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本斋偶然得到一张老舍1950年初在北京饭店拍摄的照片。回顾老舍的生平史迹，他于1949年12月12日入驻北京饭店，直至第二年4月离开迁入乃兹府丰盛胡同10号，这四个多月在北京饭店暂居并未有照片存世。于是目前这张照片的发现实属珍贵。  照片出现于黄裳先生1950年出版的《新北京》一书的插页中，该书收录了一篇《老舍在北京》的访问记，该照片大约就是在此次访问期间拍摄的。可是，因该书时间久远，传统印刷出现的网点颗粒较为明显，使得整幅照片极为模糊。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老舍在1950年初的北京饭店居住生活期间没有照片留存的缺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中的老舍并非像后来多数回忆文章中所说的经常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传统的中式长袍。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老舍在北京》一文中，作者黄裳记录了某天晚上，老舍在玉华台饭庄的一次饭局。当天他穿着绿呢西装，里面配了一身红黑花的呢衬衫，洋范儿十足。同桌出席的还有市长吴晗等多人。老舍现存日记极为残缺，唯有1950年的日记最为完整，从1月1日至12月31日一天不落，可就是没有记录和吴晗、黄裳在玉华台饭庄吃饭这一次。当晚老舍还清唱了他刚写好的大鼓书词，其中一句是：“第一位民选的市长，他叫吴晗。”可惜这首鼓词竟然至今仍未发现。黄裳是新闻记者出身，照理不至记错，而老舍的日记自然也是每日记录，不会有遗漏。许多真相就这样在历史的缝隙中被挤压至无影无踪。 说回照片，尽管不尽清晰，但是依然能够看出是在北京饭店三层的单人房间里拍摄的。现存的北京饭店老照片只有几张双人套间可以参照，两厢对照还是大致不差。 首先是床头。对比双人套间的照片，基本完全一致。
其次是左下角露出的桌角，对照房间照片，应该是一个小方茶几，不足以当做书桌，进一步证明老舍是借用房间里的梳妆台写作的，可惜照片中并未看到梳妆台。
第三，是老舍身侧较高的一个阴影，对照房间照片极有可能是衣柜的一角。
最后，判断老舍所坐的坐具应该是沙发之外的靠背椅。于是我们汇总一下得出这样的结论——
考虑到饭店各房间的规格标准与家具陈设的位置虽不同，但是家具的器型款式应该基本一致。目前还可以找到北京饭店双人间的另一角度的一幅老照片可资参考，里面出现了梳妆台。
可以发现照片中的梳妆台非常窄小，老舍在其上写作的不便可见一斑。 至于老舍身上的长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这里只作一些简单的分析。老舍由美归国，身上所穿的与行礼中携带的一定都是西装，不会有中式长袍。照片中的长袍大概是老舍回到北京后重新置备的。最有可能是向亲友临时借的。在老舍1月19号日记中有“取走衣服”一语。既然这句话没有主语，想必应该是老舍自己的行为。 长袍是民国时期男士的国服，也是常服。1949年后逐渐被中山装所取代，成为新中国的国服与常服。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长袍、西装与中山装必定存在过一个并行的短暂时期。或许老舍正是穿着这件长袍而不是西装，与孙玉奎、侯宝林和侯一尘等相声艺人一起在饭店的房间里热烈地讨论相声改进的话题。也许老舍也是穿着这件长袍专程到天桥万盛轩听新凤霞唱戏。此后老舍的照片中便只有西装与中山装的身影，再也没出现过长袍，因此，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老舍照片中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穿长袍的样貌。 尽管此后社会上长袍马褂逐渐失去了立锥之地，但是老舍内心并没有摒弃遗忘传统的民族服装。在搬入丹柿小院后，老舍冬天居家的冬装，依然是传统的中式对襟棉袄和旗人特有的皮马褂。但这仅限于家中，出门办事依然是西装或是中山装。
如果不同服装所折射出相应的文化背景，那么或许，中国的、西方的与民族的，才组成了一个更真实和完整的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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