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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3000年，高度集权的城邦社会已经形成了国家（文明）形态的社会。很多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00，有一些可能接近20000；除了从事农业、畜牧、渔捞、采集外，出现了专门化的手工业工匠；社会呈现等级化，直接生产者必须向神或神权、军权下的统治者赋税，剩余财富渐渐集中；秩序的维持以武力为后盾；官方信仰取决于少数统治阶层的自身喜好；文字出现。 从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知道，至少到公元前1600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国家——商。而商是一个“大国”，除了王都之外（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不过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殷墟”是附属于都城的宗教性设施。），还包括各地设置的军事据点、臣服的氏族居住地。在《竹书纪年》中记载武丁时期商朝所控制的范围：“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北不过朔方，南不过荆蛮，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商的影响所涉及的范围究竟有多广，目前有些地方还很难判定。 不过从臣服的氏族可以看出，商王朝是一个城市国家的联合体，由中小城市国家附属于大城市国家的构造。而中国最早的城市特征，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在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邑的卜辞，无论是王邑、诸侯之邑，还是众多的小乡邑，《诗经》等文献中也都清楚表现。 首都博物馆 时间：2019年3月2日—6月23日 周一闭馆 地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 展厅：三层D展厅 费用：免费 新干县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是赣省最早置县之一。今县治在鄱阳湖的干流赣江中游的东岸。 图片来源网络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是1989年9月20日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沙丘实为赣江古河道，现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南5公里处是牛头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 展览图片 展览图片 由于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地处沙丘，沙质疏松，易于流动，加上地表多被扰乱、破坏，特别是千百年来，这一带常因洪水泛滥而被淹没于水中，所以无法确切找出墓壁。另一方面，葬具又全已腐朽不存,更给确定墓室的形制、结构带来很大困难。 最后推断，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土坑墓，上有东西长约40、南北宽约20、高5〜6米的椭圆形封土堆。一棺一椁。棺木范围中未见主人骨架，但在椁室东部分三处出土残缺的人牙24枚。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鉴定，属三个不同的个体：一个青年妇女和两个未成年的小孩 。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情况 图片来源网络 通过器物排比研究和碳14的科学测定，墓葬时间距今约3200年，即殷墟早、中期。出土随葬遗物的特点是数量多、种类杂、形制异。在不到40平方米的墓室内，出土各种质料的遗物1374件，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硬陶、原始瓷器139件。还有骨镞6件和朱砂若干。杰西卡·罗森在《祖先与永恒》中写道：“器物的丰富程度代表了等级；材料的物理特性（比如玉石）显示了精神价值；以物质材料构成的表现形式描绘出了灵魂的世界。” 出土之后带来了一连串问题，这个遗存的性质究竟是墓葬、窖藏还是祭祀坑？这里与中原殷商王朝是并存发展的另一个地域政权，还是其附属氏族或其设置的军事据点？从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器物上判断，如果它是和殷商王朝并存的地域政权，那这大墓的主人是谁？熟练的铸铜技术，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又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的文明有多少是完全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又有多少是受外界影响呢？他们和中原殷墟商王朝的习俗与信仰又是否相同？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情况 图片来源网络 先从出土的青铜器说起。 冶金术来自西亚，不晚于距今7000年。“冶金”的“金”是金属的统称，不仅包括铜、铁、铅、锡，也包括黄金和白银。在我国出土最早的青铜器是距今5000年左右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小刀等器物。从发掘情况来看，中国早期冶铜技术最晚在距今4500年前已经从河西走廊传入甘肃地区，然后继续向东传入黄河中游地区。而在商代时期，“金”主要是指青铜。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明都需要依靠当时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权力是用来保障财富之如此分配。青铜器不管是礼乐器，或兵农器都是那个时代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而它们的使用更是与祭祀和战争不可分开。如乌苏拉·富兰克林所说：“在中国，青铜生产的开始表示具有能够获取与补充所需的强制劳动力的蓄库的组织和力量的社会秩序的存在。” 双面神人头像 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中期）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此头像中空、扁平为双面神人造型。上部正中有圆管，可能在使用中会插上长羽毛之类，两侧出一对粗大的羊角。下部有方銎，能固定木柄。在青铜面形饰上有无穿孔、穿孔数量的多少及其位置，都会直接关系到其如何被使用。 两面均有内空的圆突目，竖耳上尖，肥鼻，有双孔，高颧，张口，两侧口角上翘，露齿，上四下八，除下犬齿外卷似獠牙外，余均作长方的铲形。头像似人似兽，面容中虽然透露着一种诡异与神秘，可不知为什么感觉透着几丝喜感。 双面神人头像两次分铸铸接成形，先铸人首上半截和双耳、双角，后铸下颔及方銎，均为二分范，沿两侧中线对开。因为浇铸温度要求不高，青铜水的流淌性好，所以各个部位和纹饰都看的很清楚。出土时完整无损，器表布有绿锈。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的青铜器大部分置于椁室范围之内，而这件双面神人头像则被置于东南角。 青铜器的丰富程度、数量、质量、工艺本身及器物在墓葬中的相关位置常常会体现当时社会地位、观念、思考和态度变化的重要线索，同时还体现功能的改变与审美的变化。出土之后，会通过它们的形状、装饰这些可见特征与先前所见到的器物进行比较，来推论器物的用途、社会和宗教的意义，和当时使用者的使用方式。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双面神人头像出土情况 图片来源网络 杰西卡·罗森在《祖先与永恒》中写道：“为仪式制作的精美青铜礼器使我们能够去考量器物以及与之配套的礼仪活动对传达社会和礼仪关系，以及对支撑这些观念的知识结构所起的作用。在此，器物体现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完整的墓葬内容配备了与礼仪、战争及日常生活相关的器物，用一种思想化的形式表现墓主等具体人物及他（或她）的经历。” 在商代文化的遗存中多次出土青铜面具，这件双面神人头像很可能与商代时期出土的其他青铜面具（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具）有相似的礼器或巫器的功能与性质。从文献记载、甲骨卜辞的内容和出土的青铜礼器来看，商代巫术盛行，而青铜面具正是从事巫术活动中人与祖先、神灵沟通的一种“神器”。 原始的全民巫术礼仪到了商代变为部分统治者垄断的社会统治等级法规，由官方任命的祝、巫师所执掌，他们手持双面神人头像进行祭祀活动。一方面希望能得到神灵和祖先的保佑，另一方面显示他们和神灵的亲缘关系，让被统治者相信，统治他们是上天的旨意。 在祭祀活动中需要花费更多力气去移动和使用器物本身这件事，就以更加引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了拥有者的社会等级和器物等级。不过，造型如此特殊的双面神人头像就算固定不动，也已经显示了它的社会等级。而当时社会等级的高下秩序，似乎就是由这些礼器的数量、大小、形状、纹饰的多样性来体显。 要知道中国早期文明不是一个纯粹世俗和功利的结构，它始终都受到一定价值体系支撑。而这种价值体系错综复杂，和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占卜、祭祀，包括其他超自然信仰交织在一起，所以其统治从根本上无法完全独立于原始宗教体系之外而独立存在。 在那个时期原始宗教的力量一直支持统治者，或者说本身就是统治者的一部分，它们通过赋予以超自然意义上的合法性和强化维持伦理政治秩序的传统价值来实现。当后期的统治者充分意识到宗教的这种价值，不断对宗教力量加以系统控制，使它别无选择地为每一个王朝统治服务。直到清朝，在太庙中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大典依旧代表了最高政治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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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RK588 > 《古玩收藏、鉴宝和文物考古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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