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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十三年，聂继摸之子聂焘以进士出任陕西省镇安知县，聂继摸随往，数月始归，并作《诫子书》训诫儿子，他要求儿子做好亲民官，“做得一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要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偶有微功，益须勤勉，不可怀喜欢心，阻人志气”；“勤政方可泰然处世”。 镇安县“偏僻、落后，如人少、山僻、事简、责轻，这种条件‘最足钝人志气’”，在父亲的提携教导下，聂焘衣食简朴，努力践行“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家身计”的教诲，深受百姓爱戴。乾隆二十年，他升调凤翔大邑，“临行时，父老乡亲自发夹道相送，攀辕涕哭，聂焘迟不忍离。” 明代昌会县（具体在哪，史籍查询不到，欢迎大家指点）百姓金在衡，家里畜养了几十只鸡，屡次被邻舍所盗，所余最后一只大雄鸡，高冠长距，彩羽翰音，与群鸡相斗，没有敌手，金在衡颇为钟爱。某日又被盗贼所偷，他心有不甘，具状告到官府，称自家被盗雄鸡乃“报晓种雏”，突然被邻贼窃走，望衙门逐户搜捕，查获真赃，“惩十儆百，以清盗风”。 本地夏知县阅过状纸，立即吩咐公差：“盗鸡的几乎都是妇人所为，本官就此打一手严牌。凡是金在衡家左右前后十家以内的，除官民妇女之外，其余的悉数拘拿到审。如有不到的，即是偷鸡犯妇，坐令赔赃，枷号示众。”差役们持牌传唤，无人敢违，一时尽数拘到，共三十几个妇女，众人跪作一团。夏知县故意不问，先将不相干的涉贼案件提审，几番夹棍、杖刑、打板，堂下一片苦楚呼号，惨叫连天。此案问完，夏知县取第二桩贼案来问，不招供的一顿好打，如此惩治，杀鸡儆猴，众妇女跪伏良久，又初见县官有刑法之严，各有思惧。然而没有盗鸡的，虽说畏法，心却稳当：“我没有偷鸡，岂能加刑给我？” 盗鸡的自然做贼心虚：“鸡其实是我偷的，若被官府问出，和刚才群贼一样被杖刑夹棍，真是又痛又丑。”故此在众妇中显得尤为恐惧不安。夏知县发落完群贼后，睁眼环视一周，突然喝道：“没有偷鸡的，可以离开，偷鸡的跪住，待本官查问。”众妇尽皆起身离开，独有一妇人卞氏，跪不敢动。原来她最先怀疑惊惧，满心只想在鸡上面，骤闻知县大人说“偷鸡者跪住我问”之言，顿时神丧计穷，似乎官府已知道她作案一般。正所谓“闲居为不善，人之视己如见肺肝也”。 夏知县问道：“鸡是你偷的，是愿赔偿？还是愿游街示众？”卞氏悲道：“妾身家道贫穷，为供膳婆婆，因无以为食，委实不该偷盗金家的雄鸡，我虽没什么东西可赔，但愿意典身以偿。若游街示众，宁可吊死也不愿。”夏知县当即传唤卞氏的婆婆与丈夫贡常到堂，查问果然是卞氏为了供养婆婆膳食而盗鸡，夫妇两人并没有吃。夏知县不禁叹道：“民为不善，若非迫于不得已，就是陷于不知，诚然如此。古人云‘吏以亲故，受污辱之名’，如今因婆婆的缘故，身加盗贼之恶名，其情可原。本官昔闻梁上君子，今见贼中孝妇，人性皆善良而习性积恶，怎能不信啊。” 夏知县释放卞氏和其婆婆出堂，惟独留下贡常责备道：“妇人不知礼法，故而敢为非义之事，你身为男子，养母本是孝心，应当尽力供养，岂可擅取非自己的财物，用以作为亲亲孝子？古云以善养，不以禄食，所以以事亲修身，以辱亲虚体，未曾听闻沾染盗名，而能以三牲之养为孝也（《孝经》云：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尤为不孝也。联系上下文，意思是为人子女，偷盗东西，玷污家声门楣，即便每天用牛、羊、猪来奉养父母，还是不孝）。”贡常磕头无言以辩，随后被赏打十板，发还免罪。 夏知县认为贡常虽货财屡空，然德行未失，若出于孝道宽容，则枉费王法，因此略施薄惩，以示违法必究，但考虑到贡常家计贫困，也就不再追赃。如此一件极小的事情，夏知县也能“处之曲尽其道”，不责妇人，养其耻也；惩其丈夫，训义也；体恤孝子，仁也；不追赃，惜贫也，的确当得起父母官的称呼！ ----------- 此案译自《诸司公案》中【判盗鸡妇】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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