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２０１８年春，有中国收藏者从日本发现一匣据记录为罗振玉旧藏的古代铜活字，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印刷史研究中没有早期活字实物的空白，学术意义重大。为此，有关方面组织了版本学、金属学、钱币学和印刷史研究的学者进行研究鉴定。本文在作者《对罗振玉旧藏早期铜活字的初步研究》之后重点查考古代典籍中与铜活字印刷有关的历史资料，进一步钩稽传世文献并有所得，同时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释读了“假预证” 的文字和所涉人事，以期对这批铜活字的研讨更加深入。 【关键词】铜活字 王祯 假预证 罗振玉 ２０１８年春，有中国收藏者从日本发现一匣９７枚古代铜活字。根据匣内附带的大正元年（１９１２）十二月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出具的“假预证”，即暂时保管证书，这些铜活字曾由罗振玉拿到该馆求售，可以说是罗振玉旧藏。３月８日，十余位从事版本学、金属学、钱币学和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在北京召开学术论证会，对这批活字的性质、年代、国别和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讨论，一致初步认定这批活字是中国古代青铜活字，制作年代在宋元时期，认为它们被发现，填补了中国印刷史研究中没有早期活字实物的空白，学术意义重大。  图1 铜活字外观 论证会后，与会学者纷纷撰写文章，从各个角度对和这批铜活字有关的学术问题进行论证。我也与参会的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周卫荣先生、杨君先生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赵前先生合作撰写了《对罗振玉旧藏古代铜活字的初步研究》一文。这篇文章从铜活字的基本情况、合金成分、存世状态、铸造加工工艺、东京帝室博物馆开具的暂存证、中国明代以前关于铜活字印刷的记载、该批铜活字形制与已知朝鲜古代铜活字不同、部分铜活字具有中国古代活字特征、活字字体风格等方面展开论证，认为： 根据合金成分检测，该批铜活字是以铜为主体，以铅、锡为配料的铜基三元合金，具有中国古代青铜合金的特点，与古代青铜钱币合金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大致推定，该批青铜活字铸造的下限应在嘉靖朝所处的明代中期。根据其存世状态，该批青铜活字系出土品，锈蚀矿化状态与中国南方出土的一些青铜钱币及其他青铜文物相似，推知该批青铜活字出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其锈蚀矿化状态在中国历代钱币中大都有相似的，最晚为明代前期的青铜钱币，推知该批青铜活字入藏下限在明代前期。青铜活字系翻砂法铸造，工艺细节与当时铸钱相似，字模有可能采用烘干的泥模。 其中５枚印体带孔的铜活字，符合文献中对中国古代金属活字形制的记载，可以确定为中国铜活字。其他活字的形制、规格、字体均与已知的朝鲜古代铜活字不同，活字反映出来的设计思想和排版工艺也不同，应为中国青铜活字。这些活字的字体风格在宋元之间，铜活字附带的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开具的“假预证” 真实可信，罗振玉关于它们是“宋铜铸字”的观点值得重视。这批活字可初步认定为宋元时期的青铜活字。  图2 铜活字“旬” 得出以上认知的鉴定依据，前一部分主要来自青铜活字的合金成分与锈蚀状态、铸造状态等自身特征，后一部分则结合了文献记载、字体比对、文书鉴定等外部因素，研究方法是集科学检测、目力鉴定和文献考证为一体的“三重证据法”。其中，文献考证发挥着独特作用。在合作研究中，我重点查考了古代典籍中与铜活字印刷有关的历史资料，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释读了“假预证”的文字和所涉人事。在《对罗振玉旧藏古代铜活字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后，我又陆续发现一些有助于加强论据的资料，现不揣冒昧，将先后所得资料一起呈现在这里，供学界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参考。 壹 带孔铜活字与中国古代金属活字“钻孔贯穿”的工艺特征 罗振玉旧藏的９７枚铜活字，形制不一，可分为五种类型，其中一类共５枚活字，在字印的中部带有贯穿的圆孔。这为确定它们是中国古代铜活字提供了依据。  图3 铜活字印体上的穿孔 在东亚，古代朝鲜也使用铜活字印刷，而且要比中国使用得更加广泛。要确定这些铜活字的年代、国别，首先要分清它们是中国活字还是朝鲜活字，而活字的印体是否带有穿孔，是区别中朝活字的重要特征。 元代王祯《农书》后附《造活字印书法》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 王祯造活字印《旌德县志》，是在大德二年（１２９７）。他说的近世，尚在此前。当时的锡活字印刷因油墨问题未能推广，但他的记载透露出在１３００年之前，中国的金属活字已经带有穿孔，在排印时用铁条将一列活字穿起，可以防止其左右移动。 古代朝鲜的铜活字则不带穿孔。目前已知最早的金属活字本、印刷于宣光七年（１３７７）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字间笔画交叉，其活字并非规则的四方体。这种形状的铜字需要用印蜡粘合在版上，不需要穿孔。朝鲜时代早期的癸未字、庚子字，“其底如锥”，也不是方正的四方体，在排版时也用蜡粘合，所以也不需要穿孔。自甲寅字以后，朝鲜铜活字改进为方正的四方体，排版时相互挤紧，所以也不穿孔。甲寅字以后的朝鲜铜活字，传世多有实物，皆无穿孔。 朝鲜学者李圭景（１７８８—１８５６）在《铸字印书辨证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二十四）一文中对比中国和朝鲜的铸字印刷技术时说：“中原活字，以武英殿聚珍字为最，字背不凹而平，钻孔贯穿，故字行间架，如出一线，少不横斜矣。我国字式，则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又凹字底，不钻不贯，故字行龃龉。” 聚珍字是乾隆皇帝对武英殿所刻木活字的美称，但武英殿木活字并无穿孔，而且李圭景比较的是“铸字印书”，所以潘吉星先生认为此聚珍字当指武英殿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所用的铜活字。李圭景去古不远，又留心印刷技术，故其道出中朝铜活字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铜字“钻孔贯穿”，朝鲜活字“不钻不贯”。 上述两条记载，一在元代，二在清代，记事都很明确。在文献中，还有一些记载不如上述两条明确，但可能也与“钻孔贯穿”的印刷技术有关。《吴兴艺文补》（崇祯六年刻本）卷三十九，张朝瑞《宋登科录后序》叙述版本源流时说：“嘉靖壬午，汀守巴陵胥君文相刻于郡之学宫，汴有宗室西亭者，联活字为板，印二录行于世。” “联”是将个体联结为不可分拆的整体。仅仅将活字排列起来，随时可以解散，并非“联”的状态。因此张朝瑞所说，有可能是将活字连成一串的方法。类似的说法，在清代也曾出现。史梦兰《止园笔谈》（光绪六年刻本）卷四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是书也……以内府铜字联缀成版，计印六十余部，未有刻本也。” “缀”指缝合。“联缀成版”更是强调了铜活字连结为一体的状态，而且这里讲的是内府印刷《古今图书集成》，与李圭景所言呼应。李、史二人生活在清晚期，都未能目睹雍正时武英殿铜活字印刷的场景，他们的记载或反映出当时相关技术仍在使用，或有相关说法流传。 对明清时铜活字印刷是否广泛使用“钻孔贯穿”技术的问题还可以深入探讨，但中国活字“钻孔贯穿”、朝鲜活字“不钻不贯”的特征是明确的，由此也可确认罗振玉旧藏的９７枚铜活字中的５枚，是中国古代铜活字。其他铜活字，大多数也与已知的朝鲜铜活字形制不同，反映出不同的排版和固版工艺，应该也是中国活字。  图4 带穿孔的铜活字及铸造后未及休整的铜活字 贰 中国明代以前关于铜活字印刷的记载 中国是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术的故乡。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北宋庆历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情况。其后，关于使用金属活字的明确记载见于元代，即上引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中的“铸锡作字”，关于铜活字印刷的明确记载则见于明代。 明代盛行用金属活字印书，现存较早的，有无锡华氏和安氏等家族排印的多种活字本书，自称“活字铜版”。不过，对这些活字究竟是铜质的还是锡质的，学界存在争议。 明人关于铜活字印刷的记载，以前印刷史研究中经常引用的，有三例： 唐锦《龙江梦余录》（弘治十七年刻本）卷三：“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其法盖起于庆历间。时布衣毕昇为活板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令坚……其费比铜字则又廉矣。” 陆深《俨山外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金台纪闻》：“近时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 邵宝《容春堂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集卷八有《会通君传》即华燧传，略云：“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 这几条资料，产生的年代都在弘治年间（１４８８—１５０５），所述事实可能与无锡华氏等家族使用“活字铜版”印书有关。 在这次研究青铜活字的过程中，我又找到两条明代使用铜活字的记载，可谓是意外收获。 一是清人汪森《粤西丛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三“豢龙驯龙”条说：“计宗道，柳州罗池人，登甲科，官至衡州知府，家积书籍及玩好之物极富。其家有铜铸字，合于板上印刷，如书刻然。” 文末注明引自《谈林》。《谈林》为明人著作，今未见传本，但经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目》子部小说类著录，三卷，刘献刍撰。 计宗道，字惟中，广西马平人。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进士，十五年任常熟知县，直至正德三年（１５０８）离任。他在常熟任职之日，正是江南“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之时，他家所有的“铜铸字”或与此有关。 二是利玛窦《天主实义》（万历三十五年燕贻堂刻本）卷上说：“又观铜铸之字，本各为一字，而能接续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 因知天地万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质有文而不可增减焉者。” 《天主实义》有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自序。利玛窦以西人而谈中土事物，引譬当为时人习见。这是一条独立于弘治间“活字铜版”之外的资料。 罗振玉旧藏铜活字被认定为宋元之物，明代的记载晚于这个时代，但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应用铜活字印刷的社会和技术环境。 叁 东京帝室博物馆开具的“假预证” 与铜活字一起保存在箱内的一件日文“假预证”，带信封，由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寄给居住在栃木县的和贺暲次郎，其文如下： 美工第七号 假预证 一商龟骨文片 六十八片 一宋铜铸字 九十七个 计贰点 清国大学士罗振玉携入石本馆へ买上出愿ニ付预候也 大正元年十二月三日 东京帝室博物馆 和贺暲次郎殿 这一证书使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候文文体，现在已不通行。经友人相助，我们先后得到孙猛、中安真理和高田时雄等诸位教授的帮助，知道这是一张“暂时保管证”，证明罗振玉曾将６８片商代甲骨、９７枚宋代铜铸活字拿到帝室博物馆，申请博物馆收购，暂时保存在馆内。  图5 假预证 工”或即美术工艺品；“假预证”即暂时保管证书；大正元年即１９１２年，此时已入民国，“清国大学士”或就罗振玉的遗老身份而言；帝室博物馆即今日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前身；“石”即“右”字，指右列两种物品。 在明治末期，有一位医生名叫和贺暲次郎，于１８８８年在东京齿科学校教书；１８９７—１８９９年在台湾守备混成旅团台北卫戍病院任职；１９０３年和１９０５年在《产婆学杂志》和《产科妇人科学杂志》上出现过名字，所占篇幅甚小，或是行医广告。罗振玉向帝室博物馆出售甲骨和活字，为何博物馆发给和贺氏一张暂存证？ 推想或许是他受罗振玉委托办理此事。 罗振玉是收藏家、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古董商人。他向日本帝室博物馆出售铜活字，暂未见到记载，但他在日本出售大量甲骨则为世所知。据统计，日本收藏的甲骨共有７６６７片，经罗振玉之手卖出的就有５７４５片。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甲骨２２５片，也经过罗振玉之手。不过这２２５片甲骨，是罗振玉先卖给藤朝太郎，后归茧山龙泉堂，再后于昭和二十七年（１９５３）由东京国立博物馆购入的，并非罗振玉在大正元年求售的这６８片。 “假预证”的纸墨在百年以上，文体、书法符合大正时期的风格，所涉人事与实情相符。这些铜活字原由罗振玉收藏（或说经手买卖），我认为是可信的。 作者艾俊川，《中国金融家》杂志社执行主编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2期，文中注释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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