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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老师在《大秦帝国（全新插图珍藏版）》中专门分析过申不害失败的原因。申不害正是“术治”派的代表人物。 所谓术治，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申不害所讲的“术”有阴阳之别，“阳术”指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而“阴术”，则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的权谋术。《韩非子》中记载，韩昭侯曾经假装丢了一片指甲，急急忙忙地命人寻找，随从于是剪下自己的指甲献给他，韩昭侯凭此考察随从是否忠于自己。这便是典型的“阴术”了。 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种种权术一旦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说到底，“术”只不过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无法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它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尤其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时间一长，“术治”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递减或消亡，最终还得重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申不害的术治更接近于一种阴谋，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阳谋”。商鞅在变法初期有一个举措“徙木立信”，这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变革措施，而是为了让民众相信秦国“政府”。正是因为建立了良好的国家信用，并且在变法过程中始终坚守信用，乃至让国民信任国家成为一种牢固的传统性的力量，变法才得以取得成功。孙皓晖指出，所谓“国家信用”，就是社会、历史、人民给国家所赋予的透支人民力量的程度。商鞅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变革、建设中可以征用犯人和奴隶产子成为国家军队。这是他最具远见卓识之处。 同时，与申不害的术治不同，商鞅强调法治。当时韩非子将法家分为“势”“术”“法”三派。法治强调中央集权，依法治理民众，以国为本，国家至上。商鞅变法当时所采取的废井田、统一度量衡和推行郡县制、奖励军功、施行连坐等经济、政治措施均旨在增强国力、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 此外还有一点是当时的国君秦孝公信任并且支持商鞅变法，甚至会牺牲部分贵族的利益保障变法顺利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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