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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说：读书就是回家。陪你读书，也是你陪我们读书。 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有【麦家陪你读书】。读书这条路，感谢有你，一路相伴，一路温暖。 昨天的共读中，我们知道在二十年代初一直过着禁欲生活的鲁迅终于在快四十岁的时候，遇见爱情，和女生学许广平在上海成立了新的家庭。 实际上，爱情并没有使鲁迅摆脱眼前的困境，刚到上海的鲁迅也是不适应的。 上海同北京和广州不同，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一个不断滋生出机敏、势利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温床。 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也是格外显出五花八门的斑驳色彩。 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还有一些是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和大量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像鲁迅这样一个人，会遭遇什么呢？ 今天我们将继续共读《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鲁迅到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减轻身体的疲劳，也让自己梳理一下思想上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 他到上海三个月之后给朋友写信说：“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来，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方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糕极了。” 鲁迅刚踏上上海的码头，就成为了众人包围的目标，上门拜访、约他写文章，请他去做演讲。 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几乎天天有人来敲门。刚搬进景云里的公寓，就有人来找他去演讲，每天忙于应酬。 应酬虽然麻烦，毕竟还算热闹，又有许广平陪伴在身边，如果只是应酬多一些，鲁迅大概也不过发几句牢骚，并不会觉得太苦。 除了应酬之外，就是遭遇到一些不明不白的事情。比如，他到上海第一个月，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上门前来请他去授课。 他是鲁迅在北京时熟人，态度非常亲切，还说每次用汽车来接鲁迅去讲课，鲁迅就答应了。 结果才上第二次课，汽车就姗姗来迟，第三次就直接不来，最后就没下文。 再比如，听说他来上海，郭沫若托郑伯奇和蒋光慈来找他，说是要联合起来，恢复《创造周报》，他听了很高兴，还联名在报纸上登出启示。 可是之后，此事莫名其妙就不了了之。 一直等到1928年，《创造周刊》还没出来，却出来一个新杂志《文化批判》，成仿吾以及创造社的一批年轻成员在上面接二连三的批评鲁迅。 比起这些，还有更琐碎的事情，搅扰着鲁迅的生活。 他刚到景云里，住在二十三号，周围的环境非常嘈杂，尤其是晚上，唱戏吊嗓子声，麻将馆的哗啦声，经常是彻夜不停，让习惯晚上写作的鲁迅掷笔长叹。 更可气的是，他家后门住着一位知名律师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威风，屡次向鲁迅家厨房扔石头。 鲁迅向律师父亲告状，不料这小无赖不但没收敛，还气焰更高，公然在鲁迅家门上撒尿、画乌龟。 鲁迅没办法，搬到十八号想避开邻居，结果小无赖不肯罢休，在夜里将浸透煤油的引火纸扔进鲁迅家，想引起火灾。堂堂鲁迅，遇到这种事情也很无奈。 他在上海糟心的事情，远远还不只这些，生活上不断袭来的种种麻烦，使得他吃了不少苦头，这样的遭遇，让鲁迅怎么可能喜欢上上海呢？ 经历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似乎还是苦涩的。 离开北京三年多的鲁迅，在沿着中国的南方的海岸转了一个大圈子后，还是觉得北京好。 1927年的“四·一五”事变，鲁迅并没有成为国民党“清党”的对象，也没有受到迫害，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是这场事情的局外人。 并不是鲁迅想超然世外，他本来想发挥作用，力主营救被捕的学生，可是根本没人理睬他。 局外人的感觉，让鲁迅心中弥漫了浓厚的虚无感，早已看透中国社会的无望，再清楚发现自己被挤到社会的边缘，鲁迅的心里真的会觉得无所谓吗？ 也许只有许广平能够能理解鲁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社会”其实比什么都重。 他可以对社会表示绝望，却不能够失去社会对他的敬重，因为他对自己全部的信心，都是建筑在这敬重之上的。 鲁迅势必在心里反复琢磨：“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局外人？我和社会的真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关于他的这些思绪，鲁迅并没有对人说过，他当时究竟怎么想的，从他在几所大学所作演讲的题目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轮廓。 这些演讲的题目分别是：《关于知识阶级》、《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文学与社会》以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鲁迅将知识分子被社会变革的残酷现实所吞噬，说成变革的介入，只是为了消除局外人的沮丧。他真的尽力，但并没有多大的效用。 当作家对生存的意义产生了疑问，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两只手能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 1928年的夏天，他对一个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 后来一再重复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的鲁迅，公开宣称“积下几个钱”，是因为他对精神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 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 到上海后的鲁迅“脾气大”的名声比以前更盛了。和林语堂吵架，同钱玄同绝交，变得多疑和易怒。 这一切，说明鲁迅精神危机的深重。 到上海之后的鲁迅，虽然抱怨各种应酬对他的打扰，但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半个月内连讲四五场，明明说不教书，只要有请他还是去。 在上海期间，他陆续买来一批日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认真地读。 他教许广平学日语，用的就是《马克思读本》作教材。在他的笔下，开始逐渐出现他理解的唯物主义论人析事的文字。 他写一系列的文章，激烈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积极地参加“左联”活动，1932年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执行委员。 1933年的夏天，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在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后，放出风声，说鲁迅也被列入暗杀的名单。 这些事情被鲁迅看在眼里，他想，国民党还有什么是干不出的呢？ 他那种特有的，将事情往坏处着想的心理，让他从1930年5月开始，就采取了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再对人公开自己的住处。 原本只是为了摆脱局外人沮丧，积极介入公众生活的鲁迅，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 鲁迅已经同国民党为敌，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 但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对政治性团体有着戒心，他将独立性看得很重，是不会加入任何政治团体的。 不能从精神上脱胎换骨的鲁迅，该如何自处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共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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