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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资料的时代来看，早期刻文符号出现的年代，可能更早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但是从空间上来说，却与《淮南子》成书地点具有若干共同性：目前最早的前文字符号，恰好便是在江淮地区被发现……。由于目前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存出土陶器上的神秘符号中，只有少数才含有可视为象形文字的特征，因此本文只限于讨论这些或许具有文字功能的陶文。而最早出现先文字符号的地域，则是在江淮、江汉平原一带。 （二）长江、淮、汉流域早期文字雏形 在殷商之前，早已有了许多其他博大精深的古文明，并且，这些古文明在社会化、国家化的程度上，也相当成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各地已出现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即使早如在安徽侯家寨和湖北大溪等两种文化，其中所发现的刻画符号，似乎也已有了早期文字系统的特征。 甲、早期江淮文字 考古学者于侯家寨发现的文字符号，皆是刻在陶器的底部上。同时，这些陶器也都呈现了人为地、有意破坏的痕迹，这有可能是某种祭礼的形式，例如有可能在祈祷时将器物摔碎，只保留刻有陶文的器底。这种带有文字的器底，在皖淮蚌埠双墩遗址发现数量最多，共发现633个字，同样字形的重复率也很高，年代测试的上限约距今6000年左右，下限则可能到达距今5000年前（图一三一）。在其它侯家寨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符号的器底，其数量则没有双墩那么多。采用这种刻画符号的确切族群范围，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有些学者认为，长江中游的早期文字皆属于从侯家寨发展出来的系统，但以笔者浅见，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文字乃属另一种独立的语文，两者不宜混为一谈。
图一三一、双墩侯家寨器底刻画文字 甲骨文晚期有“淮”字出现，而从西周中期以来，江淮地区的族群在铭文中被称为“淮人”、“淮夷”或“淮戎”，是周人贵族的征伐对象。侯家寨的字或许可以视为淮夷先民的象形文字，但由于新石器晚期到殷周之间，不管是气候变化、河流改道，还是族群流动等变化因素，都非常的复杂，因此吾人尚无法明瞭其族群间的传承关系，因此仅使用考古的方法，并不能完全确定使用侯家寨文字的族群及其语言属性，他们与金文中淮夷的关系更是难以考定。
图一三二、徐大立先生对侯家寨刻画文字分析：1、复合符号的组成；2－4、双墩侯家寨文字与甲骨文字对照。 虽然侯家寨文字的形状可能类似淮人初期文字的滥觞，并还保留着原始图案的相貌，但却已有单体符号被用来构成组合符号的情况（图一三二：1），这显然可以视为是早期文字的征兆。虽然族群及语言属性不明，徐大立先生却认为：从字形上来看，侯家寨陶文的很多字，都可以用殷商甲骨文加以对照（图一三二：2－4）。然而，因为双墩和殷墟的时空距离皆很遥远，我们不可能讨论其间的族群传承关系，因此只能说他们构字的方式或许具有某种关联性，尤其据青铜初期的考古资料，或可推论蚌埠双墩的符号，可能在部分上具体影响了南土皖赣文字的形成。而在青铜文明中的皖赣文字，包括吴城文字与双墩文字，彼此之间可能具有一些传承关系，但因为现有出土资料的不足，加上淮夷先民和先吴族群的语言应该相异，因此我们现在对这方面的资料研究，尚难以找寻到适当的钥匙以一窥堂奥。 乙、早期江汉文字 江淮地区之外，在长江中游许多大溪晚期至屈家岭文化遗址的发掘中，亦发现了与侯家寨时代相近的文字，依最早发现的地点而称之为“杨家湾文字”，年代在距今5500至4500年间，最早可能也到达距今6000年左右。杨家湾文字也是出现在陶器底部上，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杨家湾与侯家寨文字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连结关系。但不管从字形、笔画、结构等各方面来看，虽然为了祈祷而将陶器砸碎的仪式看似是相近，但文字造型的本身、以及该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两者之间差异颇大。江淮与江汉器底刻字的关系复杂：两地虽然都有故意将陶器砸碎、并在器底刻字的祭仪，但器底的符号却不相同。因此可以考虑，侯家寨和杨家湾两个独特文化的情況，可能类似西亚地区的苏美尔和埃兰的关系，是虽有交流和互相影响，有相似的礼仪，但却有各独立的文字。
图一三三：1、杨家湾遗址陶器刻画文字；2、城头山遗址陶器刻画文字；3、柳林溪遗址器底刻画文字；4、秭归柳林溪遗址支座圆盘刻画文字；5、陶寺遗址陶壶上的朱书文字。 在长江流域很多地区，距今6000至5000年的遗址中，发现器底上有神秘符号，例如崧泽遗址的陶器上，也有器底符号，说明这在长江流域属于普遍的礼仪习俗。但崧泽器底刻纹不似乎文字的起源，在目前能看到的资料中，似乎只是侯家寨和杨家湾符号才有文字的作用。 澧阳与江汉地区自彭头山晚期以来，已能发现陶器砸碎的仪式以及器底上刻符号的传统萌芽，如八十垱已有这样的礼器，直至大溪晚期时代，两湖地区很多地方都发现同样的符号，皆可被归类为“杨家湾文字”学者们分析宜昌杨家湾文字后，认为在目前所见的早期文字中，澧阳和江汉平原、湘西洪江、鄂西宜昌、鄂北随州这些遗址，所发现的符号数量和类型最多，并且，其抽象化的程度确实比侯家寨高。根据目前的资料，其范围在西南方到达了湖南洪江，可见于高庙遗址大溪、屈家岭时代的地层的遗物中；西北方则到达湖北宜昌秭归，可见于杨家湾、中宝岛、柳林溪等遗址中；东南方到达澧水汇入长江之处，可见于城头山等遗址中；东北方则到达了随州地区，可见于金鸡岭等遗址中；甚至也有可能远至大别山以东淮河流域的河南信阳等地区。秭归柳林溪遗址除了器底上的刻文，也发现了几件带有文字的支座圆盘（图一三三：1－4；一三四）。湖北省和地方考古所还藏着许多未公布的杨家湾文字资料，出土的空间范围涵盖整个江汉平原、鄂西和鄂北地区。
图一三四、余秀翠先生对杨家湾文字分析 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与殷商甲骨文字的构成规律一致，可能有传承关系，甚至认为江汉平原新石器晚期的文字，有可能就是殷商文字的渊源之一。在大溪屈家岭的文字中，与殷商文字字形相同者数量不少，如“”、“”、“”、“”、“”、“”、“”、“”、“”、“”、“”等字形，在杨家湾文字与甲骨文中都有，相当于甲骨文的“神”、“申”、“角”、“示”、“斗”、“竹”、“”、“木”、“米”、“京”、“田”等字形，但这些字在两个文明中的用意却难以相互对照，因此无法判别这些具有相似字型的字体，是否就代表两种文字本身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此外，还有一 些字，如“”、“”、“”、“”等，在杨家湾陶文、吴城陶文（图一三八；一三九）、殷商甲骨文中都曾出现过，这些字体相当于甲骨金文的“且” （祖）、“五”、“网”、“亚”字，但我们却无从得知这些相似的字形，其字义是否也一样相同？又或者是互不相干？甚至是否有可能是时代最晚的殷商文明，借用了长江流域的字形？笔者认为，以上皆有可能，或者部分字型是被借用，而部分只是形体偶然相似，也一样是有可能的。 然则，就算殷商和吴城文字源自大溪、屈家岭文明，其字义亦可能相同，但这三个地方的语言也不可能一样。依照笔者推论，大溪至屈家岭杨家湾文字所记录者，极有可能就是属于那些必需被归类为先楚文化族群的语言，及其所产生之文字。这些新石器晚期以来的早期先楚文字，对青铜时期先吴文字、殷文字的影响，乃是上古文明史研究的关键难题。 从总体对长江中游文明的认识，笔者以为：其对整个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占有最关键的地位，更身为主导文明化的角色，因此，汉字的发祥地或许依然是源于此地。从某些字形的研究，我们更加可以看出：字形的象形意义，似乎可以溯源至长江中游的精神文化。在此最突显的例子可能是杨家湾、吴城和甲骨文中通见、也都曾在出土文物中出现过的“且”（祖）字。 丙、“祖”形之索隐 从“且”（祖）和“示”字形，我们或许可以间接联想到长江中游殷商前与殷商文化之间的关联。从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石家河文明所谓的“柄形器”，不但是一种常见的玉器，且后来在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墓里作为随葬品出现的频率很高。 石家河柄形器的形状很多种（图一三五：2—5），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形状，是上头镶有一块圆形的绿松石（绿松石可能会因年久而剥落，故柄形器上常有圆形的缺块），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墓中的柄形器，均继承了此一特点（图一三六：15—20）。从石家河以来，柄形器一直被用作为小型的随葬礼器，据此可见其内在意义的重要性，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对它的用处感到难以理解。
图一三五：1、邓家湾祭祀区屈家岭偶像；2－5、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石家河玉柄形器。 直至安阳后岗殷商贵族3号墓出土了几件柄形器，才对其神秘意义提供了线索。这几件抦型器上皆留下了朱书，写着“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庙名。笔者赞成刘钊先生的假设，认为该朱书即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线索，而其意义即作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庙的牌位。由此出发，刘钊先生更进一步地假设：所谓“柄形器”的形状，符合甲骨文所见字形，便是表达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图一三六：1—13）。该字在甲骨文写成“”，既可释为“主”的古字，亦可释为“示”或“且”（祖）的异体字（图一三六：14）。 此一线索确实使笔者发现，所谓“柄形器”的形状与甲骨文的“且”（祖）字十分接近。该礼器源自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具有崇拜祖先的作用，而且 “”、“”、“”、“”、“”同时也就是“且”（祖）的字形，早就出现在大溪、屈家岭文字之中。
图一三六：1—7、后岗殷墓出土的祖子形器（摘自《考古》1993年第10期和1995年第7期）；8—11、甲骨文字形（摘自《考古》1995年第7期）；12—13、太平洋社会群岛石庙石表的形状（摘自《考古》1995年第7期）；14、《合集》22062卜辞；15、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石家河玉柄形器；16－18、盘龙城四期李家嘴出土的柄形器；19、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石家河类型柄形器；20、陜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石家河类型柄形器。 屈家岭祭祀区出土之筒管形的偶像（图四三：1；一三五：1）正是因为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学界称为“陶祖” ，其意思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将“且”（祖）字的象形意义释为生殖器，亦是可从。如果笔者观察无误，屈家岭的陶祖与大溪、屈家岭的“”字形或许能有直接关系，都是表达对祖先的崇拜，亦是“祖”字的来源，而小型的柄形器当也属同一脉络的礼器，恰好在屈家岭的大型陶祖与殷商祖先的牌位间，补充了连接的环节。石家河时代的人们，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但还是出现过小型陶祖，改以体积较小的“玉主” 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并将之放在墓里，以祈求其在信仰上代表“生殖”或“新生”的意义。 郭立新讨论屈家岭到石家河祭礼的演变，曾有提出以下想法：“以陶筒形器这种物化对象而不是以明确的祖先或人物为崇拜对象，说明这种崇拜很可能源于神话传说中的部落英雄或祖先，这样的宗教活动与后世那种以明确的世系祖先为崇拜对象相比，比较不具有排他性，其公共性和包容性更强，能在更大范围上统合人群……[但从屈家岭晚期起，]个人、家庭和群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作为社群公共崇拜对象的部落神话英雄祖先被直接向个人或世系群传承财富和地位的血缘祖先所取代，墓祭取代大型公共祭祀，以陶筒形器为象征的社群公共崇拜体系趋于式微。”此论述的确掌握了当时社会演变的重点之一，而小型玉制的柄形器作为家族的祖先牌位，取代了大型公共崇拜始祖的礼器地位。在之后的盘龙城时代，贵族也传承了这一点，采用小型玉制的祖先牌位。 直至殷商时期，殷人承袭了这个在上古大文明中被用来崇拜“祖”的礼器，却转而将其使用在自己的祖先崇拜礼仪之中，故在这些祖形器之上书写祖先的日名庙号。殷墓里发现这种玉制祖先牌位甚多，有可能在其上书写庙名当时是普遍采用的祭法，但是因为朱书难以保存，所以带日名的“柄形器”发现不多。据此可见，殷商贵族接受了采用石家河文明崇拜祖先的一些祭法。 如果筆者思路無誤，那麼這些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明中舉世闻名的史料，便能夠用來解釋“且”（祖）字的來源了，更可以補證楊家灣文字與殷商文字之间的關联性，又或許，吳城亦可能使用溪、屈家嶺的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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