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历史：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字都起源于长江流域

最近考古的发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铜时期，草原地带纔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发展重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河作为南北不同文明的边界，直到接近殷商时代，黄河纔逐步成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东西集中的「中」文明。

笔者对中国文字与文献起源的研究，获得结论如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连性。

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文。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纔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从周时代起，语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语言的特点，也反映了殷商之后政权中心与西边山脉族群的关系。

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古代社会留下了很多历史化的神话，成为汉代以来写作神话化历史的基础。传世文献描述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而武王克商，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

早期历史神话的形塑过程是个谜，在形成现有文献所记载之样貌前，个别族群的神话化的历史应该早已合并为一体，这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天下」一元史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早史故事，应该更符合于殷商青铜礼器：龙首、虎身、牛角、鹰爪合为一体的形象。秦汉统一天下后，更加需要以一元历史证明其统一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吕氏春秋》、《史记》的一元史便蕴含着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传世文献虽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的内在意义，与史实颇有落差。

近百年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史前文明的依据。目前已知中国青铜器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地区，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纔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

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早期青铜器技术的差异。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成为文明发展理想的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上、中、下游是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笔者分析考古资料，认为长江流域的文明形成，相当于史前蜀、楚、吴、越的文明起源，且从新时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一脉相承，并无中断。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楚、吴是发展最快最丰腴的文明。且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江汉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年前时已建构了联合城邦古国，笔者将称之为「云梦泽的苏美尔」，其原因在于中国文明所传世神话的形成中，江汉地区的联城国邦的文明作用，可能就犹如苏美尔在西亚历史中的作用，具有原始创作者的角色。

按照考古所得，楚文明是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开拓了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这种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江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距今4400年左右的石家河青铜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考古揭示，石家河、盘龙城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换言之，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及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纔是黄汉平原，即中原文明的发祥地。

笔者认为，所谓「早商」中原文明实际上是殷商占据中原之前的先楚文明，「二里头」、「二里岗」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因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的强攻，故能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纔成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他们在商代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其经济、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但殷商建国之后，东北文明已占领了河汉中原的北楚领土。

虽然殷商文明的东北成分很突出，但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这仍是新的历史阶段。根据考古资料，中国境内的文明在三千五百年前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诸国汇入早期整体化的「商」这一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并以殷商王族的语言为基础，综合了殷商之前的文字，确立了上古帝国贵族语文。

汉朝帝国能够完成中央集权的制度，其滥觞实始于殷商，而秦汉统一天下的结果，亦是奠基于自殷商起千余年间各地区文明的融合过程。其中央集权的雏形已见于殷商。虽然殷商政权的集中程度还不是很高，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使得参加殷商集团的诸国沟通十分亲密，因而加强了同化的趋势，殷商集团诸国的制度、语文、礼仪、文字等，亦因此都表现出高度的同化。而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对照考古与文献可知，这种新文明并不符合成汤克夏的背景，而是相当于盘庚渡河南的时代。也就是说，考古和文献显示出盘庚以前和盘庚以后，中国境内包括辽河、黄河、汉水流域，南到长江地区的文明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然而在甲骨文中，上甲、大乙成、中丁、祖乙等殷商王家谱的先王无疑都是盘庚的祖先，司马迁所载的殷商先王大多正确。如果殷商王族自大乙成以来即统治中原，则怎么可能同一王室的国家在盘庚以后变化如此之巨？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虽然上甲、大乙成都是盘庚的同族祖先，但这个族群并非自始即是中原的统治者。司马迁所述盘庚之前数次迁都的情形，其实是殷商王族在其发祥地的游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不符合江河中原或辽冀农耕地区的状况，而是游战族群的生活方式，从各方面数据的对照可指出，该族群的发祥地应在黑龙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带。

黑龙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带，自古以来是不同人群流动生活的交接区，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动，亦为欧亚草原之门，是多次新族群形成而扩散之地，如部分匈奴的族群、高句骊、女真、满人等。他们在历史中扩散、被同化、消失之前，皆曾影响过世界文明。殷商王族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北界东北方向与西北方向地区的自然条件不一，西北空间拥有广大且良好的放牧条件，因此西北族群以发展牧业维生，而东北的空间，无论是可农耕区或牧场都很窄，窝集茂林、山岭、海洋这些区域，都容易使活动受限，更不利于任何生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上东北族群往南占据领土的动机很强，是尚武性族群的发祥地。

殷商王族应是史上最早南下、并占领中原的族群，同时，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跨民族、跨国、跨文化，并以军立权的大国。此外，殷商王族乃是练马的族群，从亚洲草原一带将练马的技术带到中原。神话中所言「相土作乘马」，即指殷商王族与最早驾马技术的关系，他们以狩猎、战争、掠夺维生，殷墟建都之前，其族群已屡次从黑龙江稀林草原带来到中原掠夺，但直至盘庚时代，因气候冷化和其他原因，他们方始占据中原，开始定居生活。洹北遗址，就是盘庚以烧劫而毁灭的本土城邦，之后盘庚又在其附近建设了新都。

殷商王族占领辽、黄、汉流域的情况，与加喜特占领巴比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时代和背景也相近。可是乘马的加喜特族只掌握一个上古大文明：巴比伦，在很多方面接受了巴比伦原有的制度，成为巴比伦的王朝之一，然后发动对外战争扩展巴比伦领土；而乘马的殷商王族并吞了几个原有的古国，建立起新的殷都和多元的集权大国，遣派王室宗族的「侯」到各地作军宰，以设置封建制度，采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并吞小国。因此殷商应该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集权大国，殷商跨越了族群文化，统一了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语言不同的地域，可以称为「上古帝国」。殷商政权蕴含了原有的许多国家与文化，形成规模庞大的多元文明。殷商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大文明历史的启发点，同时也是许多早期青铜文明发展、结合的成果。因此殷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加喜特时代在巴比伦历史中并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

殷商王族将亚洲草原的生活经验带来中原，但定居之后，也逐步改变其生活习惯，两百余年没有移动。殷商文明是从盘庚、武丁等殷商大王占领中原后，纔开始形成的上古帝国。殷商文化属多元而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其涵盖几种不同族群的文化，殷商王族为其中占少数的草原族群。殷商王族的标志，乃马车、拜虎信仰、亚字型的墓葬和亚字型族徽、战争狩猎文化、人牲斩首礼、崇拜麦子、用大理石制造礼器，以及日辰系统和祖先日名谥号等。殷商王族通过占领、封建诸侯，以及通婚制度，并吞河北平原、黄汉中原，及黄淮平原、鲁西、周原的部份地区，影响远达江南，其统治范围相当广。

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数据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至于殷周之际，虽然文献显示，周人与商人来源不同，然而考古资料却表明西周前期并无新的文化现象。细读文献数据，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印象，编辑文献的周代官员似乎特意强调周商间的差异性，隐藏实际上的亲密关系。

文王既为殷商国家诸侯之一，又属先王所生的后裔，故有资格参加国家宗庙之礼。但据周原卜辞所载，文王不仅参加国家宗庙之礼、受胙，还亲自主导祭祀大甲、大乙成、武丁等先王之礼。文王藉由亲自主导先王之礼，以强调自己继承大乙成的正统性。因此西伯祭祀殷商祖先与祈求克殷的目的并无矛盾，文王认同大殷之祖，强调自己是受先王护佑的后裔，祈求祖先保佑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

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据殷商父母双系制度两者应属同一族。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周室属殷室王族的旁支。文武王时，周王家在诸侯间强调其承续殷宗的正统性，并最终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

对照考古与文献，商周之变应属上层贵族的政变，而非新族群的移入。政变后，历经国家社会文明的逐步改变，直至昭、穆王时，周人纔开始武断地强调其与殷商不同，从而形成商周两段的历史传统。实际上商周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如盘庚前后那么巨大。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况与其它文明的关系，目前尚需要依靠考古发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不过，从初步观察中，笔者提出推论如下：在新石器时代时期，宝鸡地区的彩陶文明，北与甘肃马家窑有文化来往，南则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与汉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缔结关系。同时，虽然渭河汇流入黄河，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东游的居住条件并不良好，三门峡和黄河中下游的资源贫瘠，因此宝鸡先民前往河南西北角发展的情况并不踊跃。直至青铜早期，因气候变动、北方族群掠夺以及其它今日难以掌握了解的情况，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没落，先民或往其它地区流动，导致青铜早期时代的周原地区聚落遗址极少，根本不见古城遗址。直至将近殷商时期，周原遗址的数量纔开始逐步增加。并且，若吾人从先周文化的涵盖范围来看，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关系，往往还不如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从而与汉江流域及广汉地区的文化交流来得频繁。因此，周本土的文明亦不离长江中上游文明的影响。既然本人认为夏文明的中心在汉江下游（古名为夏水），那么位于周原的文明，确实并非是从殷商继承对夏的知识，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时，便已经通过自己的交通线，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术，同时亦从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话历史与传说。

不过，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见黄河北游下来的影响因素。根据现有的资料，使我们初步推论出以下情况：某些西北掠夺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开始在宝鸡地区定居，并利用南下的路线，与汉江及广汉古文明发生交流。此族群在定居后，便从掠夺者的生活方式，逐步发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经济活动为主，其中包含了农耕和商业，并且学会了许多南方的技术，而成为南方的农耕文明、居于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间的联络者，利用其地理位置发展商业。殷商末期的周国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强，并以此为始逐步扩展己方政权的势力。

殷商上古帝国建立后，殷商政权到达周原，将周原的族群纳为属国，并积累牧产、马匹、矿物等西北及西南的资源。这便确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国里的重要性，并且促使黄河流域的交通线成为主要国道。殷商透过派遣「侯」统治周原，并与周原贵族通婚，逐渐将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来源即于此。

周王室成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当周室初掌握政权后，并不刻意否定其与殷商王室间的传承关系。可是到了昭穆王时期，在新的政治情势下，开始强调其自身与殷商无关的独特性，并伪托与夏的传承关系。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记述文献纪录的权利，因此将夏的历史改写成自身族群的前史，并隐藏了夏文明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就是周时期的楚地一事。造成后人误解，以为夏的位置在黄河流域。然而，最近考古的发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铜时期，草原地带纔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发展重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河作为南北不同文明的边界，直到接近殷商时代，黄河纔逐步成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东西集中的「中」文明。

笔者对中国文字与文献起源的研究，获得结论如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连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文。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纔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从周时代起，语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语言的特点，也反映了殷商之后政权中心与西边山脉族群的关系。

虽然中国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只到了西周晚期，中国文明纔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笔者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念形成问题。一是商周文献的类型、结构，以及其中「历史记载」的痕迹；二是文献中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以及「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务的演化。

就第一项问题来说，现有三种商周文献：甲骨文、金文、简册。其中，甲骨文没有与占卜或祭祀无关的记录，甲骨刻辞也没有历史记载的目的，因此不能当作「历史记载」。青铜器铭文的目的是祭祀祖先，本与历史记载无关，但发展至西周后半叶，许多铭文中已含有历史记载的成份。殷商、西周时期的简册虽已不存，但从甲骨金文可知，「册」都是祭册和礼册，并不用以记事，然而在西周后半叶，礼册也出现了与铭文相同的发展。

就第二项问题来说，商代以前的文明中，已有周期性的「自然时间」观念，殷商时还有另一种「祭礼时间」的周期概念。直至西周后半叶，纔有足以称为历史记录的纪年文献出现，这也是「历史时间」观念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编年史仅始于西周晚期，从传世的鲁国《春秋》以及《竹书纪年》，大致上可以看到中华文明最早期的纪年形式，不过，一直要等到战国晚期，「历史时间」观念纔变得完整而成熟。

就第三项问题来说，史官记录国家大事的传统应该也始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若考诸《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的用语，其中年代最早的内容，同样只能溯至西周晚期。是故，不论从各方面来看，中华文明历史概念之形成都指向完成于西周后半叶。

当然，早在历史记载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已有口耳相传的传统。因有口传，所以具备历史观念的后人在记录时事之余，亦得以将古老的知识变成叙述文字。然而仅有口传尚不足以形成「历史观念」，因为口传容易中断，其原意也容易被改变。后人担心口传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知识亡佚，于是开始记录、编辑古事，从而引发出人们对历史的重视。唯有出现了「历史记载」，我们纔可以认定这个社会确实具备了历史意识与观念。

既然历史意识与观念是西周晚期以来文化所有，传世的历史概念也必然奠基于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理想。古代文明直至西周晚期纔开始出现历史纪录，原来口耳传承的故事被写成文本，同时也记载了当时的事情。殷周之前的多元观点和故事，大部份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记录均代表周文明的立场，我们无法听到别人的声音，因此必须着意于史料辨析，试图从绝传的文化中，钩织出古代的多元面貌。

文献所叙述的三代史往往不符史实。在空间宽大、生活条件不同的中国境内，竟能出现统一的历史，这种「历史」显然不符合世界上古史的演变脉络。但考古所显示的情况，恰好与世界历史所经过的阶段类似：上古中国也是依靠农耕成长，经过社会、经济分化，而逐步组成联合城邦国家的结构，发展出各种生产行业和交易，发现金属料，发明铸铜技术。最后南、北文明因扩展领域而进入互相争斗阶段。青铜晚期气候恶化时，北方较年轻的族群占领南方文明的领土，因此统治中心往北移动。北方的胜利者遂重新建构出以自己为源头的历史概念。

笔者认为，五帝、尧舜、禹汤等早期神话，是不同文明的故事及英雄传说整合而成。其中渊源自长江古文明的成分相当高。但因为在历史上商周政权是代表北方族群打败南方古老文明的事实，一切神话便是经过北方族群传给后世。类似的情况也常见于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是掌握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失败者的神史就变成胜利者的荣誉神史。也就是说，旧文明原有的历史汇入于新文明的历史中。中国文献中的早期历史神话，也明显有北方族群攫取、剽窃南方神史的痕迹。因此，今日所见的早期历史神话纔有如此多元繁杂的面貌。

殷商王室强调自己的本土性，恰是因为他们是外来的族群，而要张扬其政权的正统。同理，虽然周王室从昭穆时代以来，一直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而实际上却有很多文献都表达商周之间的亲密性，据殷商亲属制度两者属同一族。所以文献的历史不是表达客观的史实，而是表达编故事者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政策等等目的。

过去先秦史的研究都以文献为主，考古为辅，将考古发现用在解释传世神话上，无疑存在许多误区。将来先秦史的研究，应该从一手考古资料着手，并认知到文献的形成立场进而摆脱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依靠事实材料理解史实。

来自：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