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艺录丨论词不可独尊两宋，亦不说“宋后无词”

谈词称两宋，最为偏颇。须知千年词学之脉络，自宋而兴，至元明而凋敝，复又中兴于明清（明末），倘若立代于元明而谈词，独尊于宋词尚不有二论，但今时今日，我们已见词学之结局，并非身在“管中偏窥”的节点中，若再论及词学，便不宜定言“宋后无词”、或是“独尊两宋”-----不论是词学研究，亦或是词学爱好，皆是如此。

词于宋代要为草创

• 北宋令词仅作草创

“宋后无词”这种说法大约始于近代王国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其中“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便是“宋后无词”的宗本之说，然实际上，词之一体虽然进宋而兴起，但于词体而论，尚未足涵养完毕之功。

所谓文体，需独立而成篇，要有独特的规格章约，即在形式上要完成固有的独立性。

予观宋词，自柳、苏之前，只是将诗句修葺入乐而成词，断无定体；且彼时所谓小词大多是文人娱兴所在，《北梦琐言》、《古今词话》中都有记载“和凝烧词”的掌故：

《北梦琐言》：晋相和凝，少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自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

又因词乐不入高雅（“胡夷里巷之曲”），甚至都有将词乐比作郑声者，《东轩笔录》中有记王安国一事：

王安国性亮直，嫉恶太甚。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东轩笔录》

故此，北宋令词虽然发迹流广，但显然未曾满足词体的要素，所谓“诗之余”便来于此。

• 宋代慢词发迹要晚

李清照《词论》有“词别是一家”之说，此说中所谓“声乐”、“典重”、“情致”、“铺叙”等特质全能集显于长调。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李清照《词论》

因此，词能当成独立的文学体裁，便全赖于长调慢词，令词小调大为文体之补充（一如近体诗律，绝之辨）。然宋代长调之发迹，非但更要晚于小令，且就算自柳、苏开脉之后，尤是未登大雅之堂。

燕乐虽然经过宋代百年蕴藉，因其声调流美动听早就大行朝野，虽然文人们有作歌词，但也是“阴奉其实，阳讳其名”（龙榆生说），即填的是词，但词集名却附庸风、雅。如所谓的“乐府”、“琴趣”、“长短句”等等。

其中毛刻中有柳永《乐章集》、刘克庄《后村别调》等九种；王刻中有冯延巳《阳春集》、范仲淹《范文正公诗余》等九种；朱刻中有苏轼《东坡乐府》、黄庭坚《山谷琴曲外篇》五十四种等类，全是词作集结，但都不一而同的“各标雅号”。

• 词之一体至雅词而始成

宋代之于词体的创立，周邦彦居功至伟。词之有周邦彦，如诗之有杜甫，书之有王羲之。（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清真先生遗事》）

周邦彦之前的名家作手，虽然诸峰耸立，但未“连成山脉”，词家成就不成体系而形态各异。自周邦彦之后，方有词体之章法，字词的法式，方才示人以可学之门径。《宋词举》中所谓：“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又沈义父：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而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乐府指迷》）

可惜的是，周词虽有词体创调开创之功，但确实少词体解放之力，非是周邦彦，我们纵观两宋，词之一体总归是被卑视之“小道”，故词于宋代，虽名家作手林立，但词之一体犹是草创之中，可以说兴盛，但不可以说巅峰。

清词之解放

宋后元时，词学凋敝。于雅词一脉，元代南北曲益盛而燕乐消亡，故不能以管弦而歌；于异体而言，彼时汉祚断续，文人为异族统宰，作文多有避讳，故悲愤不能宣泄，曲折不能尽准，两极皆断，故词学一脉近乎斯文绝迹。

但所幸者，时隔两代，词学之文脉又得清代往继。前文所谓词不可独尊两宋、不可言“宋后无词”，全赖清词中兴。

• 清代词体益尊

清代之词，虽然不能再付于管弦，但得益于西学东渐，使得词体复脱小道之列，“一时文人精力所寄，用心益密，托体日尊，俨然上附于《风》《骚》之列”（《中国韵文史》） 这种“托体日尊”的地位，在诸家词话中越发明显：

况周颐《惠风词话》中云“又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以还，大雅鸿达，笃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识者为之,莫不沿溯汉魏 ,游衍屈宋 ,以蕲上闚三百篇之恉。

其中“智者之事”、“上通雅乐”、“大雅鸿达”、“沿溯汉魏”、“以蕲上闚三百篇之恉”等词学阐发，唯见于清朝，宋代则不可见。

• 清代词人愈盛

宋词涵养三百余年；清词亦涵养近三百余年。但正如前文所言在三百年宋词之中虽然名家辈出，但除去柳、秦、周一派之外，鲜能传续；而清代三百余年中，阳羡、浙西、常州三派各开法门地，递主词坛。

其中，清初作手王士祯、彭孙遹、毛奇龄等上接五代之哀艳；曹贞吉、陈维崧、顾贞观等人又嫡传南宋诸流，维崧胡海楼者更是欲世推“古今词家之冠”，兼综各体开前人未有之境界，词至迦陵处，当不逊天下文体。

更阳羡之后，浙西一派宗标尔雅，嫡传南宋；

谭献云：“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

常州一派特独“比兴”所托日尊，愈见高蹈。

“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谭复堂词序》）；

此三家词派介夫清代国势承平危微之中，以近三千余作手、八千余词作涵盖词体之无极，虽不过宋词之最高处，但阐发题材之风貌，接西力之思想皆能到宋词未到之处。

不可独尊两宋，亦不说“宋后无词”

综上所观，词学便不可独尊两宋，也不可说“宋后无词”。

宋词与清词之比，取《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北宋词与南宋词之辩考较为贴切，即“两宋词，下者在清词下，上者在清词上”、“清词下不犯两宋拙率之病；高不到两宋浑涵之诣”二语。

最后一提的是，如说学词，其实更不应先入宋词，盖年代去远，各种意象差池者甚，借物言情处下笔便假，故不能先学宋词；而清代隔年稍近，面目更详，同时流派分明章法显然，故更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