕｒｉｒ）”。显然，福柯这个思想构境比较难进入和理解。我的看法，福柯通过这段颇为绕口的表述是想指认，与传统专制权力中那种面向死亡的消极而悲惨的生存情境不同，也与机器般运转的规训构序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支配方式中的确发生了某种重要深层改变，即生命权力不再直接面对死亡（甚至很多国家直接取消死刑）和肉体塑形，转而关注让人“怎样”（ｃｏｍｍｅｎｔ）活着。用资产阶级的话语，就是摆脱专制，民主、自由和博爱地活着。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就在这个“开心地活着”的场境层面上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干预和控制，表面看起来，这种干预和控制是为了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实则却是让生命在更深的存在构境层中生不如死。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操作的生命政治。

福柯说，这样，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中就出现了相互重叠的两个权力系列：“肉体系列—人体—规训—机关；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ｍéｃａｎｉｓｍｅｓ　ｒéｇｕｌａｒｉｓａｔｅｕｒｓ）—国家”。依他的看法，也是从19世纪开始，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才真正完全占有了人类生命本身：“通过规训技术和调节技术两方面的双重游戏（ｄｏｕｂｌｅ　ｊｅｕ），它终于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并且，“这个过度的生命权力（ｅｘｃèｓ　ｄｕ　ｂｉｏ－ｐｏｕｖｏｉｒ）于在技术上和政治上给予人这样的可能性以后：不仅仅是安排生命，而是使生命繁殖 （ｐｒｏｌｉｆéｒｅｒ），制造生命，制造怪物（ｆａｂｒｉｑｕｅｒ　ｄｕ　ｍｏｎｓｔｒｅ），制造（至少）无法控制和具有普遍毁灭性的病毒”。如果放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的观点听起来就仿佛是一个巫师的黑色预言，可悲的是，这则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却已然成为现实，克隆和基因技术已经在挫败人类伦理底线的各种实验和发明中制造生命，制造怪物，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病毒。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权力的直接恶果已经直接显现。我不能不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是异常深刻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超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域。是我们需要认真省察和沉思的。

1978年，福柯开始了题为《安全、领土与人口》（Ｓéｃｕｒｉｔé，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的演讲。上文已经论及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的思想在此讲座中得到进一步的具体深化。在1978年1月11日的演讲中，他说：“生命权力在人类中构成了基本的生物特征（ｔｒａｉ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这些 机 制的整体 将 能 够 进 入 一 种 政 治、政 治 策 略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和权力的一般策略（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的内部”。福柯 在 此 讲 座 中 17次 使 用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ｅ一词。与传统权力实施的方式不同，资产阶级全新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部署方式都是策略性的，它甚至已经不是规训权力中那种时间与空间中的肉体操持，转而进入了生命存在本身的无形构序和支配。这里的策略性即是指生命权力的非物性操作、不可见和非直接作用方式，它往往在生命存在的日常微细发生和惯性运转中融化为构式方式本身。所以，生命权力往往是不可反抗的，因为它就是资产阶级的生命存在样式。抗拒它，即是不活。

福柯精心地界划道，要想进入他所讨论的这种新型生命权力的思想构境，首先，就得在方法论上厘清，他所指认的权力“并非一种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一种流体（ｆｌｕｉｄｅ），也不是什么出自某物（ｑｕｅｌｑｕｅｃｈｏｓｅ）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系列机制和程序的集合（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ｄｅ　ｍéｃａｎｉｓｍｅｓ　ｅｔ　ｄｅ　ｐｒｏｃéｄｕｒｅｓ）”。机制和程序的集合，这就是场境存在中的 权力布展。这是很难进入的一种新的理解构境层，它首先要从传统哲学理解中的实体存在论走向关系本体论，再从关系建构中发现生命存在的突现和场境建构性，最后再从新的生命政治构境层捕捉资产阶级生命权力的无形场境布展。福柯之后不断发明出来的权力力量线、牧领权力和治安等概念都是在这一新的构境层中建构和生成的。福柯专此明示，自己研究生命权力的方法与以往所有权力研究的不同点在于——并非基于可见的感性实体和外部强制，而是权力运作中不可见的功能性的力量场境及其活动机制。他说过，与封建专制条件下的强权相较，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异质之处就在于已经转换成不能直接占有的东西了，是一种看不见的构序力量和关系线。

其次，这些作为复杂权力关系出现的东西，不是独立实在 的，不能 “自 动生成”（ａｕｔｏｇéｎéｔｉｑｕｅｓ）和“自我持存”（ａｕｔｏｓｕｂｓｉｓｔａｎｔｅｓ）。具体而言，资产阶级新型的生命权力关系不同于封建专制———它不再以独立的政治特权或法规出现，而只是依存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如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性关系之中具体寄居和布展。福柯认为：“权力机制内在于所有这些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之中，它们之间互为循环的因果（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ｅｆｆｅｔ　ｅｔ　ｌａ　ｃａｕｓｅ），而且，很明显，就在人们可以在生产关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家庭关联和性关联之中发现的权力机制之间，有可能发现单边的协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ｔéｒａｌｅｓ）、等级化的依附（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ｉéｒａｒｃｈｉｑｕｅｓ）、同构现象（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ｅｓ）、同化或技艺上的类似和连锁效应，它们使我们可以用一种逻辑的、协调的和有效的方式考察整 体的权力机制。”

显然，福柯这里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就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此时此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话语的在场，再一次令我感觉到，一旦真的接近社会存在，福柯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近马克思。接下来，我们还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不表现为独立的可见的政治强制。它们往往寄居于其他重要社会关系之中，作为这些关系关键性构成的质性潜在地发生场境支配作用，它们可能是单方面地发生作用，也可能是依附式地产生影响，甚至表现为同构性和共振化的连锁反应。

再次，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运行仍然是一种真理政治学（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ｖéｒｉｔé）。福柯在此讲座中使用ｖéｒｉｔé一词近１００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观点了。福柯说，不同于传统的具象权力研究，他对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生命权力的分析往往是哲学式的，在他的脑海里，“权力机制的分析的作用就是揭示认知的效果，它们通过在我们社会中的斗争、对抗和战斗，以及作为斗争要素的权力策略生产出来”。其实，我们已经知道，通过认知—真理塑形存在的权力策略，是福柯透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的重要武器。不过，福柯在这里是强调生命权力对真理性话语的借力。

福柯十分得意地自诩，如果说他对资产阶级生命权力的研究是在哲学高度上开展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实践哲学（ｐｒａｔｉｑ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福柯在此讲座中１５５次使用ｐｒａｔｉｑｕｅ一词。并且，他也不是在传统政治学论域中讨论学术，而是直接基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真实运转进而从中“深入到真实力量的战场内部”———亦由此，人们才能跟随他真正洞 悉 资 产 阶 级 生 命 政 治 权 力 的 真 实 运 行机制。

二、似自然的人口：生命权力安全治理的对象

基于上述的方法论构境重设，福柯开始转向自己真正的演讲主题，即“安全、领土和人口”上来。我们能发现，这与福柯先前已涉及的讨论域并非是连续的。除去上面已讨论的人口，安全和领土都算是此时在福柯之思中突现的奇怪概念。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福柯具体讨论中的学术构境。

福柯声称，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的一般经营（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正在成为一个有关安全的构序（ｌ’ｏｒｄｒｅ　ｄｅ　ｌａ　ｓéｃｕｒｉｔé）”，或者 说，资 本主 义 正在 进 入某 种 由安 全 技术 统 治（ｄｏｍｉｎéｅ　ｐａｒ　ｌ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ｓéｃｕｒｉｔ）所 支 配的“安全社会（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　ｓéｃｕｒｉｔé）”状态。福柯在讲座中３５３次使用ｓéｃｕｒｉｔé一词，说明它是福柯这个文本中突现的高频词。安全，在此无疑是一个很突兀的说法。福柯越来越在概念的使用上模仿海德格尔，即将日常概念重新构境和深化为一个让人感到完全陌生的新词。此处，还必须指认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构境面，即福柯所体认到的资产阶级世界在社会控制上出现的日常化倾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已不再是权贵们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而悄悄地转化为遍布日常生活本身之中的隐性支配。生活存在本身就是统治的实现，因此，日常生活的概念将取代政治概念。这是福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秘密构境意向。显然，这个“安全”并非我们常识中的平安，而是特指一种新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权力指向，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法典，也异质于我们早前刚刚熟知的规训，而是一种 “安 全部 署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ｆｓｓéｃｕｒｉｔé）”。这个安全部署与福柯后面将重点讨论的治安（ｐｏｌｉｃｅ）概念有内在的相关性。尤其应当指出，司法—法律机制、规训机制与安全机制，固然发生于资本主义不同的时代，但它们之间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交融，只是在不同时期内主导性的方面各异而已。福柯判定，现今居资产阶级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正是与生命权力相关的安全部署。

与这个安全部署相关，福柯在空间上也给予了一个比较性的参数。在空间上，与安全相对的是主权与规训，“主权（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在领土（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边界内实施，规训在个体的身体上实施，安全在整个人口上实施”。此处我们再次遭遇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这个概念，但与上述讨论中涉及的主权理论不同———这一次，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神圣天赋权利，而是转指国家主权。现在我们知道，主权的空间对应物是领土，由此，福柯才会明确指出，此处的国家主权主要与领土、城市特别是首都的中心化相关联。显然，领土概念的出场是一个历史性的辨识。故而，如果把上述三者的活动空间和具体作用再作一个相关的对比，自然得出如下结论：“主权将领土首都化（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ｅ），提出了政府位置（ｓｉèｇｅ　ｄｕ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的主要问题，规训架构起一个空间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的关键问题，安全则试图整治环境（ｄ’ａｍéｎａｇｅｒ　ｕｎ　ｍｉｌｉｅｕ），根 据 一 些 事 件（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ｓ）或一系列事件，或者可能的要素，这些系列都需要在一个多阶的和可变的框架中来调节。”

福柯在此想重点讨论的问题，显然是被他指认为根据一系列事件“整治环境”的安全机制。福柯在此讲座中５０次使用了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一词。前面我们讨论这个概念，还是基于认知考古学中的话语事件场。而在此处，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是指非实体的社会生活建构场境，这个词也是后来巴迪欧哲学的核心关键概念。首先，此处作为整治对象的“环境”并不是拉马克提出的那个自然环境，而是一种在关系性社会存在（事件）中建构起来的似自然的（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ｅｌ）“人为的环境（ｍｉｌｉｅｕ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ｅｌ）”，或者叫“历史—自然的环境（ｍｉｌｉｅ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ｎａｔｕｒｅｌ）”。竟然在福柯的讨论中直接看到这个我自己也使用过的“似自然性（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ｅｌ）”，这令我十分吃惊。虽然他在此讲座中仅两次使用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ｅｌ这个词组。此外，福柯显然对黑格尔并不熟悉，所以他并不像青年卢卡奇和阿多诺那么了解“第二自然”的深刻含义。这个似自然性的社会存在环境正是生命权力要干预的真实目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福柯向我们强调的人口—自然，即“由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ｓｏｃｉａｕｘ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编织而成（ｔｒａｍéｅ）的人口”———这种关系性的似自然存在在此恰作为另一种“人的类（ｅｓｐèｃｅ）”。这有些像列斐伏尔改造传统的空间概念，在那里，空间已不再是物理的广延性，而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口也不再是个人肉身的数量总和，而是社会关系建构的另一种类存在。

 

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自然—自由：安全治理的现实基础

我们知道，福柯学术思想构境中出彩的方面是对历史的关注，这一次他依然是直接回到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史中去寻找事实作为生命权力存在的例证。不过，这种历史证明这一次是在经济学（éｃｏｎｏｍｉｅ）学说 史 的 角 度 上，从重商主义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ｅ）向重农论（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的转换开始的。福柯在此讲座中，１４７次使用éｃｏｎｏｍｉｅ一词。这说明福柯已开始关注和直接利用经济学。上一次福柯集中讨论经济学还是在《词与物》一书中。显然，这里福柯的思想构境中不存在后来阿甘本重 构过的éｃｏｎｏｍｉｅ———安济观。而且，依我的看法，福柯此处关于经济学学说史的思考，也意味着他对马克思的一种无意识回归（“回到 马克思”）的开始。我注意到，巴里巴尔正确地看到了发生在福柯思想进程中的这种“从决裂到战略联盟”的转变，正是在福柯晚年的生命政治研究中，他“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分析的方法和概念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1978年1月18日的演讲中，福柯站在一个比较性的视角上指认：基于对实体贵金属的追逐，17世纪重商主义的社会支配形式总是以人为的禁止和控制为前提的，比如当食物短缺时，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禁止出口、禁止囤积———总之，社会控制始终处于一种可见的消极的限制和监控之中；而到了18世纪的重农论时期，自由贸易和流通开始真正发生作用，可是就在这个人们一般看到经济学思想变化的地方，福柯辨识到的却是资产阶级治理技术（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的重大变化，即在自由放任之 下 “安 全 部 署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ｆｓ　ｄｅ　ｓéｃｕｒｉｔé）的 建立”。在此讲 座中，福柯 88次使用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一词，9次使用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词组。依福柯自己的判断，此时他已经不再处于认知考古学的研究 语 境 之 内，而 是 在 “权 力 技 术 谱 系 学（ｇéｎéａ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的线索之中”了。在此 讲 座 中，福 柯 １２ 次 使 用 ｇéｎéａｌｏｇｉｅ。这是前述认知谱系学的进一步推进。福柯发现，同样是处理食物短缺，重农论没有提出限制和监控，反倒主张了一种与重商主义完全相反的非人为的自由放任的态度，“通过‘让其做’（ｌａｉｓｓｅｒ－ｆａｉｒｅ），‘让其过’（ｌａｉｓｓｅｒ－ｐａｓｓｅｒ），放任他们，‘任其自然’（ｌａｉｓ－ｓｅｒ　ｌ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　ａｌｌｅｒ）”。这种自由—自然的处理方式的结果是———市场自发调节粮食价格，最终使食物短缺得到非人为的治理。这就是所谓安全治理模式，也是资产阶级新型生命权力治理———安全部署的核心机制。我认为，福柯此处对经济学说史的分析是准确和深刻的，由此得出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统治术的质变———安全治理的观点 也 值 得 我 们 深思。这也是后来福柯所强调的资产阶级社会治安的初始现实基础和运转机制。

福柯指出，为了差异性地看到安全治理的独特性，可以把这种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生命权力在自由放任中“让你活着”的安全治理（调节）方式与规训权力的作用机制做一对比：其一，规训权力总是向心式的，它习惯于通过对人的包围和封闭来进行社会控制；而安全部署则是离心式（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ｓ）的，总是向外扩张，惯常通过生命存在开放式地引入新的因素来扩大自己。其二，规训权力不放过任何事体，习惯于通过微观到毛细血管的“不准”来建构人为的细微监控，并以此支配一切；而安全部署则是放任的，积极地让被控对象自由发挥自己的本性，没有绳索的放任即是新的更深的自愿臣服。其三，规训权力借助法律系统，通过禁止和允许生成特定的有序性，成为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模式；而安全部署则从原先以禁止和阻挡为核心的否定性的思维转向肯定性！这种肯定性建立在对人的本性（自然，ｎａｔｕｒｅ）的自由主义（ｌｉｂéｒａｌｉｓｍｅ）的认 同 之 上。福 柯 在 此 讲 座 中174次使用ｎａｔｕｒｅ一词。这就走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核心政治意识形态构境中来了。

在福柯眼中，18世纪之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的意 识形态 （ｉｄé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ｌｉｂｅｒｔé）”真 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上，福柯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缘起于其早期写作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在该书里，他明确讨论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语境中的这种自由。这时他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这种自由和自然中的真正自由距离遥远：它处处受到限制和压迫，和个人最合法的欲望正对立：这是利益、合纵连横、金融组合上的自由，而不是人、精神、心灵上的自由”。并且，福柯明确指认，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是在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商品交换和资本重组上的自由，是一种被经济关系绑架的自由。这种所谓的在市场交往中生成的自由，“不但不能使人重新拥有自我，还不断地把人和其本质及其世界相隔离；它使人迷失于他人和金钱的外在性之中”。我认为，福柯对资产阶级自由观的认识是深刻和具有穿透力的。当然，那时的福柯在关于自由的认识上，还未曾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和控制的层面来。

而此时，福柯关于资产阶级自由的看法则更加深刻和成熟。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确实不只是一种观念，而是一整套在现实的经济—政治中发生着社会控制作用的虽然公开化却无法透视的隐性机制。福柯指出，资产阶级“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技术是自由，实际上，这个自由应当纳入权力技术的更替和转换（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中来理解。以一种更精确和更个别的方式来理解，自由并非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与安全部署的建立相关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即为福柯此处所指认的充分反映资产阶级安全部署的本质！福柯在此讲座中60余次使用ｌｉｂｅｒｔé一词。

“新 的 观 念 是：对 人 的 治 理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本质上首先应该考虑事情的本性（ｎａｔｕｒｅ　ｄ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而不是人的恶习，对事物的整治（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首先要考虑人的自由（ｌｉｂｅｒｔéｄ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考虑他们想做什么，考虑他们的利益是什么，考虑他们之所想，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要素。权力的物理学（ｐｈｙｓｉｑｕｅ　ｄｕ　ｐｏｕｖｏｉｒ）或者说把自己理解为在自然的要素（ｌ’éｌé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中的物理运动的权力。权力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调节（ｒé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它只能通过人的自由才能运转。”

在福柯笔下，自由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而首先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精妙的生命政治权力技术。它是资产阶级治理活人和整治物最重要的安全部署：它不再着眼于人为地禁止或阻挡人的恶习、犯罪，而是让人的本性（自然）、让过去被压抑的“肮脏”欲望和私利自由地释放出来，任其自由角逐，最终由市场的自发性调节来达到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安全。由此，人们在这种资产阶级安全部署之下的自由生存将是无怨无悔的，这是生命政治最核心的本质。也是在这个构境意义上，福柯在转喻的构境中，将 安 全 部 署 中 的 权 力 指 认 为 物 理 权力———言下之意，相对于传统政治权力的人为主体性，资产阶级的这种新型权力不再是简单的可见的禁止，而恰恰是让权力在人们所说的天然的、“实在的要素（éｌé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ｒéａｌｉｔé）”上发生不可见的客观物理作用——

“这些机制的目标是消灭一些现象，但完全不采用禁止的方式“你不能这么做”，也不是“这是不 能 发 生 的 ”，而是通过现象本身（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ｓ　ｅｕｘ－ｍêｍｅｓ）来逐渐消除这些现象。把这些现象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而不是以强制的法律对它们说不。”

我觉得，福柯这里对“物理”的使用是很深刻的———资产阶级新型的生命权力已不再是主体强制，而是生命和事物自身存在的客观机制。通过现象本身消除现象，通过人的本性的自由释放来治理人———此即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科学秘密。我以为，这正是福柯有关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研究中最深刻的内容之一。

 

四、第二自然性：基于人口的安全治理

1978年1月25日，当演讲过半，福柯突然提到，在西方18世纪初叶，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人物，他是全新的，以前没有人看到，他也没有得到过承认和认识，这个新人物在18世纪开始的时候闪亮登场，他就是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从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人口并非一般人口学意义上的规定，而是“作为权力的关联物和认知的对象 （ｃｏｒｒéｌａｔｉｆ　ｄ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ｅｔ　ｃｏｍｍｅ　ｏｂｊｅｔ　ｄｅｓａｖｏｉｒ）”。这当然是一个颠覆性的重新构境。

福柯再次指认道，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之中，也就是从多数人们看到经济学进展的地方，他却在政治学意义上发现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在那里，人口已经从传统的被统治的对象转变为资产阶级汲取统治力量的来源———人口提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成为国家力量的源动力。所以，在重商主义那里，“人口 是 财 富 的 来 源，是 生 产 力 （ｆｏｒ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也是 规 训 的 框 架 （ｅｎｃａｄｒｅｍｅｎｔ）”。同时，重商主义也将人口视作法律主体的集合，这主要是在“统治者与臣民的轴线（ｌ’ａｘｅ　ｄｕ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　ｅｔｄｅｓ　ｓｕｊｅｔｓ）上思考人口问题”。而与此相反，后来的重农主义的人口策略则有较大的调整，他们不再将人口简单地视作主体的法律—政治概念，而是开始将人口“看作集合（ｅｎｓｅｍｂｌｅ）的过程，对这些过程的处置（ｇéｒｅｒ）应该 置 于 它 们 所 具 有 的 自 然 （ｎａ－ｔｕｒｅｌ）之中，并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性出发”。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遭遇过福柯此处论及的自然场境，它实际上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即在社会生活中生成的人的似自然性（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ｅｌ）。不难看出，福柯思考重农主义的角度同样是在经济学之外的———并且，这一次，他的着眼点是社会权力的支配方式改变。

那么，福柯所看到的 人口的自然性是什么呢？缘何人口不再是可见的法律主体的集合，而变成了不可见的生命权力“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技术—政治对象（ｄ’ｏｂｊｅ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这的 确 是 很难进入的思考构境层。为此，福柯指出了两条破解性路径：

首先，安全治理中对人口自然状态的曲线控制。从１８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已不再是“简单地指居住在领土上的个人的总和”，也不是一个给定的不变要素，即作为统治者的直接支配对象，而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形成一种不透明的动态关系，并由此生成为一种“自然现象（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　ｄｅ　ｎａｔｕｒｅ）”。福柯在此讲座中１９０次使用ｎａｔｕｒｅ一词，说明ｎａｔｕｒｅ概念正在成为此时福柯思想中比较重要的关键词。福柯指认道，这个自然 现 象 与 统 治 者 法 律 意 志 论 （ｖｏｌｏｎｔａｒｉｓｍｅｌéｇａｌｉｓｔｅ）相比而言是“更有深度的东西”。显然，这个自然性的人口指的还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对象，而是指让人口处于自身本然的状态中，只通过改变相关的其他因子和要素来对其发生间接的影响。譬如，改变现金流或者出口比例来调整就业率，进而对人口发生影响和作用。比之资产阶级法律意志中的直接控制来说，这是一个不易发现的间接发生作用的、很复杂的曲线控制。以至于，福柯故作神秘地将其称之为一种新的生命权力技术：

“不再是使臣民对统治者意志的服从，而控制一些看起来与人口不相干的事物，通过计算、分析和观察思考，人们知道控制这些事物可以实际上对人口施加影响。我认为，人口的这个可以渗透的自然性（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ｔéｐéｎéｔｒａｂｌｅ），使得权力的合理性组织的方法（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ｌ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ｍéｔｈｏｄｅｓ）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让人口在一种间接控制的变数关系中发生自发性的自然改变，而不再是通过外部强制来直接控制，这是一种新的基于非人为的自然性的生命政治权力运作方式。

其次，安全治理中人口作为自然现象的第二种实现方式，是让其本性中的欲望（ｄéｓｉｒ）自由释放出来。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中，欲望是人基于自然本性的正当的行为动机，而不是 神学构境 中 的魔鬼。在由不同的个人构成的人口中，“欲望，所有个人都因它而动”。资产阶级正是要利用欲望的自然性特点，使其直接进入“权力和统治技术的内部”。与传统的封建专制不同，资产阶级不再压抑人的欲望，反而刺激和鼓励它的释放，在其自然存在的状态中实现自发调节，从而布展安全 权力对人 口的治理。福柯指认，这正是整 个资产阶 级 功 利 主 义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ｔｅ）哲学的建构基础。在福柯的同页手稿上还有这样一句话：这种“功利主义哲学对于人口治理的作用，如同意识形态对于规训的作用”。这是一个有趣的比较。

由此，人口就作为一种自然（本性）进入技术权力领域，“第 一 次，不 再 把 人 称 为 ‘人 类’（ｌｅ　ｇｅｎｒｅｈｕｍａｉｎ），而是‘人种’（ｌ’ｅｓｐèｃｅ　ｈｕｍａｉｎｅ）”。福柯的言下之意，过去，人将自己与一般动物进行差异性类别化以实现区分，而在资本主义全新的人口要素中，人却再 一 次 回 到 自 在 状 态 中 的 物 种 的 生 物 圈（ｂ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ｐｒｅｍｉèｒｅ），即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动物。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自在）人口相一致的，还包括全新的社会上层存在中的由自然化分布活动和放任发声自发建构起来的“公众”（ｐｕｂｌｉｃ）：即“舆论、行为方式、习惯、恐惧、偏见和要求”建构起来的社会实在。公众不是主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在自发建构意义上的自然场境存在———这正是全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秘密。福柯认为，这提供了一个“从物种的生物学本源到通过公众概念所提供的可控制的外形（ｓｕｒｆａｃｅ）”，这是一个自在性的全新实在场（ｃｈａｍｐｄｅ　ｒéａｌｉｔé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这个自在的实在场正是资产阶级新的权力技术布展中的另一个对象。福柯在此讲座中仍然８４次使用ｃｈａｍｐ一词。

 

五、治安：面对人口的治理术

福柯指出，他越多提及作为自然的人口，也就越少涉及君王式的可见统治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因为，面对人口这样一个新的自在实在场，资产阶级的策略正是非人为的治理（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福柯在此讲座中５６８次使用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一词。这显然是他此时高度关注的问题。福柯说：“国王 统 治 （ｒèｇｎｅ），但 不 治 理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治理与统治之间的关系翻转过来，相比主权（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相比统治，相比帝权（ｉｍｐｅｒｉ－ｕｍ）而言，治理更为基本，我认为，现代政治问题是完全与人口紧密相连的。其系列是：安全机制（ｍéｃａｎｉｓｍｅｓ　ｄｅ　ｓéｃｕｒｉｔé）—人口—治理和人们所说的“政治”这个领域的开放，所有这些，我认 为 都 构 成 了 应 该 加 以 分 析 的 系 列（ｓéｒｉｅ）。”

据阿甘本的考证，“国王统治，但不治理”一语出自神学家厄里希·彼得森关于神圣一主制形象的评点：“主上统治，但并不治理”（Ｌｅ　ｒｏｉ　ｒèｇｎｅ，ｍａｉｓ　ｉｌｎ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　ｐａｓ）。福柯认为，在资产阶级现代生命政治建构的这个全新治理场中，传统的有面孔的统治者固然消失了，但无面孔的治理这种基于生命本身的控制却“更为基本”。福柯甚至认为，从魁奈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在“处理人口问题的治理”。这个新的人口，才是当代资产阶级政治中治理艺术（ｌ’ａｒｔ　ｄ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ｒ）的真正对象。福柯在此讲座中１２０余次使用ａｒｔ　ｄ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ｒ，这一词组也可以被译作治理技艺。更有甚者，就连整个西方人文科学的出现，也“必须从人口的诞生出发来加以理解”。换句话说，西方人文科学中后来出现的那些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大致上都与这种重新构境中的资产阶级人口治理相关。

在１９７８年 ２ 月 １ 日的演讲中，福柯明确指认道，治理在西方最早出现于１６世纪，在打破封建专制和宗教改革的两个维度上才生成了一般意义上治理的问题式（ｐｒｏｂｌéｍａｔｉｑｕｅ）。依福柯的看法，正是在社会治理的原则“传递到个人的行为和家庭的治理中”时，才出现了所谓的面对日常生活的治安（ｐｏｌｉｃｅ）问题。如前所述，这个ｐｏｌｉｃｅ是一个颠覆性构境论意义上的概念重写。福柯在此讨论中３２９次使用ｐｏｌｉｃｅ一词，而在上一个讲座中，他只使用了６次。这说明ｐｏｌｉｃｅ一词在此讲座中是比较性词频统计中明显的突现现象。福柯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新型治安的内在机理正是将政治经济学的自然法则“引入到政治操持内部中（ｌ’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　ｄｅ　ｌ’ｅｘｅｒｃｉ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来的结果。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古典经济学关注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法则就是放任自由的自然性！福柯指认 治安的本质就是“对事 物 的 正 确 处 理 （ａ　ｄｒｏｉｔｅ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而按照经济学的原则，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让其自然发生、自我调节。在这个构境层中，治安就是社会治理中的经济学（éｃｏｎｏｍｉｅ），它同样不是人为的强制，而是让社会生活在自然性上自行运转和自发调节。如前所述，阿甘本将福柯此处的éｃｏｎｏｍｉｅ回溯式地诠释为神性的安济（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这是有一定 道 理 的。 福 柯 在 此 讲 座 中 １４７ 次 使 用éｃｏｎｏｍｉｅ一词。资产阶级现代 治理术的本 质正是作用于复杂情境中的微观权力支配，在这个意义上，“治理的工具不再是法，而是多种多样的策略（ｔａｃ－ｔｉｑｕ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ｓ）”。是的，对福柯政治哲学构境中的这个无形的权力布展策略，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认道，“在１８世纪，治理的技艺转向了政治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统治权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ｄ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支配的政体（ｒéｇｉｍｅ）转向了治理技术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着人口而发生的，因此也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发生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认。福柯认为，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统治权消失了，“恰恰相反，统治权问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如此尖锐”！今天的统治权更根本地作用于人口的生物学基质，相对于有脸的帝王，它只是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福柯专门交待，之所以提出治理问题，并不是说“规训社会代替了君权社会（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然后治理社会代替了规训社会。绝非如此。实际上有一个统治权—规训—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 心 机 制 是 安 全 部 署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ｆｓ　ｄｅｓéｃｕｒｉｔé）”。这是一种复杂的权力力 量 线 建 构 起来的治安场。

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针对人口治理而发明的新的生命权力技术或者安全部署就是他要研究的治理术（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福柯 甚 至 宣 称，倘 若让他给这一演讲重新命名的话，他肯定不会使用“安全、领土、人 口”，而 会 使 用 “‘治 理 术’的 历 史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福 柯 在 此 讲座中１０５ 次使用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一 词。福 柯 指认，资产阶级的这种基于生命政治的新型“治理术”在现实权力操控中有三个运演层：一是“由制度、程序、分析、计算（ｃａｌｃｕｌｓ）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部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明：治理术由多种不可直观的复杂计算、分析等技术和策略构成，其知识形式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应该主要指重农主义—斯密—李嘉图式的商品生产和市场法则———其主要功用恰恰不是经济而是生命政治，其权力治理的目标是人口，其技术手段就是不可见的治安或安全部署。二是这种权力技术形成了“一系列治理特有的装置（ａｐｐａｒｅｉｌｓ）”和“一整套认知（ｓａｖｏｉｒｓ）”构成的趋势，并日益占据了与王权和规训权力对峙中的主导地位。换言之，在与传统王权和规训权力的共存中，治理权力已经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三是传统的司法国家（éｔａｔ　ｄ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转变 为 “治 理 化”的 行 政 国 家（éｔａ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 这 是 政 体 结 构 中 功 能 性改变。

福柯指出，自１８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就进入到一 个 生 命 政 治 的 治 理 术 的 时 代 （ｌ’èｒｅ　ｄｅ　ｌａ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在这种治理术的运作中，通过对身体的“投入、殖民化、利用、卷入、改变、转移、扩展”，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运行更加微观化、细小化，先前宏大的权力暴力逐步转化成通过看不见的“微细管道”和“网状组织”对生命直接发生作用的治理权力。由此，新的资产阶级特有的生命政治治理化的国家，在平和的自然式治安生存中生成一个庞大的冷血权力巨兽。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指出，“国家是冷血巨兽中最冷血的”，可是，资产阶级生命政治场境中塑形出来的治理化国家更冷血。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