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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预测评说 中国图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第二篇 周易预测史 本篇提要：以卦爻为基础、以干支为主导的复合型信号系统与三级解读工具（卦爻辞、八卦物象、六亲）的有机统一，使周易预测由经验型预测走向科学型预测。 第四章 周易预测信号系统
第一节 关于卦的起源 周易预测最基本最核心的工具就是卦。它是一个符号系统，一个逻辑系统，一个阴阳信息系统。 关于卦的起源，浩文《易数精解》一书列了九种说法，可谓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相反乃至对立的说法，即“卦成于筮”和“筮成于卦”。 第一种说法：“卦成于筮”。 意思是因筮而成卦，有了筮才有卦，卦是在卜筮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方面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八卦是由龟卜演变而来。持这种观点的有屈万里等，认为八卦的卦画是烧裂龟壳的象形。 其二，八卦是由“数字卦”演变而来。这数字就是殷代甲骨文中出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它们有不同的上下组合形式，重叠似卦。 学术界对这一观点分歧较大。刘大钧《关于“图”“书”及今本与帛本卦序之探索》一文（见《象数易学研究》第一期第1—23页）和宋会群、苗雪兰《中华第一经》一书都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否定“数字卦”与64卦之间有内在的演变关系。 刘文的主要观点是：今本64卦的卦序排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相邻两卦不是相互颠倒，就是相互变化，而“数字卦”是不能颠倒的，《周易》古经的作者不会依据不能颠倒的数字来设置有关的卦名卦辞。那些刻于卜骨上的数字，至多是用来记录占卜的，是演卦过程中“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中的一部分。且很多卜骨上的数字并非是六个，而是多少不等，有的一组多达十二、三个。这些数字恐怕根本就不是记录卦的数字，而有人也非要把它们说成是“数字卦”，以种种穿凿之笔以求其解，殊为可笑！ 《中华第一经》除了与刘文一致的观点外，还指出了以下几点：一是数字卦的数与易卦筮数的表现形式全然不同，性质也有明显区别。易卦由6、7、8、9共四个筮数所得爻画而成卦，表现形式是卦画，而数字卦则用“一、五、六、七、八”或“一、五、六、七、八、九”[任按：系用这些表示数的汉字]直接组卦。易卦筮数的6、7、8、9有老阴、少阳、少阴、老阳等人为的性质区分，而数字卦的“六、七、八、九”则只有数的自然性质即奇与偶的分别。二是易卦具有表象功能，数字卦无表象功能。三是数字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盛行于殷周和战国，也流行于秦汉时期，按有关资料推算，数字“一、六”转化为阴阳爻画是西汉初年才完成的，时间上无法与易卦衔接。根据以上几条理由，《中华第一经》认为：“数字卦自成一系，它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导致易卦的发明和出现，它不大可能是易卦，而只是和易卦同源而异流的一种低级的筮占形式和方法。”（第45页） 刘文和《中华第一经》的说法当然都很有道理，但也有可推敲之处。比如说，刘文是拿定型之卦与“数字卦”作比较的，这显然缺乏说服力，以此作为否定“数字卦”与64卦演变关系的依据并不能成立。因为演变之后与演变之前，有很多东西是不可比的。拿猴子有尾巴、人没有尾巴作理由来否定人是从猴子演化来的，就很困难。而《中华第一经》关于“同源而异流”的说法也有漏洞。既是“同源”，就等于承认了可能有某种演变关系。猴子演化成了现代人，但现在还有猴子，这就是“同源而异流”，排斥不了演变关系。而人造物或人造符号的演变，其过程更有很多曲折、复杂、微妙之处，有探索，有总结，有改进，更会有突破性的改造，而改造后的东西往往会与原来的东西有很大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差异。所以，“数字卦”作为一种假说，还是可以继续研究探讨的。 第二种说法：“筮成于卦”。 意思是先有卦，后有筮，因卦而成筮，筮是在卦的基础上形成的。支持这种说法的观点较多，大体有这么几种。 其一，源于观察（伏羲画卦）。这就是《易传·系辞下》说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关于此说，《尚书·序》中有这样的说法：“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宋代王应麟《玉海》卷十中说：“尧之作历，仰观象于天，低观事于民，远观宜于鸟兽。”这个说法与《易传》关于伏羲氏仰观俯察的说法非常一致，区别仅在于这里是归之于尧，归之于“作历”，是指远古时代确定农时的方法。 这些说法和《易传》的说法都明确地否定了“卦成于筮”的观点，认为卦的形成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模拟。而且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他生活于五千多年前，但直到殷代早期或中期的时候，还没有用八卦或64卦搞占卜的记录。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一书介绍了殷代甲骨文中的“卜辞”记录。该书说：
奴隶制时代的殷王朝是十分迷信的，每事必卜，每卜必至多次。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晦冥、年辰的丰欠、时日的吉凶、用人用牲的多寡，分娩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以请命于“上帝”。卜辞中已有“上帝”的名称，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中已经早有至上神的观念存在了。 卜辞的程式非常简单，大抵是“某日某人卜问某事，吉或不吉”，有时记录其效验。纪日用干支，不象后人用数目字，故干支文字极多。程式既简单，千篇一律，故所使用的文字有限，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只有三千五百字光景。 （第249－250页）
这里讲的“卜辞”，都是指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卜辞”，而不是用八卦或64卦进行占卜的“卜辞”。《易经》形成于殷末周初，用八卦或64卦占卜，最早也是殷朝末期的事情。《易传》就提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也就是说，伏羲创造八卦一两千年之后，才逐步重为64卦并被用于占筮。 其二，源于天文观测。我们在前面曾引用过邹学熹《易学精要》一书中的一段话，其完整的说法是这样的：
卦字从圭从卜。圭，指土圭。《周礼》：“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光。”卜，测度之意。《吕氏春秋》注：“卜，择也。”择通测。古立八圭测日影，从四正四隅上测到的日影阴阳变化，就形成了八卦的图像，故曰“八方、八节、八卦、八圭、八表皆同也。”（第79－80页）
《易学精要》这个说法，认为八卦是由古代天文观测活动形成的。关于这个说法，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也有间接的印证。该书说：
立一根垂直于地面的标干（一般长八尺），不断测日影长度的变化。每天日影最短的时刻，就是太阳中天的时刻，也就是午时。此时影在正北，日在正南。如果积累较长观测时间，又可以发现，午时太阳影子最短的一天，就是夏至；影子最长的一天，就是冬至。……这八尺长的标干，叫做“表”，是我国最早的天文仪器，可能远早于大家公认的周代，甚至商代以前。（第29页）
《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还对以“土圭之法”测日影的形成年代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结论是：“大致说来，殷代已掌握了土圭测日影之法，是可信的”（第156页）。而这一点与《易经》的形成年代有吻合之处。《易学精要》也对土圭测日影如何形成八卦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细讲。总之，八卦的创造与天文观测有着密切的联系，此说的可信性至少不低于其他的说法。 关于“筮成于卦”，除了上述两种说法之外，还有源于古代文字、源于河图洛书、源于图画、源于社会实践以及源自伏羲时代的八个官名，等等。其中源于河图洛书这一说法，在《易传》中也有模糊的提示，即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这里的说法并不是很明白、很明确。但是，这几种说法都是与“卦成于筮”的说法相悖的，都是讲当初创造八卦并不是为了卜筮。 筮法要创造记录符号，它就必须首先有记录规则，而六爻成卦就是大衍筮法的记录规则。从这个角度讲，是因为人们在龟甲兽骨占卜之法不再适应人们的思维水平、认识水平以及社会生活需要的时候，在预测上提出了高层次的要求，从而把眼光转向了卦爻符号系统，利用64卦进行预测，并创造了相应的筮法。也就是说，八卦重为64卦用于预测，有可能是从事天文观测人员的创造。因为他们对作为天文观测记录符号的卦画体系比较熟悉，有所研究，又具备较丰富的数学知识。而且，在远古时代，占卜与天文观测都是为了沟通神意，两者属于同一职能部门，巫、医、占、算兼任，具备用数学方法创造揲蓍之法并与卦爻符号相结合进行预测的基础条件。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指出：“由于古代认识水平很低，人们往往把天文现象与人事吉凶相联系，发展了星占术。”（第13页）而星占术与周易预测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李镜池《周易探源》考证，《易经》某些卦爻辞即反映了星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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