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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以诚为本 态度，如期而至  时装”一词是外来语，出现在1862年。起初，它不是专属于妇女，而是参照英国“维新服装”名称而来，是“合符时代服装”的简称。直到上世纪30年代妇女服装专业商店兴起，才将款式日新月异的妇女服装命名为“时装”。而那时的“时装”二字解释为时尚、新潮、摩登之意。 “隆泰”洋行率先销售 上海是最早经营时装的城市，由洋人在英租界首开这项业务。当时的华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时装”，把洋人所穿着的各类漂亮的服装都统称为“洋服”、“洋衣”及“洋装”。洋人那种欧式时尚的穿着打扮与那时的华人衣着可谓格格不入。这是两种风格和审美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 上海开埠后，欧美洋人到上海经商开办企业离不开常规的“吃、穿、用”之需，有先知和生意经精明的洋商开始涉足服装行业。1844年，英国商人在黄浦滩的二洋泾桥旁开设了一家名为“隆泰”的洋行。该洋行主要销售格子花呢制成的洋人女性西服，同时还配套系列的制衣花边、腰带、面纱、礼帽、钢针及洋线等妇女用品。所有销售的货源全部都是从英国运入上海，而销售的服装在款式、面料等方面都显示出精美和高档次。它的消费者主要是来沪的洋人女性，华人几乎无人问津。  1844年上海外滩 在那个关门闭国的晚清年代里，华人看到身穿漂亮礼服、头戴精美礼帽，手提精致西式小皮包的洋女性时，都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观望，甚至会围观，仿佛她们是从天外飞来的“怪物”。特别是到了夏天，当洋女性身穿薄如蝉翼的白纱套裙，上身袒胸露腹的时装时，在那个衣不露肤的封建年代里，华人更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认为这是伤风败俗，有失体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女性不同风格的打扮纷纷在人们面前“展示”，华人的眼界也开始开阔，从而也就见怪不怪，逐渐适应了。 首位红帮裁缝赵春兰 从看不惯洋女人身穿漂亮时装，到渐渐接受并印入脑海，再到华人爱穿时装，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这是由于人们对于美的喜欢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固有本能。虽然在满清王朝统治下，有许多对女性穿着打扮的清规戒律，但人们对美的追求是无法禁锢的。 洋人爱美穿时装，时装制作也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行业。精明的商人善于看准商机，捕捉市场发展动态，在那个年代的华人中也不乏其人。被后人称为中国时装祖师爷的赵春兰就是其中之一。 赵春兰1826年出生在上海浦东川沙唐暮桥赵家宅一个裁缝世家。他从小聪明好学，从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习裁制缝纫衣服的技能。父亲时常向赵春兰讲述学习本领的重要性，他记得最牢的一句话是“荒时暴月饿不死手艺人”。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也是他父亲的“肺腑之言”，而长大后的赵春兰确实子承父业，成为了一名裁缝师。随着上海开埠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来沪洋女性增多，身穿洋装的人也随之增多，而国人对时装的追求也在一点点热起来。赵春兰感悟到了商机来临，为此，他打算学做洋人的时装。 然而，华人要裁制洋人的时装并非易事。其裁剪方法、缝纫工艺同做传统的中式服装有着千差万别。在那个“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社会里，谁愿白白教你制作技术和技能，更何况华人中还没有一个有这样的手艺。为了尽早学成，赵春兰就到洋人的教堂去做礼拜，从接触洋人做起，并通过做礼拜认识了一位叫拉杰的洋牧师裁缝。这位信仰上帝的善良洋人就收下了这位中国徒弟，时年赵春兰刚满23岁。赵春兰在学习过程中深感工艺的复杂、精道，技术的深奥和巧妙，为了提高自己制作本领，又追随牧师裁缝到英国进行深造。经过了在英国3年的“留学”，赵春兰的审美能力和设计制作技艺得到了迅速提高，视野更加开阔。  老上海霓虹灯中鸿翔广告牌 学成回国后，他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南市曲尺湾开设了一家专做女性时装的“洋服铺”。他在铺子里做了多种不同颜色、不同款式、不同季节的时装，陈列在橱窗和店堂里供消费者观赏。这是由华人开设的第一家时装铺，也是早期上海的洋服铺。赵春兰设计裁制出的西式时装款式新颖，工艺考究，博得了在沪洋人的好评。不少在沪的领事官员和洋行老板的夫人、小姐都上门来订制。每逢秋冬季节，赵春兰为洋人做女式大风衣、女式西装及夹克；春夏季节订制晚礼服、女式套裙、女式马夹、西式女衬衣等。精巧的制作工艺，细致的缝纫效果，使赵春兰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不少洋人成了赵春兰的老顾客，并夸他的手艺比洋裁缝还要棒。 为了把技艺传授给更多人，赵春兰在自己家乡招收了不少徒弟。而他的徒弟学成后大多自立门户，在上海多处开店，其中有些还到我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南亚等国开店，从而促进了中国早期时装业的发展。 循序渐进从拎包起步 上海时装业的发展循序渐进。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它处于起步的“拎包裹时代”。那时做洋装的华人裁缝师（红帮裁缝师）由于经济实力较弱，没有能力自己投资开店，只能靠拎包走街串巷，上门到客户家里裁剪制衣。这样可以省去水、电、煤等各种开销，而且裁缝师傅在为东家做衣的那些日子里一日三餐都有供应。有的裁缝师随身带一两个学徒当下手，自己不用给一分工资，这样一年下来收入颇丰。不少做时装的裁缝师经过几年的原始积累后置房开起了服装店，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穿洋服被视作是一种摩登和新潮，使时装业出现了繁荣景象，时装店开始增多。那时的时装店主要是为客加工，顾客自己拿着购买的布料到店家请裁缝师傅量体裁衣，或是自己手拿画报或图片请裁缝师傅按图上的款式仿制，这被人统称为来料加工。然而，随着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一些时装店开始前店后工场，自己设计制作各种新款时装对外出售。 当时能独立设计裁制女子服装的店大部分集中在王家沙同孚路一带（现石门一路），服务对象基本上是外侨或在洋行工作的华人高级职员及富有家庭的时尚追随者。服装店为了满足顾客需求，还生产多种多样刺绣内衣、晨衣、夜礼服，并且做到款式新潮、做工精细，深爱消费者的喜欢。有的商店生产的时装还出口到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南洋群岛一带。当时外侨有一句话：“到上海而不到晏芝路（同孚路外语名称）做几件精美漂亮的中国产衣裳回国，则是虚此一行”。由此可见，洋人对当时同孚路的女子服装店生产的精品内衣是何等追捧。这也说明上海的裁缝师傅技艺精湛，享誉国内外，深受顾客喜欢。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里有一家“云裳”服装店，它的经营面向中国妇女，店主有一定审美能力，设计的各类时装能结合中国民族传统工艺特点，采取镶、嵌、滚、切、绣、包、挖等新工艺，创设出各式新颖女子旗袍，推出一批中西结合的摩登女子服装，并在橱窗中陈列，作为商品标卖，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倾心。当时电影明星张织云在1927年荣获第一届电影皇后称号后在上海滩上名声大振。作为一个非常喜欢追求时尚和新潮的新女性，她很喜欢到“云裳”或定制或购买时装。而服装店老板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他为了扩大销售，进一步打响企业的品牌，特地为张织云量身定制了多款漂亮时装送给她，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张织云穿上“云裳”的时装后必须同意拍照陈列在橱窗内。在得到张织云同意后，老板就把她着装后各种造型和姿态的一张张大尺寸照片展示出来，从而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上海滩爱美女性，使“云裳”的生意红红火火。再加之张织云的名字中有一个“云”字，使“云裳”服装店的名气更大，仿佛两者之间融汇成一体。  曾经的时装展示 与此同时，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百货公司的建立以及汇中、沙逊、国际三大饭店的创办，再加之福州路、湖北路一带旅馆、饭店增多，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一些精明的商人纷纷开设时装商店，再次助推了上海时装业的发展。 高中低档各取所需 上世纪30年代，上海街头的服装商店星罗棋布。当时曾出现了两种情况，南京路一带都集中了大店，如西服“南六户”和女子服装“鸿翔”、“造寸”、“维也纳”等。这些企业资金雄厚，备料充沛，选料高档，做工精细，工价较高。这些店的进货方法或自行采购，或直接向“洋行”订货，也向批发商订购成套各色高档面料，以点缀门面。服务对象都是一些华洋富商和姨太太，在服务方式上做到送货上门看样、量尺寸及谈价格，还可送衣上门试样和送制好的成衣，方便了顾客。 四川路一带小规模的西服店较为集中，主要经营方式以备料定制和来料加工为主，进货的渠道是向呢绒批发商开剪成套高中档呢绒面料，进货数量虽少，但是品种多，有高档精纺呢绒，也有低档粗纺呢绒，还可以打期票，因此，经营比较灵活，资金调头较快。 福州路湖北路一带服装商店也为数不少，特别是福州路在当时还被称为时装一条街，消费对象是秦楼楚馆姑娘和一般普通家庭婚嫁儿女。在湖北路还有时装、雨衣等服装店，消费对象为普通职工（在工作中需要穿着西装）和外地客人（因附近旅馆较多）。这里店商备料以中、低档面料为主，做工一般只求外表美观、挺刮，谈交易时还可以讨价还价。 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西洋服装最流行的年代，也是这一行业最为繁荣的兴盛期。  总编 | 曹剑龙 执编 | 汤佳艺 文 | 孙孟英 微信编辑 | 刘贻 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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