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殷商早期具有文字特性的符号之兴趣日渐增长，却均以“陶文”之词来统称各地一切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这个称呼虽已指出其刻写符号的载体材料，却未能区分其内容，其中哪些地区的“陶文”具有泛文字性质的特征？而哪些仅是作为神秘性质的图案符号而已？从目前学界的讨论来看，尚未至能够分辨的程度。有部分学者将所有的刻画符号当作文字，另一部分的学者则否定各地出土在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具有文字的功用；还有一些学者，以年代来区分：认为距今4000年起（青铜早期以来）的一切符号均可当作文字，而更早的则不入于文字之列，并将时代上符合在青铜早期这个分水岭之后的中国境内所有地区的刻画符号，都当作是“汉字”的雏形。学者们这样将各地符号混为一谈，不考虑其地域的相隔和文化、族群的差异性，甚至也不考虑各地语言的不同，硬是将许多地方的刻文符号都以“汉字的起源”来探讨，这显然是犯了研究方法上的错误。在希腊文之前，地中海地区早已有许多文字形成之后又消失，其中的大部分文字，都绝不能代表希腊文字的起源。同理可证，汉字原是殷周文字，殷周文字本身一定有其源头，不可能整个上古中国幅员数千里的族群之语文，都能参与汉字的形成过程。即如希腊化时代用希腊文的族群分布虽然很广，吾人也不能就此认定在希腊化时代之前数千年，这一空间地带族群的语文发展也是以希腊文为主；同理，虽然汉字文化最终成为整个中国的书写系统，但我们也不能就此以为天下先民从初始就都是使用汉语。这是因为在上古时期，采用汉文的国家，依恃其延续了几千年的国势，扩大其文化影响力，从而吞并了绵延数千里之空间，才发展出如今汉字书写系统的盛况，但这是文字历史的果实，而不是它们初始萌芽阶段的情况。因此本人建议，研究者应放弃以书写载体材料来区分文字为甲骨文、金文、陶文、简文、帛文等分类方法，而首先应以文字的语言、地域、族群等属性来区别。因为同一种语文可以被书写在各种不同的材料上，所以“书写载体究竟为何？”这类问题，对于研究早期文字的萌生发展来说，往往是次要的，而文字本身所代表的语言、族群文化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因为现今中国的范围内，在上古时期，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属于现在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中文”，因此，若要探讨殷周国家所采用文字的起源，必须特别注意到语文的区分，彼此之间互不相干的语文不宜混为一谈。此外，我们在处理这些众多早期的刻文符号材料时，应该分辨哪些才是具有文字特征的符号，不宜将之与其它众多非文字的神秘符号混在一起讨论。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各地皆拥有少数早期的刻文符号，亦即出现在陶制礼器上的陶文，或刻在玉器上的符号。然而，这些早期的刻文符号，大部分只是作为神秘符号使用，并没有文字起源的涵义（以半坡文化符号为例，见下图），同时也看不出其间是否拥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如此，但吾人若要研究文字的起源，也只能在这些早期符号的遗迹中，寻找其中是否已有作为早期文字雏型的特征和迹象。从考古资料的时代来看，早期刻文符号出现的年代，可能更早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但是从空间上来说，却与《淮南子》成书地点具有若干共同性：目前最早的前文字符号，恰好便是在江淮地区被发现……。由于目前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存出土陶器上的神秘符号中，只有少数才含有可视为象形文字的特征，因此本文只限于讨论这些或许具有文字功能的陶文。而最早出现先文字符号的地域，则是在江淮、江汉平原一带。在殷商之前，早已有了许多其他博大精深的古文明，并且，这些古文明在社会化、国家化的程度上，也相当成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各地已出现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即使早如在安徽侯家寨和湖北大溪等两种文化，其中所发现的刻画符号，似乎也已有了早期文字系统的特征。考古学者于侯家寨发现的文字符号，皆刻在陶器的底部上。同时，这些陶器也都呈现了人为的、有意破坏的痕迹，这有可能是某种祭礼的形式，例如有可能在祈祷时将器物摔碎，只保留刻有陶文的器底。这种带有文字的器底，在皖淮蚌埠双墩遗址发现数量最多，共发现633个字，同样字形的重复率也很高，年代测试的上限约距今6000年左右，下限则可能到达距今5000年前。在其他侯家寨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符号的器底，数量则没有双墩那么多。采用这种刻画符号的确切族群范围，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有些学者认为，长江中游的早期文字皆属于从侯家寨发展出来的系统，但以笔者浅见，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文字乃属另一种独立的文字，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甲骨文晚期有“淮”字出现，而从西周中期以来，江淮地区的族群在铭文中被称为“淮人”、“淮夷”或“淮戎”，是周人贵族的征伐对象。侯家寨的字或许可以视为淮夷先民的象形文字，但由于新石器晚期到殷周之间，不管是气候变化、河流改道，还是族群流动等变化因素，都非常复杂，因此吾人尚无法明了其族群间的传承关系，因此仅使用考古的方法，并不能完全确定使用侯家寨文字的族群及其语言属性，他们与金文中淮夷的关系更是难以考定。虽然侯家寨文字的形状可能类似淮人初期文字的起源，并还保留着原始图案的相貌，却已有单体符号被用来构成组合符号的情况（下图：1），这显然可以视为是早期文字的征兆。虽然族群及语言属性不明，徐大立先生却认为：从字形上来看，侯家寨陶文的很多字，都可以用殷商甲骨文加以对照（下图：2—4）。然而，因为双墩和殷墟的时空距离皆很遥远，我们不可能讨论其间的族群传承关系，因此只能说他们构字的方式或许具有某种关联性，尤其据青铜初期的考古资料，或可推论蚌埠双墩的符号，可能在某程度上具体影响了南土皖赣文字的形成。而在青铜文明中的皖赣文字，包括吴城文字与双墩文字，彼此之间可能具有一些传承关系，但因为现有出土资料的不足，加上淮夷先民和先吴族群的语言应该相异，因此我们现在对这方面的资料研究尚难以找寻到适当的钥匙以一窥堂奥。徐大立先生对侯家寨刻画文字分析 1.复合符号的组成；2—4.双墩侯家寨文字与甲骨文字对照。江淮地区之外，在长江中游许多大溪晚期至屈家岭文化和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亦发现了与侯家寨时代相近的文字，依最早发现的地点被称之为“杨家湾文字”，年代在距今5500至4500年间，最早可能距今6000年左右。杨家湾文字也是出现在陶器底部上，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杨家湾与侯家寨文字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但不管从字形、笔画、结构等各方面来看，虽然为了祈祷而将陶器砸碎的仪式看似相近，但文字造型的本身以及该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两者之间差异颇大。江淮与江汉器底刻字的关系复杂：两地虽然都有故意将陶器砸碎、并在器底刻字的祭仪，但器底的符号却不相同。因此可以考虑，侯家寨和杨家湾两个独特文化的情况，可能类似西亚地区的苏美尔和埃兰的关系，虽有交流和互相影响，亦有相似的礼仪，但却有各自独立的文字。在长江流域很多地区距今6000至5000年的遗址中发现器底上有神秘符号，例如崧泽遗址的陶器上，也有器底符号，说明这在长江流域属于普遍的礼仪习俗。但崧泽器底刻纹似乎并不是文字的起源，在目前能看到的资料中，似乎只有侯家寨和杨家湾符号才有文字的作用。澧阳与江汉地区自彭头山晚期以来，已能发现陶器砸碎的仪式以及器底上刻符号的传统萌芽，如八十垱已有这样的礼器，直至大溪晚期时代，两湖地区很多地方都发现同样的符号，皆可被归类为“杨家湾文字”。学者们分析宜昌杨家湾文字后，认为在目前所见的早期文字中，澧阳和江汉平原、湘西洪江、鄂西宜昌、鄂北随州这些遗址，所发现的符号数量和类型最多，并且其抽象化的程度确实比侯家寨高。根据目前的资料，其范围由西南方到达了湖南洪江，可见于高庙遗址大溪、屈家岭时代的地层遗物中；西北方则到达湖北宜昌秭归，可见于杨家湾、中宝岛、柳林溪等遗址中；东南方到达澧水汇入长江之处，可见于城头山等遗址中；东北方则到达了随州地区，可见于金鸡岭等遗址中；甚至也有可能远至大别山以东淮河流域的河南信阳等地区。秭归柳林溪遗址除了器底上的刻文，也发现了几件带有文字的支座圆盘（上图：1—4；下图）。湖北省和地方考古所还藏着许多未公布的杨家湾文字资料，出土的空间范围涵盖整个江汉平原、鄂西和鄂北地区。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与殷商甲骨文字的构成规律一致，可能有传承关系，甚至认为江汉平原新石器晚期的文字，有可能就是殷商文字的渊源之一。在大溪屈家岭的文字中，与殷商文字字形相同者数量不少，但这些字在两个文明中的用意却难以相互对照，因此无法判别这些具有相似字形的字体，是否就代表两种文字本身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甚至是否有可能是时代最晚的殷商文明借用了长江流域的字形？笔者认为，以上皆有可能，或者部分字形是被借用，而部分只是形体偶然相似，也一样是有可能的。然则，就算殷商和吴城文字源自大溪、屈家岭文明，其字义亦可能相同，但这三个地方的语言也不可能一样。依照笔者推论，大溪至屈家岭杨家湾文字所记录者，极有可能就是属于那些必需被归类为先楚文化族群的语言及其所产生之文字。这些新石器晚期以来的早期先楚文字，对青铜时期先吴文字、殷文字的影响，乃是上古文明史研究的关键难题。1.杨家湾遗址陶器刻画文字；2.城头山遗址陶器刻画文字；3.柳林溪遗址器底刻画文字；4.秭归柳林溪遗址支座圆盘刻画文字；5.陶寺遗址陶壶上的朱书文字。通过总体上对长江中游文明的认识，笔者以为：其对整个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占有最关键的地位，甚至是主导文明化的角色，因此，汉字的发祥地或许依然是源于此地。通过对某些字形的研究，我们更加可以看出：字形的象形意义，似乎可以溯源至长江中游的精神文化。在此最突显的例子可能是杨家湾、吴城和甲骨文中通见、也都曾在出土文物中出现过的“且”（祖）字。从“且”（祖）和“示”字形，我们或许可以间接联想到长江中游史前与殷商文化之间的关联。从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石家河文明所谓的“柄形器”，不但是一种常见的玉器，且后来在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殷墟墓里作为随葬品出现的频率很高。1.邓家湾祭祀区屈家岭偶像；2—5.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石家河玉柄形器。石家河柄形器的形状很多种（上图：2—5），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形状，是上头镶有一块圆形的绿松石（绿松石可能会因年久而剥落，故柄形器上常有圆形的缺块），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和殷墓中的柄形器，均继承了此一特点（下图：15—20）。从石家河以来，柄形器一直被用作为小型的随葬礼器，据此可见其内在意义的重要性，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对它的用处感到难以理解。1—7.后岗殷墓出土的祖子形器（摘自《考古》1993年第10期和1995年第7期）；8—11.甲骨文字形（摘自《考古》1995年第7期）；12—13.太平洋社会群岛石庙石表的形状（摘自《考古》1995年第7期）；14.《合集》22062卜辞；15.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石家河玉柄形器；16—18.盘龙城四期李家嘴出土的柄形器；19.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石家河类型柄形器；20.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石家河类型柄形器。直至安阳后岗殷商贵族3号墓出土了几件柄形器，才对其神秘意义提供了线索。这几件柄型器上皆留下了朱书，写着“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庙名。笔者赞成刘钊先生的假设，认为该朱书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线索，其意义是作为祖先的“石主”，即宗庙的牌位。由此出发，刘钊先生更进一步假设：所谓“柄形器”的形状，符合甲骨文所见字形，便是表达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上图：1—13）。该字在甲骨文写成“O”，既可释为“主”的古字，亦可释为“示”或“且（祖）”的异体字（上图：14）。此一线索使笔者发现，所谓“柄形器”的形状与甲骨文的“且（祖）”字十分接近。该礼器源自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具有崇拜祖先的作用，而且“且”（祖）的字形，早就出现在大溪、屈家岭文字之中。屈家岭祭祀区出土之筒管形的偶像正是因为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学界称为“陶祖”，其意思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将“且”（祖）字的象形意义释为生殖器，亦是可从。如果笔者观察无误，屈家岭的陶祖与大溪、屈家岭的“（且字）”字形或许能有直接关系，都是表达对祖先的崇拜，亦是“祖”字的来源，而小型的柄形器当也属同一脉络的礼器，恰好在屈家岭的大型陶祖与殷商祖先的牌位间，补充了连接的环节。石家河时代的人们，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但还是出现过小型陶祖，改以体积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并将之放在墓里，以祈求其在信仰上代表“生殖”或“新生”的意义。郭立新讨论屈家岭到石家河祭礼的演变，曾有提出以下想法：“以陶筒形器这种物化对象而不是以明确的祖先或人物为崇拜对象，说明这种崇拜很可能源于神话传说中的部落英雄或祖先，这样的宗教活动与后世那种以明确的世系祖先为崇拜对象相比，比较不具有排他性，其公共性和包容性更强，能在更大范围上统合人群……［但从屈家岭晚期起，］个人、家庭和群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作为社群公共崇拜对象的部落神话英雄祖先被直接向个人或世系群传承财富和地位的血缘祖先所取代，墓祭取代大型公共祭祀，以陶筒形器为象征的社群公共崇拜体系趋于式微。”此论述的确掌握了当时社会演变的重点之一，而小型玉制的柄形器作为家族的祖先牌位，取代了大型公共崇拜始祖的礼器地位。在之后的盘龙城时代，贵族也传承了这一点，采用小型玉制的祖先牌位。直至殷商时期，殷人承袭了这个在上古大文明中被用来崇拜“祖”的礼器，却转而将其使用在自己的祖先崇拜礼仪之中，故在这些祖形器之上书写祖先的日名庙号。殷墓里发现这种玉制祖先牌位甚多，有可能在其上书写庙名当时是普遍采用的祭法，但是因为朱书难以保存，所以带日名的“柄形器”发现不多。据此可见，殷商贵族接受了采用石家河文明崇拜祖先的一些祭法。如果笔者思路无误，那么这些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明中举世闻名的史料，便能够用来解释“且”（祖）字的来源了，更可以补证杨家湾文字与殷商文字之间的关联性，又或许，吴城亦可能使用溪、屈家岭的文字。以上显示，长江流域、江淮、江汉地区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晚期，距今5500年前，此地区已可见两种初期的文字系统。但因文字尚未被解读出来，因此吾人仍不知其族群和语言属性，只能以地理位置将之暂定为淮夷先民以及先楚文明的文字。据考古发掘，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先吴、先楚、先蜀、先越，以及其他地区都已有了自己的文字，其部分文字的渊源，或许便与新石器晚期侯家寨和杨家湾的先文字系统有所关联，但另一部分则属于独立且与上述族群互不相关的文字。其中，青铜时代的吴城已可见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其发展的成熟度绝不逊于殷商甲骨金文。并且，吴城文字与殷墟文字的关联性已极为明确（下图），两者遗迹的年代也相差不远，但我们从两者的比较之间明显可见的是：虽然部分字形、构字的规律相类，但吴城文字却与殷商甲骨金文并不完全是同一种文字，很多字形依然相异。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些文字所表达的语言，吴文和殷文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大胆假设，或许商人在构造其文字系统时，借用了先吴文字的造字经验及其字形。殷商文字书写刻画在甲骨与铜器上，因此容易保存，而早期吴国的文字，目前却只能见到以陶器为书写媒介而得以保存者，数量相对较少。不过，因为文字结构丰富成熟，笔者认为先吴族群应该也曾在其他材料上写字，但可能因为不是铜、骨等容易久藏不坏的书写媒介，而是容易腐烂的材料之故，没有保存到今天。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吴城文字的字形结构，与杨家湾文字具有不少共同之处，以及字形相同的文例。这使我们思考吴城文字的形成是否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独立创造的文字，与江汉文字的相似性纯属偶然，是我们现代人在判读时的误会；第二是或者先楚文明对先吴产生某种影响，促使先吴族群借用先楚文字。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两地的语言属性差异度如何，但可以推论两者的地域相隔不远，其语言可能属同一种语系，因此吴人若要借用楚人书写方法，并配合自己语言来使用，可能是相当方便的。前文已从考古研究观察新石器晚期以来的历史，发现长江流域的各个文明之间，不仅往来繁多，且地域产业专业化、城市文化发展、社会国家化、城邦联合国的形成，还有城与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都会产生共同文字的需求，这种共同文字可能被用来作为城邦、国家之间的盟书契约、交易文书等，并获得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论，长江中上游（从吴城到三星堆）确实有可能决定采用一套可以共通的文字书写记录系统。根据长江流域的考古研究和殷商之前的史料所载，在此一族群间交流频繁的时期，具有通用文字的可能性并不低。即使事实果真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因此认定长江中上游族群间的文明和语言就已经完全同化了，因为即使可能有通用文字的存在，各地还是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和特有的口说语言。如果有通用的文字，则这些三、四（或更多）种语言所读出来的音肯定有所不同的，这就像是同时代的西亚楔形文字，有很多种不同的读音，但却依然可以作为族群之间的沟通媒介，或类似于现今中国，虽然各地方言不同，但却以共享的文字作为联结。此外，殷商之前的长江流域，文字统一化的程度应该不可能到达秦汉等大一统帝国之后的情形，每个地方写字的字形、用字的习惯，应该都拥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武丁合并汉北、汉东地区之后，先楚文明走向与殷商亲近的历史路途，而先吴、先蜀却保留了其独立性，因此自殷商以来，这三地文字更有一段长时间独立发展，故增加了彼此文字之间的差异性。可惜，目前因考古资料过度零散，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合理的假设，却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与此同时，长江下游另外发现了可能属于先越文明的文字，由良渚晚期至马桥文化陶文为代表（下图）。部分马桥的字形与吴城、杨家湾字形相当接近。但由于迄今发现的字形还不到100个，学者们既无法解读其文字，也无法回答同样的问题：马桥文字是否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先越文字（与后期越国的鸟篆并无关联）？或者仅是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长江流域当时通用文字？1.马桥陶文符号；2.良渚马桥双鼻壶陶文（藏于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3.良渚马桥带文字陶壶。然而，学者们也在江淮、淮黄地区另外发现了与长江流域肯定毫无关联的线形文字。如淮黄下游山东邹平县丁公村的龙山时期遗址，发现一块带字陶片（下图），其形状与甲骨文完全不同，且其书体风格类似于简文行书。因此，从甲骨学角度来看，曹定云先生怀疑本陶片的年代是否有误。但考古的年代测试确显无误，这确实是距今4200—3900年间的遗物。冯时先生将之自释为彝文解读，而陈平先生却认为这是先商东夷的文字，无论如何，丁公文字与殷商文字无关，与长江流域的文字也互不相干，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字系统，只是到了殷周时期，可能已经消失了。此外，与马桥文化对岸位于淮河汇入长江附近的龙虬庄遗址区，在与马桥同时期的南荡文化地层，另发现了一块带有非常特殊字体的陶片。陶片上左边的四个字，与杨家湾文字的字形和结构虽有相似之处，但右边的文字却是前所未见的，这个文字与越、吴不同，类似于草书的四条线形文（下图）。南荡文化属于江苏宁镇地区的青铜早期文化，其地理位置是在良渚文化范围的先越与先吴两个族群之间，本陶片似乎是两种文字的对照书写，或许这可能是以两种不同文字书写、记录并以资互相参照的文献，但详细的情况尚待考古界进一步的研究。以上的几个例证，都显示长江上、下游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的时期，早已有几种早期文字雏形以及几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成形。可惜的是，长江流域的古文明族群并未选择在骨、铜、石等较易保存的材料上刻字，仅有少数在陶器上刻字留存。由于目前发现的带文陶器还太零散，资料相对不足，尤其是许多发掘出来的相关资料迄今尚未整理、公布（主要是湖北、江西未公布的殷商之前陶文太多），因此，我们虽已了解长江流域古文明在文字的发展程度上相当成熟，但学界却尚未能加以解读、破译。经由考古分析，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新石器晚期以来社会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中有可能就是由先楚文明作为主导。从大溪晚期以来的先楚文字，也可能逐步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通用记录方式，青铜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文字，则继承了先楚文字；长江上游以及汉水与淮河流域交界地区，也属于先楚文化的影响范围，应该也参与了该文字的使用及流通；虽然豫南、中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但也发现少数杨家湾类型的刻文符号。以上所提及的几个地方，幅员十分辽阔，这么广阔的地区显然属于不同族群的居住范围，而这些族群也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语言，但这些语言应该比较亲近，极可能属于同一种语系。因此，先楚文字可能在殷商之前，就已在同一种语系内拥有跨语言的书写记录功用。此外，从青铜时期以来，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独立的文字系统存在。所以在殷商之前，中国肯定已经有数种不相关的文字系统产生。这些系统中，有些文字只在小地方流传，而当时最发达的长江流域地区，则可能已有共同的文字系统。不过，在黄河流域的青铜器早期遗址，也发现了近似文字的刻画符号。所以笔者在下文中，将着重考察江汉以北的这些青铜早期古国文字被发现的情况，讨论它们的文字应该被视为哪种类型。（本节有删减）一些没有在新石器晚期发展出早期文字的地区，到了青铜时期，也开始出现近似于文字的符号，其中在学界讨论最多的，便是陶寺和二里头刻文符号。对于这些符号，学者们也经常试图用甲骨文来加以解读。然而，截至现今为止，考古工作者们所发现的陶寺符号，只有陶壶上朱书的两个字而已。由于这两个符号其中之一，形似甲骨文的“文”字，因此学者们都将之读为“文”，至于第二个字，则有四种看法。其一，推论这两字意指夏禹的“文命”，因此便将第二个符号释为“命”字。其二，是认为两字宜读为“易文”，“因为'易’的涵义是天气晴霁，阳光照临四方，其上从旦，与'明’同训。”“扁壶上不仅有朱书'易文’二字，残器除口沿部分外，沿残边涂朱一周，颇似卜辞的界划，预示这是一篇完整的全辞，而且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尚书‧尧典》开篇对帝尧的赞颂：'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郑康成注：'敬事节用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其三，则认为应读为“文尧”，意指有文德的帝尧。其四，读为“文邑”，意指夏邑。这些推论皆创意十足，但同时也存在着疑问。陶寺时期的语言、社会背景、概念皆不可能与商周文明相同，如“文德”概念，则更是符合春秋以后的思想，若吾人强以之解释青铜早期的符号，似乎甚有不妥。至于“文邑”这个推论，因为符号字形与甲骨文相同，而甲骨文中亦恰好有名为“文邑”的城，因此冯时先生将之释为“文邑”的假设，在某方面来说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然而，“文”不仅见于陶寺文化的早期文字符号中，更见于比陶寺早约千年的湖北杨家湾遗址中。因此我们不免生疑：杨家湾、陶寺、殷商以及吴城文字中的“文”形符号，是否确实为同一字？如果在这三个文化中，该字的意思都相同，那么其来源就只能是三者中时代最早的杨家湾了，而如果字义相异的话，那么这三地的文字就互不相干，但无论如何，这个“文”形符号，绝不可能是专指时代较晚的陶寺古城之名。陶寺朱书只发现两个残缺符号，可供比对的资料太少，无法将其当作可靠的依据，况且，若将这两个符号与间隔千年后的甲骨文字作绝对的联结，其时空跨距过大，因此推论的证据并不充分。此外，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二十余个符号，学者们经常将这些符号与甲骨文作对照，寻找其间的关连。例如曹定云先生将二里头的十三种陶文符号，视为甲骨文字的雏型，并将之解读为“矢”、“井”、“皿”、“盟”、“丰”、“行”、“道”、“来”等字（图一四三）。虽然从字型来看，曹定云先生的假设有值得参考之处，但二里头陶文符号并未构成文句，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辨明二里头陶文与甲骨文之间的关系。图一四三、曹定云先生的二里头陶文与甲骨文对照（笔者补充）。不过，透过观察这些符号，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这些符号可能与甲骨文有关外，二里头部分与杨家湾的符号之间，亦有相似之处，如 （前两者是杨家湾、后者是二里头）；（前者是杨家湾、后者是二里头）；、（两地完全相同）等。因此我们不禁疑惑：在这三个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地点，他们的字形是否都代表同一个字？而在这三地的古代语言使用中，相对应的文字字义又应是如何？这些问题，目前我们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因当时大溪、屈家岭文化对整个江河平原的影响蔚为主流，并在二里头时期到达了文化一统的程度，彼此之间的地理关系也很明确，使得这两地的符号具有相关性一事，可信度相当高。即便后来殷商政权控制了中原，也不能排除殷商族群将本地的字形借用在自己国家的文字系统内之可能性。据上文所述，东北地区也参与殷商文字的形成，但东北地区文化的贡献应该是采用族徽的习俗，而族徽传统与文字系统，是意义、概念、用途不同的现象。族徽是宗族符号，并非语言的记录方式。因此殷商文字系统的来源不在东北。除了上述地区之外，在稍早于殷墟年代并距离殷墟相当近的河北台西，亦发现若干陶文符号，学界经常讨论这些符号，希望从中找到甲骨文的来源。但实际上，台西符号的独特性不高，也不比其它地区更先进。在台西符号中，具有石家河的眼型符号、与江北相同的数字符号，及各种兵器的图案（包括与二里头相同的矢形符号）、各种数字型符号，都是在江北地区早已出现的符号，况且，台西所发现都是单一符号，没有发现复合性的字体或文句。因此，虽然我们或许可以将台西符号视为甲骨文形成的来源之一，但其发展程度却不足以让我们将它当作唯一起源。河北地区从新石器晚期以来，便有与江北平原族群来往的痕迹，台西符号与江北陶文符号的相似性高，年代又比江北陶文晚得多，出现符号的数量和形状也比江北少，因此我们实在难以将河北的先商族群，视为古文字的唯一创造者。更有可能的是，河北族群在殷商之前，便从南方地区吸收了一些刻字的传统（包括数字和一些象形符号，图一四四），直至殷商，此传统才获得更加系统的处理及发展，即是将这些从南方借来的字型和系统规律，用以配合纪录北方的语言。当我们观察殷商早期的先文字时，已有许多迹象显示，长江中游极可能就是文字的发祥地，但此观察及推论，却又缺乏确切的证据。毕竟我们目前只能看到大溪、屈家岭的文字，并没有发现石家河及盘龙城的文字。在湖北大溪、屈家岭文化地层之上，迄今都尚未能发现先楚的成熟文字。虽然屈家岭晚期、石家河的部分大型陶器上面带有符号（图一四五：2－4），但这似乎还不能被称之为文字，而更近似于独立的神秘符号。大汶口、龙山文化也曾发现类似带有神秘符号的大型陶器，如皖北蒙城县尉迟寺等遗址的相关发现（图一四五：1）图一四五：1、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带符号陶缸；2、邓家湾带符号陶缸；3、邓家湾石家河符号；4、肖家屋脊偶像陶罐。从青铜铭文的线索来看，在殷商以前的青铜器中，只有少数几件刻有符号，其中一些可能源自于盘龙城文化，但其年代与出处尚存有许多问题。石蝶先生搜集了19件带字的早期青铜器，但其中大部分的断代还是在殷墟一期，也就是殷商国家奠定之后的时代。另有前文已讨论的几件属于东北文化的青铜器，其铭文符号具有作族徽的作用。是故，在此一议题的讨论中，笔者只采用殷商之前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是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铜壶，器内有近似“乂”字的符号，此壶的形状较类似于盘龙城的造型，可是冀北刘家河等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遗址中，也出现过同类的器形，此器物的来源和符号意义，至今我们尚不清楚。其二是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铜鬲，内壁有“”字。这种形状的铜鬲来源不明，所以也无法讨论其属性。类似的符号还可见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铜斝上，其形状也近似盘龙城五至七期的铜斝。石蝶先生将之视为殷商之前，而《新汇编》视为殷商时期，又不知出土来源，所以这些青铜器史料所蕴含的文明属性、刻字的意义，至今依然尚未明朗化。殷商之前，只有几件带有符号的青铜器，才可以较确定地被视为是南方文化的遗物。其中如陕西岐山县和河南中牟县出土的铜戈上，各带有“”眼形符号；湖北随州湘河出土的铜戈上，则有着双条神纹符号，也近似于杨家湾的字体（图一四六）；湖南出土的铜戈有鸟形符号。这些在兵器上的符号应有护身符作用，源自长江流域的精神文化。但这些单独的符号，依然不足以作为文字存在的依据。图一四六：1、湖北随州湘河出土殷商之前铜戈上的符号；2、陕西岐山县出土殷商之前铜戈上的符号；3、殷商之前铜鼎上眉形符号（出处不明）。直至目前，学界亦未发现属于石家河和盘龙城的文字。这种情况令人费解：在更早期，大溪文化便已有了文字，而从大溪以降，长江中游族群的国家化、社会化一直不断蓬勃发展，但他们的文字却好似凭空消失一般，没有一点蛛丝马迹留存下来，吾人该如何理解此种矛盾呢？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当一地的文化、国家在一贯的发展中，并无中断的情事，而本已在国家萌芽时代就出现的文字，怎么可能会在到达了国家成熟的巅峰时期，却突然消失掉了？这真的是有可能存在的情形吗？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前文已讨论“且”（祖）字和祖字形的礼器线索。在此，笔者尚考虑一个线索：殷商甲骨文从一期发掘以来，就有“”这个字存在，此字的字形是形容将竹简或木简编为一册的象形字，这使我们进而思考一件事：在武丁时期及更早之前，殷人主要活动于并非竹子主要生长区域的河北地区，竹子对他们而言并非大量且容易取得的材料，这么一来，岂有可能在殷墟建都时，殷人就“发明”了以竹编典册的传统？显然各地都有木材，却还是很难相信春秋战国时期简牍文化并不发达的河北地区在殷商时期是简册的发明区。但若不是已有以简编册的行为，这个“”的象形字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甲骨文上？除非，这个以简编册的传统，不是殷商王族本身所创造，而是属于其它族群的文化？“”这个字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它就宛如一把钥匙，让吾人得以打开历史的奥秘之门，了解在殷商之前的南方文明中，用以写字的基础材料究竟为何。自西周末期以来，先秦竹简就仅发现于楚地，其它地区虽有发掘出被保存下来的木竹器，但在汉代之前，却几乎从未见过竹简的出土。同时，我们所发现的早期简册，均有祭礼与丧礼的纪录，这与甲骨文“册”字字义指涉祭册的意思一致。这一发现不禁使我们质疑：难道文化古老深远的楚地，有可能会晚至春秋时期才开始作册？而且还是受北方殷商中央影响，才有制作竹简祭册的传统？这显然是不可能之事。换言之，笔者推论：杨家湾文字显示了先楚文明文字的诞生，但到了屈家岭以后的文明。却放弃了先在陶器上刻字记录、再摔碎陶器的祭法，因此文字不再出现于陶器底部上，但这并不代表文字因此便无用武之地了，相反地，文字乃是跟随着国家、社会的蓬勃兴起而继续发展，直至成熟。只可惜，先楚人习惯使用较难保存的竹简书写，难以留下蛛丝马迹可供考古研究。此外，学界现今已知，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纺织业早已十分发达，吾人或可考虑先楚族群使用布帛写字的可能性。然而，目前我们唯一可确定的是，先楚族群并未采用骨、石、铜这些材料作为书写载体，因此在保存上十分不利，才造成目前我们研究先楚地区文字发展脉络的困难。当然，以上讨论只是假设而已，然而，若非如此，则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发达、在早期阶段早已拥有文字的古国，会在后期的发展和兴盛中，却放弃了他们自身的文字，不再使用。先楚文字的使用率应该不会很广，仅由少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掌握文字记录的能力，同时，他们也掌握了信仰、宗教和精神文化的礼仪。不过，循着贸易及国家的发展，长江中游的文字应逐步获得更加现实的作用，即作交易、市场、税务等各方面的纪录。这类记录并不需要有坚固的载体，竹木甚至布料都足以符合其纪录需求。所以，先楚的竹简册书之内容，可能不仅是以祭册为主，应该另有很多与社会生活有关的档案。我们或许可以在甲骨文上，发现这类近似于几家宗族向庙宇贡献财务，以及缴纳税款的记录。例如某些卜甲的反面，有着与卜辞的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的纪录，内容记载着某族参与祭礼而提供贡纳的成分，如“雀入皕五十”或其它数量；“虎入百？”；“豕入十”或其它数量；“入一”或“入十”；“贮入一”或其它数量：“鼓入一”或其它数量；“般入十”或“般入四”；“唐入十”或“唐入二”；“壴入十”；“子商入一”或“子商入十”；“并入十”；“毕入十”；“入十”；“入十”；“奠入二”或其它数量；“牧入十”；“逆入十”；“竹入十”；“入百”；“凤入十”或“凤入百”等等。这类的纪录应可见于当时的神庙中的祭礼场合、贵族贡纳给神庙的财务，或是某些具有市井交易功能之处。如今，我们已见不到早期楚文，因此无法实际研究楚文与殷商文之间的发展脉络与关系，虽然笔者推论其两者间具有关联性，但吾人却不能忘记一个重点：中央都城在安阳的殷商人，他们所发展的自然语言，与先楚人绝对不同。根据赵尺子先生的研究，殷商语言乃是源于阿尔泰语系的元音而来。而吴安其先生依扬雄《方言》，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后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语，带有一些苗瑶语言的特征痕迹，这显示了楚人与苗瑶民族之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同时，吴安其先生也认为，楚文化乃是源自本土的屈家岭文化，所以楚的语言即是屈家岭、石家河族群后裔的语言。不过，吴安其先生的研究对象是以南楚为主，也就是江湘地区为主。而北楚的语言与南楚可能有所不同，但重要的是：先楚与殷商，是两个语言不同的族群。当殷商发展出甲骨金文字时，虽有可能是借用了长江地区的文字系统，却进一步配合殷商贵族的语言逻辑，因此，殷商文与先楚、吴、蜀文已有所不同，与先商的长江文的相比，殷商文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历史的演变中，殷商凭借着国家社会的强势发展，使得殷商的文字广被使用，胜过了其它早期文明的文字系谱，也许，这也影响到其它文明的早期文字，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完整发展，以形成更加成熟的文字体系。到了西周时期，南方也逐步地接受使用政权核心贵族所使用的官方文字，但直至汉代，楚、蜀文中依然保有一些此族群专属的独特字体，可能源自这些地区更早的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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