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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梦姑159 于 2019-1-1 09:03 编辑 柴窑在哪里， 哪个瓷窑是柴窑，《新增格古要论》有明确的解答：“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含意：柴窑在河南郑州，周世宗少年前姓柴，后改姓郭，姓柴时他家烧的瓷窑称柴窑。哪个瓷窑是柴窑，柴窑在哪里，解答的很明确。柴窑在不在郑州，应该比较容易证实，只要访查到五代时期柴家所烧的瓷窑便自明。周世宗继皇位时已姓郭多年，柴窑之称与他当皇帝毫无关系，所以，柴窑是其它瓷窑的观点都是错的。柴窑特征中的有细纹，“细纹”一词《新增格古要论》中有明确的解释，研究者却多认为是细开片纹，为什么！“多是粗黄土足”记载表达很明确，但是却有多种说法。柴窑器“薄如纸声如磬”明显是错的，但是不少人坚信，等等。 古文献记载的柴窑是经过千百年的传承演变，有不实之处是必然的，因此，时代越早的古董专论，其可信度越高，杂记类记载也是如此，但杂记类记载往往只能作为参考，因记载人往往是外行，只是不加考证的片面的记事。 诸多关于柴窑的记载，经过科学论证去伪存真，还原出准确的柴窑器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以此为据，才是鉴定是否柴窑器的标准，可是其说不一。我认为是未有真器出现的必然结果，致使有的研究者心中有了私念。我读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于柴窑的论述，我认为多数人心中有私念，多是根据需要对记载不分早晚，不分专论与杂记，不分析考证记载的对错，只要能挂钩就是依据，或是根据需要以几乎不贴边的理由排除记载，等等，这样还研究什么，柴窑器遍地都是，怕是无一件真器，而真的柴窑器应是被响亮的“柴器”淹没了。 当今不少柴窑研究者主要以《格古要论》为据，古文献派生出说柴窑器的朗朗上口的华丽辞藻次之，正是这些古文献把柴窑研究引入歧途，在迷宫中不能自拔，因此只能弃之。 《新增格古要论》（现存1462年版本）其中有记：格古要论一书，旧刻岁久损坏，今博访初本以补其阙亡，初本所无仍从其旧；旧本文字多有重复，今校定删去之；旧本中多鲁鱼亥豕之误，至有以芋为羊者，今加考证，兼有不可稽考者，姑从之。又记：格古要论创始于云间曹明仲，编校於云间舒志学，是编合旧本二本而录之亦格物致知之事也；一本得之前栾成侯公子李庄，篇目颇多，而脱误殊甚；一本得之同寅主事常熟孙纪，篇目略於前本，而脱误亦多。又记：其续增者注曰后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只注增字，旧本则不注。又记：是编自景泰七年丙子夏四月中旬，得李孙二公旧本，至其秋七月考校增完，又至天顺三年乙卯夏四月上旬，欲命工锓梓点校始完。 王佐介绍了他所得的《格古要论》旧本（旧刻）年久已损坏，其内容存在很多鲁鱼亥豕之误，至有以芋为羊之错，或丢露问题。他还广泛地寻查访求初本以补其缺失，初本没有的，依从旧本，并找到了不只一部内容残缺的初本，把所找到的所有初本综合起来内容还有缺失，弄不成一套内容完整的初本。因此才有“旧刻岁久损坏，今博访初本以补其阙亡，初本所无仍从其旧”之说。此记载充分证明《格古要论》旧本确实存在很多鲁鱼亥豕之误，至有以芋为羊之错，或丢露问题，又处于对《格古要论》的尊重，就必须得有初本与旧本对照，来鉴别旧本中的错误，不然就没必要再寻找初本，更没必要在没找到内容完整的初本的前提下，再广泛访求内容残缺的初本进行拼凑。景泰年间就找不到内容完整的初本，证明内容完整的初本已无传。还表明《格古要论》旧本的来历。及编著《新增格古要论》的指导思想，和编著方法。并表明对旧本的脱误给于考证，兼有不可稽考者，姑从之。证明王佐对《格古要论》原创确实非常尊重，对旧本是否是脱误并非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定夺。这让我们对《格古要论》旧本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会有很多脱误？为什么会多有鲁鱼亥豕之误，为什么会出现以芋为羊之错。看其问题，分析原因应是活字印刷排版问题，否则不可能出现鲁鱼亥豕之误。看来王佐已看出旧本之错是印刷排版问题，定会杜绝在增补本中重演。《格古要论》属专用工具书，外行完全生疏。排版时很易出现字形相近的鲁鱼亥豕之误，丢落字，和以芋为羊之错，校对也不易发现其错。按王佐其人简介和编书背景，完全具备查找到当时最优版本的条件和能力，但其所得版本状况竟如此。王佐得到了损坏的《格古要论》旧本，但是未能得到内容完整的初本。因为旧本错误很多，没有初本无法对其增补，无奈，只能广泛访求内容残缺的初本以互补缺失，但未完全如愿。假如现在存有景泰年前的旧本，我们又如何阅读和理解呢！其旧本再在此后的传承翻刻中，翻刻者或许根据自己的想法对其脱误给于更动，可想而知几百年后的今天又该如何呢！我们又如何辨别哪些是曹昭的本意，哪些不是呢！所以，今天柴窑研究只能抛弃《格古要论》。《新增格古要论》的古窑器论是照《格古要论》初本或旧本抄录的，究竟是按的初本还是旧本已不可考，加之现存本就是天顺年版本，综合看应等同于《格古要论》初本所记。 大维德爵士收藏的所谓洪武本《格古要论》现今发表的柴窑学说也有引用：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麄黄土，近世少见。紧接着又说：汝窑出北地，宋时烧者......。“柴窑出北地”“汝窑出北地”。而《新增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汝窑出汝州”。错在谁！事实证明，汝窑就在汝州。按大维德爵士本，汝州称北地吗！柴窑也在汝州吗！可是汝州无北地之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真实的历史柴荣少年时过继给郭威后改姓郭，继皇帝位时已姓郭多年，应称郭世宗，或郭荣才对，过继给郭家，并继郭家皇位，怎么可能姓柴。其兄弟未被封王，其生父到死不是太上皇就是证据。从另一角度讲，一个小小的瓷窑怎么可能用皇帝的姓氏命名。“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此语肯定是错的。《新增格古要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先说了柴窑在河南郑州，又说了周世宗姓柴的时候所烧的瓷窑，因此称柴窑。表明柴窑之称的来历是周世宗还没过继给郭威以前，姓柴时柴家烧的瓷窑，所以称柴窑，与周世宗当皇帝没半点关系。当今找到五代时期柴家烧的瓷窑就是柴窑，就是柴窑遗址。“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麄黄土”“细媚”王佐记：细腻。显然应是“细腻”汉语无细媚一词，何况“媚”的含义与柴窑特征无关，在此不当。“多足麄黄土”此语显然有误等等，这些与曹昭太不相称。另外在古窑器论下面有：“窑有柴汝官哥定彭建龙钧之类，本朝宣德上，成化次之，永乐又次之”。洪武年成书的原版本，怎么会有永、宣、成！或许是后加的，也未可知，再有从印制看，似乎并非正规书局印制。从大维德爵士本的一页中就有如此多的问题，因此，它绝不是《格古要论》初本。现存《格古要论》及《四库全书》录入的《格古要论》其所记柴窑也基本与大维德爵士本同，应该都是从景泰年前的有很多脱误的《格古要论》旧本演变而来，其表达的含义多不确切，让人无法理解捉摸不定。 从《新增格古要论》成书以后，记载柴窑的文献多有引用并有补充，尤其民国赵汝珍所记柴窑：“柴窑以天青色为主，其余尚有蝦青、豆青、豆绿等色，又有一种不上釉者呈黄土色，即后代所谓铜鼓也”（“铜鼓”通假骨）。格古要论是说主要的，次要的不提。赵汝珍把次要的给与了补充，并指出：“有一种不上釉者呈黄土色，即后代所谓铜鼓也”。进一步证明柴窑器是黄土色胎，其所记都与曹昭初本（前文已证新增格古要论的古窑器论应与曹昭初本同）所记的柴窑器一致。 经过以上讨论，应可认定柴窑器特征和窑址应主要以《新增格古要论》为据，其它记载只能作参考和补充。而现存《格古要论》不能作为柴窑研究的依据。 下面对本不该有争议的几个柴窑器的特征问题举例如下。其实，没必要讲下面粗浅的道理，道理大家皆知，讲是无奈的。 一、史载柴窑器的胎体。 《新增格古要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记载中无后增、新增、增，说明王佐是照初本或旧本抄录，如果是按的旧本，此处有无鲁鱼亥豕之误被改正了，现已不可考。其“多是粗黄土足”当前有不同解释，本来很明确的柴窑器足的特征，怎么就被解释的乱七八糟，就是私心作怪。其实用不着解释，明摆着的事儿，无奈只好一说：“足”组成足的全部要素：足底平面、足外立面、足内立面、足的材料，总称为足。拿出其中的一项就称为足不是私心又是什么！有谁能把头顶称为头呢！“多是粗黄土足”“多是”译为：柴窑器多数是。“粗黄土足”译为：粗黄土做成的足。整体译为：柴窑器多数是粗黄土做成的足，也就是器足无釉露着粗黄土状瓷胎。这是原意，至于粗黄土能不能制瓷，器足不上釉露着粗黄土胎与诸窑之冠的柴窑是否相称是两码事。民国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指出：“柴窑在河南郑州，柴窑以天青色为主，其余尚有蝦青、豆青、豆绿等色，又有一种不上釉者呈黄土色，即后代所谓铜鼓也”。鼓，应通假骨，柴窑瓷有不上釉的品种全部露胎又该怎么解释呢！所以不能凭感觉而曲解史载原意。至于柴窑是否是诸窑之冠，不应肯定，或许是因为郭荣称帝，柴窑沾了皇气儿，柴瓷必被御用，其质量必有提高，人们才把柴器捧上了天。 黄土以粉质为主，黄沙土也称粗黄土，（注意是“沙”不是“砂”）其粒径很小粉质少，多在北方，量少和成泥干燥后一捏就碎。黄河流域的河南中部远古地貌特殊，其黄河上游落差很大，此处低洼平缓。黄河及支流洪水，到此成一片汪洋，淤积严重最终此处的黄河成为了悬河，其淤积的黄土成分十分复杂。想来黄河水从青海一路冲刷溶解（包括沿途支流），带着各种石块及其所含的各种金属碰撞磨擦所产生的碎屑，带着各处冲刷的不同成分的泥沙，来到河南。因此这里淤积的黄土非同一般，其黄土和成的泥，干燥后非常坚固，目视非常细腻无颗粒，但是去掉其中部分极细成分后，视觉有小颗粒感，像黄沙土，虽然视觉相仿实质差异很大，也许就地就有适合烧制瓷器的黄河淤积的粗黄土，经烧制，或许就是曹昭笔下的粗黄土。有人把瓷器足底粘的“砂粒”与粗黄土的细小“沙粒”混为一谈显然不妥，不会不认识粗黄土吧！何况后粘的砂粒都在表面凸着，明显不是原有，瓷器露胎的原表面虽然目视有颗粒感，却都是平的，后粘上的在表面凸着的砂粒当然成不了足的组成物质。又有把器足底面刮去釉露出胎的粗面，再涂上护釉，冒称粗黄土足，视觉的粗黄土比它细多啦，何况还只是足底平面，称不了“足”。综上，柴窑器应是粗黄土状胎体，器足多无釉露胎，显现粗黄土状外观。这些是《新增格古要论》的古窑器论中柴窑所独有。 二、史载柴窑器“有细纹”。 有不同的观点1、多数人认为指细线开片纹；2、少数人认为是由于釉的流动表面隐约显现一定方向的有微小色差的细条纹。两者都无直接依据。其它观点不提。《格古要论》的古琴论章节中，古琴有断纹，有蛇腹断，其纹横；细纹断，如发千百条；梅花断，其纹如梅花头。它对细纹给了明确的解释：“如发千百条”。既然是如发千百条，就不是一团乱发，乱发不是一条一条的，有方向有规律才是，那么柴窑瓷是不是条带状开片呢！我们知道瓷器跟木材不同，木材有横纹顺纹，同时根据干湿涨缩，顺向收缩小横向收缩大，而油漆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柔韧性，因此油漆会在顺木纹方向形成一条条细长裂纹，哪里收缩变化大哪里就裂纹多。瓷器没有横纹顺纹，烧制时胎体涨缩基本一致，因此瓷器不会形成一定方向的发丝裂纹，所以，第2条才是曹昭笔下的有细纹。 三、文献总结的朗朗上口的华丽语句都存在一定问题，不能作为柴窑研究的依据。 比如，四如的薄如纸，声如磬。就是坚信不疑者其内心也会有疑问，很大一器皿做的胎薄如纸能成吗！就是勉强做成了又如何使用，摸不得碰不得，敲击肯定不发磬声，稍懂点物理和声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敲击不会发出磬声。“磬”属板状乐器，单个存在的为特磬，敲击发出一种声调为单音，成组存在的为编磬，敲击发出不同的声音。声如磬，是指编磬而言，我们知道对磬的发音是有要求的，过高不行过低也不行，就像现在的音符。磬的大小、薄厚、型制，与发音高低密切相关，瓷器也是一样。柴窑瓷如果不管器型，不管大小皆做的胎薄如纸，敲击肯定不都能发出磬声，不都是磬声，就与“声如磬”不符。我做了五组试验，其结果证明：如果都是声如磬就不都是胎薄如纸，都是胎薄如纸，就不都是声如磬。《新增格古要论》既是要论，就是介绍主要的，有特点的，或独特的。其古窑器论中：汝窑“薄”、吉州窑“体厚”、古建窑“体极厚”少见薄者、古饶器“体薄”。柴窑未说“体薄”或“薄”，说明柴窑无胎薄的特征。如果柴窑瓷果真胎薄如纸，这么重要的特征不会不提。综上，柴窑器无薄胎瓷特征。但有胎体薄厚适度，无蠢笨感特征。 四、柴窑器釉。 柴窑器属于青瓷。民国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指出：“柴窑以天青色为主，其余尚有蝦青、豆青、豆绿等色”。是透明釉，还是不透明釉，有争议。首先，柴器胎色较深，目视有细颗粒，胎的复杂成分，往往在烧制时会析出杂色。透明釉会盖不住瓷胎的所有弊病。“明如镜”的关键是光线不能穿透釉层，颜色一致，且平无凹凸，所以肯定不是透明釉。不是太透明的釉行吗？那要看施釉厚度，施釉越厚效果越好，但是受到流釉问题的限制而不易实现，否则较多的釉的流垂会与柴窑不相称。因此就必须得把瓷胎处理好，但是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而无法实现。不易做到胎体无丝毫毛病，就是做好了成本也会很高。用不透明釉就可避开这一弊端，不怕胎体有些小病，不怕胎色深，不怕成分复杂的胎体表面析出杂色，这或许就是柴窑的独到之处，是柴瓷滋润细腻的先决条件。所以柴窑应是不透明釉，或基本不透明釉，施釉厚度适中。 综上：1、现存《格古要论》不能作为柴窑研究的依据，也不能作为参考。因为不能擅自确定其对错。而杂记类古文献只能作为参考。古文献演变而来的朗朗上口的华丽词句不能作为柴窑研究的依据，也尽量不作参考。 2、五代时期柴家烧的瓷窑所以称柴窑，与周世宗当皇帝没半点关系。当今找到五代时期柴家烧的瓷窑就是柴窑，就是柴窑遗址。如果经访查柴氏家族五代时期，确实只在河南新密一带烧瓷，那么月台村古瓷窑遗址，可能就是柴窑遗址。如果欠确切，柴窑遗址会否在柴窑村附近或就在柴窑村内呢！另外柴窑器不一定就是诸窑之冠。 3、柴窑器，是黄土色胎体，器足多露胎，少有不露胎的，无薄胎瓷特征，但胎体根据器型、大小、薄厚比例有度，无蠢笨感。 4、柴窑器是青瓷，釉层玻璃质，失透或近失透，外观滋润细腻。以天青色为主，其余尚有蝦青、豆青、豆绿等色，有一种不上釉的品种，呈黄土色。 5、由于釉的流动表面隐约显现从上至下的有微小色差的细条纹。胎体后天的涨缩与釉后天的涨缩的配合欠缺原因，使器物多在后天出现细微鱼籽开片纹。 古稀者 2018年11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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