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读懂《理想国》，那是因为你没把握住这个核心

著名的洞穴之喻

《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创作的哲学对话体著作，其中涉及到了柏拉图哲学思想中的许多重要理念，涵盖了政治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内含的思辨精神以及对真善美的孜孜以求，使其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本不朽名作，在许多图书馆和书店都始终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然而限于文化差异和阅读水平，许多人都不得其门而入，张巍教授在探讨古希腊哲人如何取代智者和诗人时，对于《理想国》有着独到的解读和分析，并指出阅读理想国的钥匙在于，认识到它的主脉“灵魂与城邦的类比”。

对话发端于一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什么是“正义”（dikaiosunē）（I.331c）？不过，这里提出的并非一个纯理论问题，因为第一卷里苏格拉底与智术师色拉叙马霍斯针锋相对的谈话里，就已屡次强调正义问题乃是涉及一个人应当以什么方式来生活的大事（I.344e,347e,352d）。在批驳了几种流俗的“正义”观之后，第一卷的讨论虽然貌似无果而终，却在谈话者中间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正义是灵魂的一种美德（aretē），不义是灵魂的一种邪恶（kakia）。

第二卷伊始，苏格拉底在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两兄弟的劝说和敦促下，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展示什么是正义本身，什么是不义本身，两者对灵魂各生发何种效果，并以此为基础来证明行正义之人的生活乃是最善的生活。与短篇“苏格拉底对话”不同，苏格拉底从《理想国》的第二卷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正面阐述自己的思想。

他放弃在第一卷及其他短篇对话录里常用的“诘难法”（elenchos），运用一个全新的方法，此即“灵魂与城邦的类比”（analogia），并称其为一个间接的路径，也就是说，讨论将“间接地”从城邦的正义导向个人的正义（II.368d-369b,参考IV.434d-e）。苏格拉底提出，有两种正义——灵魂中的正义和城邦中的正义，后者要比前者宏大，所以更容易被发现；因此更为便捷的讨论方式是把对灵魂之正义的探索放大为对城邦之正义的探索。于是，类比的关系首先建立在灵魂和城邦各自所拥有的相似属性（即“正义”）之上。

确立了“灵魂与城邦的类比”关系以后，至为关键的决定是，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没有满足于惯常的做法，以某个现存的城邦为依据，出发去寻找正义。他们要立即着手创建自己的城邦（II.369a）。苏格拉底说，如果能通过谈话（logōi）看到一个城邦的成长，就能看到那里正义和不义的生成（同上）。

谈话者们共同创建的正义的城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II.369c-372e）以社会分工为原则，虽然被苏格拉底戏称为一个“真正的城邦”（II.372e），却是一个非政治的初民社会，在那里无论正义和非正义都不存在。因此，它要被扩张成一个“繁华的城邦”并被净化（参考III.399e），这是第二个阶段（II.372e-IV.427d）。构成这个城邦的是著名的三阶层：生产者（II.369c-372d）、卫士（II.373e-III.412b）及统治者（III.412b-417b）。

在第四卷里（IV.427d），正义的城邦宣告建成，接下去只需找寻已然蕴含其中的正义，这体现为每一个阶层只做它自己分内的事，从而达致社会的和谐（IV.433b）。随后，按照最初的方法设计，城邦之正义被按部就班地应用到灵魂之正义。为了使“灵魂与城邦的类比”关系继续发挥效用，两者在结构上也必须相似。

这正是为什么，正义的城邦拥有的三阶层恰恰与灵魂的三部分一一吻合：生产者阶层对应欲望部分，卫士阶层对应情感部分，而统治者阶层对应理性部分（IV.435c-441c），于是灵魂之正义也与城邦之正义相似，是一种三部分各司其职而达致的内在和谐，也就是说，由理性部分统治，情感部分协助，而欲望部分则被统治（IV.432b-434d）。更为巧合的是，城邦里的其他美德（aretai），也与灵魂里的其他美德一一对应，譬如“智慧”（sophia，讨论分别见于IV.428b-429a及442c）、“勇敢”（andreia，讨论分别见于IV.429a-430c及442b-c）和“节制”（sōphrosunē，讨论分别见于IV.430d-432b及442d）。

找到城邦之正义和灵魂之正义以后，苏格拉底在第四卷末着手进一步探讨不同种类的政体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种类的灵魂。这一探讨在第五卷开始处被波勒马霍斯和其他谈话者打断。

对话似乎转向一大段题外话：从第五卷到第七卷，首先讨论妇女儿童问题（V.449b-471c），其次从第五卷后半（471c）到第七卷末尾又集中讨论哲学和哲学家。不过，随着“理想国”创建的步步推进，有一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萦绕对话者的脑际，挥之不去，最后终于由格劳孔打断苏格拉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V.471c）：“理想国”究竟能否实现？如果可能，又怎样实现？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乃是《理想国》的一大枢纽。

首先，他提醒格劳孔（V.472c-e），他们之所以苦心经营理想的城邦，真正的目的是探究“什么是正义”。理想的城邦包含并体现了绝对正义，是一个样板（paradeigma），他们并不需要证明这个样板能成为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正如一位杰出的画家，画了一个完美的人体作为样板，并不需要证明这样的完美人体实际存在。其次，如果一定要证明理想城邦能成为现实，只有一个办法，即让哲学家成为君王，或者让目前的君王和统治者成为哲学家（V.473d）。这样，问题就转变为，哲学家能否成为现实，即哲学家的产生如何可能。理想城邦的现实性最终落脚于哲学家（即理想灵魂）的生成。

于是，接下去的谈话详究哲学（philosophia）的本质（V.473c-VI末），细述哲学家的教育（VII卷），这实质上构成了创建正义城邦的第三也是最高的阶段。哲学家被认为是绝对正义的灵魂，只有他才能够统治绝对正义的城邦，即“美善之邦”（kallipolis,VII.527c）。第二卷到第五卷已经讨论了理想城邦的方方面面，但还没有彻底展开与之对应的理想灵魂（即哲学家）的讨论，这个任务在第五卷后半到第七卷末得以出色地完成。

从哲学的高度，第八和第九两卷回到最初的正义和不义的问题。苏格拉底的方法仍旧借助“灵魂与城邦的类比”。他探讨“美善之邦”（kallipolis）及其统治者哲学家的次第衰变，经由荣誉政制和追名者，寡头政制和寡头，民主政制和民主者，最后到暴君政制和暴君。苏格拉底与谈话者回到现实，把理想城邦-哲学家与现实中存在的四种类型的政制-灵魂作对比，证明绝对正义的灵魂要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灵魂更幸福，特别是与暴君（即绝对不义的灵魂）相比。

在得出这个结论以后，苏格拉底承认（IX.592b），“理想城邦”是建在天上的原型（paradeigma），为了让绝对正义的人（即哲学家）凝神观照，并依样在自己心中构筑正义的灵魂，格劳孔也赞同说：“合意的城邦你指的是我们用词句（enlogois）建立起来的那个城邦，那个理想中的城邦，但我想这个城邦在地上是找不到的。”

全书的最后一卷（第十卷）针对诗歌提出了“再次批评”之后，用“埃儿（Er）的神话”终结了整篇对话。苏格拉底讲述这则神话是为了“证明”，正义非但就其本身而言——这在第二至第九卷已被“证明”——而且就其后果而言要远远胜过不义。《理想国》的第十卷故此与第一卷遥相呼应：第一卷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正义”，那里的正义乃就个人而言，而最后一卷的收尾神话——有关灵魂在冥界为重生而选择不同的生活模式——又回到了个体灵魂。

从这样的框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第二至第九卷起了重要作用的“灵魂与城邦的类比”，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用正义的城邦来阐明正义的灵魂。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追寻的是理想的而非现实的正义，他们的方法是创建一个理想的城邦并培育一颗理想的灵魂。理想的正义在城邦中体现为“美善之邦”（kallipolis）的政体（politeia），在灵魂中体现为哲学家的灵魂结构（亦称作politeia）。总之，理想城邦的创建实质上是用来作为类比，以彰显理想灵魂的产生。

概括而言，《理想国》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卷为第一部分，提出主题，但尚未运用“灵魂与城邦的类比”；第二至第九卷为第二部分，对主题的探讨在上述“类比”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展开；第十卷为第三部分，脱离类比最终返回主题。以上笔者不惮辞费对《理想国》的谋篇布局进行勾勒，旨在揭示“灵魂与城邦的类比”关系在其中的枢纽作用。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充分领会，《理想国》的核心议题直指“教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