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归隋统一路

六世纪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世纪。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大分裂时代，从东汉末年算起，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南北对峙的局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南方的梁国刚刚取代混乱腐败的南齐，而北方的魏国，则渐渐显露出暮气。在这个世纪中，有三件大事影响深远，头一件，是北方的六镇之乱，第二件，就是南方的侯景之乱，而在南北两大乱之后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却是隋文帝统一中国。在大乱之后，中国居然没有像中世纪的罗马四分五裂，反而迎来了大治，以空前强大的大一统形式为这个世纪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公元六世纪的头十年，是南北势力拉锯不下的十年。公元500年，豫州刺史裴叔业向北魏献了寿阳。鲜卑大军不废吹灰之力，便进驻了垂涎多年的淮南地区，占领了寿阳、合肥等地。 南朝在刘宋初期，曾与北魏划河而治。宋武帝刘裕死后，丢失河南四镇，到宋文帝刘义隆时，尚有实力多次发起北伐，虽然败多胜少，但好歹稳固住了河南防线。宋明帝时由于举措不慎，才丢失了淮北四州，与北魏划淮而治。南齐二十多年间，南北大战四次，没有一次是南方的主动进攻，而全都是北魏孝文帝的南征（与宋文帝的三次北伐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南齐灭亡，寿阳又失，防线再移。北魏占领义阳后，在此设立郢州。与东面以寿阳为中心的扬州（北魏设立的扬州，不是南朝的那个）呼应，在淮南地区形成一对钳子。南梁在此窘境下，将防线又南移到南义阳（今湖北安陆），淮水一带的重镇就剩了一个东面的钟离还在控制之下。钟离城，位于今天安徽凤阳东北，钟离城紧邻淮水的独特位置，在划淮而治的南北朝中期显得十分重要。钟离的西南是合肥城，东南的江东是建康，三个城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构成品字形。从钟离到建康，再无其他重要的大城，换言之，钟离若失，则魏军可以迅速挥师东南，饮马长江，兵临建康。钟离是南梁防线上的最后一道屏障。这时候能保住淮南的一座重镇都成了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我们如果细心比较这些战争的过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北魏每次南征，都是发动北方几个州的兵力，经由精心准备，分几路入侵，几方协调，相互呼应；而齐、梁的这几次应对，都是以守城为主，各自为战，偶尔的支援和出击，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完备的全局规划，所以不仅是城池一座座的丢，援军也是一支支的败。南朝的战争动员力，就与北魏相去甚远。如果用现代的词汇说，北魏有能力打赢一场全面战争，而南朝只有能力打赢一场局部战争。这样的差距，焉能不败?天监四年十月（公元505年），梁武帝大举北伐，兵力总计数十万。自宋文帝北伐失败以来半个多世纪，南朝从未发动过如此强大的攻势，就连北魏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百数十年所未之有”。 孝文帝处理政事，极认真，也极负责。史载他“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的治世哲学是：“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身为执政者，如果不能够平等诚恳地以统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又岂能让天下人平等诚恳地做事，又岂能将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正月，宣武帝病故，享年三十三岁，与其父孝文帝寿命相同，作为却相差甚远。朐山失利和钟离之败北魏军事上最大的惨败，两大失败都发生在宣武帝时期，令他戴上了“外战外行”的帽子。钟离、朐山的惨败可以说是北魏衰败的外部标志，此后北魏再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征讨南方的战争，直至灭亡。南北两国勉强恢复了短期的和平。武帝的太子元诩即位，是为北魏肃宗孝明帝。元诩只有六岁，他是北魏迁都后出生在洛阳的第一位皇帝。在他的背后，北魏政坛成为争夺权力的角斗场，拓跋珪开创的北魏帝国，只剩苟延残喘的份了。 “六镇军人”这个称号，在北魏曾经寄托着众多青壮年男子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到了高欢的青年时代，却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这种巨大落差的形成，是最值得北魏后期统治者检讨的问题，包括魏孝文帝，也不例外。 　　六镇的历史，到孝明帝时已超过了一百年。六镇最初只是指北魏长城上自西向东的六个军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北魏的领土向东西扩张，更多的边镇被包含在了六镇里头，比如位于怀荒以东的御夷（今河北赤城西北），所以后来也有七镇的说法。一般来说，北魏末年的“六镇”，是泛指包括以上七个镇在内的所有北方边境城镇。六镇的地位，毋庸多言，相当重要。北魏前期南北两国实力相当时，南边的防务压力，要大于北边。当南朝北伐时，北边的防御力量不足，六镇与北魏长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镇之间的有效调度、彼此呼应，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游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后来的契丹、奚等）对于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大大地减低了。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财掠畜，转而向西域等地区发展，便反映了这一防御战略的成功之处。守备六镇的将领和军士，都是百里挑一：忠诚度得高，战斗力得高，地位也得高。于是，要担任六镇的镇将，就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必须是鲜卑人；二、必须是职业军人；三、必须是贵族。守卫的兵士，则都由高门子弟中推荐选拔，属于一流的战士。六镇军人立功的嘉奖强过其他地方的军人，同时升迁也享受特权，拥有相应的优待措施。想去那里建功立业的人绝不在少数。半个世纪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首先是柔然衰败。柔然自从第五任可汗吴提以后，实力不断下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第八任可汗豆仑在位时，隶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兄弟率部起义，在柔然的西部建立了高车国。柔然无法平息这起叛乱，高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北魏通好，不断进攻柔然。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柔然遭到高车与北魏的两面夹击，吃了大败仗，可汗豆仑被杀，部众推豆仑的叔叔那盖为可汗。那盖死后，其子伏图继位。伏图为了缓解形势，避免腹背受敌，几次派遣使者到洛阳与北魏通和。宣武帝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兴趣消灭这个奄奄一息的北方邻居。北方边镇处于无敌可战的状态，一晃就是三十年。换句话说，整整一代人荒废在边疆，六镇不再是少年圆梦的地方，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这一现象，在迁都洛阳后更加严重了。孝文帝的迁都，是造成六镇地位进一步下降的第二个原因。六镇本身的战略意义，在于防卫毗邻大漠的平城。平城一日为都，则六镇一日不得放松防务。一旦北魏的统治重心转移到了黄河以南的洛阳，戍边将士们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尽管他们也是鲜卑贵族出身，却丝毫得不到远在洛阳朝廷的鲜卑贵族们的关照和重视，并且受到加倍的排斥和打压。孝文帝忽视了六镇军民的利益分配，导致了问题的激化，是在汉化改制过程中一个不可原谅的大失误。特权没有了，升迁到内陆也一辈子不用指望了，甚至吃穿不愁的基本待遇也失去了保障。镇将们得不到任何改制的好处，反而被汉化的洛阳贵族们认为是鄙夷的粗俗军人。失去了权势希望的他们，只好转而聚敛钱财，让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病残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并选择那些有点文化技能的士兵负责经营，由此获得的利益统统收归己有。士兵们的收入微不足道，像高欢那样的家庭并非个例，兵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在人们的心目中，六镇如同监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北魏后期，对作奸犯科、坐事违法的官员的惩罚措施之一，就是罢黜到边镇做镇将或者兵卒。高欢的祖父高谧，便是这样被贬到了怀朔镇。孝昌元年（公元525年），高欢投奔杜洛周的起义大军，迈出了漫漫征程的第一步；他大概不会想到，在鲜于修礼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队伍里，就有他未来的强劲对手，“黑獭”宇文泰。 宇文部驰骋塞外，被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所灭，遗民内迁到昌黎。后燕被北魏打败后，宇文氏的掌门人宇文陵举家投奔了拓跋珪，不久后就迁往六镇之一的武川镇。从宇文陵到宇文泰，宇文家族在武川镇共经历了五代。尔朱荣是契胡部的首领，“契胡”这个民族，我们不该陌生，它是“羯胡”的异译（“契”、“羯”古音接近）。换言之，尔朱氏与后赵石氏同族。不同的是，尔朱家族在永嘉之乱中没有南下中原，依旧留在北方的秀容（今山西朔州西北），是当地部族的酋长。北魏初年，尔朱氏追随拓跋珪、拓跋焘等皇帝，四处征讨其他部族，战功卓著，得了大量的封赏。传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手中，家财丰盈，牲畜数万，是孝文帝时代北方有名的养马大户。 六镇起事，秀容一带也发生了多起叛乱。尔朱荣组军平叛。在长城南北打仗，马匹的多少与优劣足以决定胜负，在战术含量低的乱战中尤为明显。不出两年，尔朱荣已经是山西最强大的平叛势力。山西一带的大小叛乱，基本都被他轻松解决。公元528年，孝明帝的神秘死亡，标志着北魏皇权的彻底丧失。之后北魏以及东西魏的所谓皇帝，至多不过是在“比赛”谁做傀儡的时间更长些。 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尔朱荣大军在河阳（今河南孟津黄河北岸）与元子攸兄弟会面。元子攸随大军渡过黄河，就地即位，他就是北魏敬宗孝庄帝。尔朱荣传孝庄帝诏书，命令文武百官到河桥（今河南孟津西南）面见新皇帝。 百官一到，尔朱荣斥责他们贪恋享乐，不思报国，乃是天下丧乱、皇帝驾崩的罪魁祸首。 数千名官员上自王公、下至普通大臣，全被军刀砍翻在地。刹那间，黄河边哀号漫天，尸首遍野，惨状怖人。这就是著名的河阴惨案，也称河阴之变。陈庆之在梁国、乃至南朝史上是一个异类。南朝评判一个人的标准，首先是出身门第，其次是品行学问，再次是容貌举止。三者都平常无奇的人，别说做官，即便在社会上，也不会有人瞧得起。陈庆之，家族无考，品学未知，貌不惊人，而且武艺很差，史载他“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连箭都射不来，马都骑不好，没有一处可以引人注意的。河阴惨案后，北魏宗室接连投奔南梁，“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梁武帝封北魏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命陈庆之为飚勇将军，率不到一万人马护送元颢北上称帝，想以此达到控制北朝的目的。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梁武帝屡屡不惜代价地进攻淮水下游各城，根本目的是保障自身的战略安全，即所谓“守江必守淮”。重镇寿阳入手后，梁国就失去了继续进取的利益驱动。黄河下游能否拿下来，拿下来能否守得住，宋文帝的三次失败是前车之鉴，梁武帝既无把握，也不指望。 握，也不指望。因此，基于“打输了不亏，打赢了稳赚”的心理，与其发动全面的动员，还不如派少量战斗力强的步骑兵北进。而陈庆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兢兢业业执行这项胜算无几、玄机重重的任务，把战场变成了创造奇迹的舞台。 降。元颢与陈庆之一路杀进洛阳，接受北魏百官的朝拜。南朝军队最后一次占领了洛阳城，以前，桓温、谢玄、刘裕等人都曾攻克洛阳，然而只有这一次，洛阳是作为北朝的首都被攻取的。尔朱荣的数十万大兵开到了黄河北岸， 尔朱荣大军从马渚渡口万筏齐发，扑向南岸，大败元延明的守军。元颢弃城南逃，随从失散，在临颍被县卒斩杀。尔朱荣大军从马渚渡口万筏齐发，扑向南岸，大败元延明的守军。元颢弃城南逃，随从失散，在临颍被县卒斩杀。陈庆之见大势已去，收拾几千步骑兵东还，尔朱荣一路穷追，途中梁军又被汛期的颍水冲没，陈庆之剃发扮作僧人，一个人抄小路才逃回了建康。白袍军的努力付之东流，身为南梁最后的骁将，陈庆之也徒叹奈何。洛阳城的两度易手，只是北魏末年的一段小小插曲，前后仅持续了六十五天。 永安三年（公元530年）， 傀儡皇帝手刃尔朱荣，尔朱荣和死了，孝庄帝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尔朱氏的势力遍布四方，尔朱世隆和尔朱兆叔侄在长子会合，两人就近推举太原太守、长广王元晔做皇帝，整顿兵马杀向洛阳。孝庄帝被尔朱兆押到晋阳，勒死在一座凄冷的小佛寺中，时年也是二十四岁。临终前，他向佛祖发愿，生生世世不做皇帝，并留下千古绝笔：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贪暴的尔朱氏胡作非为，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所谓的“日伺其侧”者，便是高欢。建明二年（公元531年）七月，高欢立渤海太守元朗为帝，自任丞相、大将军，改元中兴，正式在信都起兵。中兴二年（公元532年）四月，高欢立元修为帝，改元太昌，之后又改元永熙，这就是北魏末代皇帝——魏孝武帝。尔朱氏的势力在北魏前后称雄五年多，终于覆灭。高欢对易守难攻的晋阳情有独钟，下令在晋阳建造丞相府，把办公地点搬到那里，像尔朱荣一样遥控朝廷。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暗杀，宇文泰迅速整编了贺拔岳的部众（其中包括李唐先祖、六大柱国之首的李虎）。 侯莫陈悦的部下李弼知道宇文泰必胜，以秦州向宇文泰请降。侯莫陈悦走投无路，最后步了尔朱兆的后尘上吊自杀。宇文泰攻灭侯莫陈悦，任命李弼为秦州刺史，李弼成为宇文泰手下又一员极重要的将领，日后在六大柱国中排名第二。隋末瓦岗军的首领李密，就是李弼的曾孙。宇文泰继续横扫关中渐成气候， 北魏境内形成了洛阳、关中、晋阳三角互动的微妙格局。 高欢、宇文泰的角逐，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妙绝伦、不相上下的智勇决斗。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逃亡长安， 宇文泰恭迎孝武帝入城。孝武帝封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 没有任何回应。高欢无奈之下只好另择他法，再立一个皇帝。为了避免孝武帝的尴尬重演，他立清河王元亶的儿子、十一岁的元善见为新帝，并把都城从洛阳迁往邺城，元善见就是孝静帝。魏国有了两个皇帝，一个在长安，一个在邺城，北魏洛阳时代宣告结束，东西魏对峙时代开始。 东魏与西魏之间的争战，从东魏天平元年（公元534年）孝静帝即位开始，一直打到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基本上保持着年年有小仗，三年一大仗的规模，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视对方为僭伪，不承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恨不得立即将对方置于死地。就正统性而言，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东魏方面依然据有原北魏的国都，以及统治的中心地区，除了关中、陇西的几个州和贺拔胜的荆州，其他大部分州都向东魏称臣。西魏方面握有原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以“帝统”来论，它的正统性不该受到质疑。孝武帝在长安只活了半年，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孝武帝的堂兄、平原公主的亲哥哥南阳王元宝炬在长安即位，是为西魏文帝。文帝是个比较听话的皇帝，把大权统统交给了宇文泰。　　沙苑大战，是东西魏对峙时期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审视，此战也具有极深远的意义。我们若做个不负责任的假设，把当时的胜方与败方对调一下，则不仅南北朝的进程将被完全改变，数十年后开启的隋唐盛世也将不复存在。　沙苑之战，西魏军以一敌十，歼灭和收编东魏军八万以上，所获粮草器仗不计其数。弱小的西魏政权得以巩固，宇文泰受封柱国大将军，十二员大将加官晋爵。高欢在小他十一岁的宇文泰面前栽了大跟斗，此后再也没能踏足关中。宇文泰与高欢的攻守之势，一时逆转。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的冬天论成就，高欢由一名不起眼的怀朔镇小兵起家，广结宾友，先后效力杜洛周、葛荣、尔朱荣，信都起兵，以一州之力，席卷整个关东；宇文泰出身武川镇将之家，投葛荣，降尔朱，入关平乱，接手贺拔岳军队，将关中经营得有声有色，才得以积累资本与高欢抗衡。两人各得天下三分之一，胜败如梅花间竹，难分高低。 武定五年正月初八，高欢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五天后，侯景反，天下大乱。河南地处东魏、西魏、南梁三国交界，侯景攻城守寨，屡立战功，不断扩大势力。经过十四年的征战，侯景控制的地盘西起函谷关，东临大海，北至黄河，南达淮水，面积约占东魏版图的三分之一。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侯景在寿阳设坛歃血，以清君侧、诛杀贪官为名，举兵造反梁。 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梁武帝困在台城之内，生不如死。“生不如死”这个词，用在此时的梁武帝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作为一个在南北朝乱世活了八十多年的老人，梁武帝活过了刘宋、南齐的寿命，甚至活过了宋、齐两朝加在一起的寿命。与他同时代的人，无论是兄弟、朋友，抑或对手，早已离他远去了。他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是上个时代乃至上上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该拆了。 台城坚守136天后终于被攻破，梁武帝喟然一叹，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梁武帝一定想起了四十八年前那个冬夜，身为南齐雍州刺史的他率军攻克台城的场景。天道无常，物是人非。梁武帝终于想通了，他终于看清了梁国的根本弊病。所谓的“侯景乱梁”只是表象，他本人才是“乱梁”的罪魁祸首！ 　　梁武帝的一生，既有雄才大略，又有疏懒昏庸。他以佛教修身，却失于偏激；他以慈爱齐家，却失于溺爱；而在治国方面，他不能体恤百姓和士兵，身为君王处事常常有失公允，以至于在维护皇室贵族利益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后世有人同情梁武帝，认为导致侯景之乱的主要责任在于侯景反复无常，不讲礼义廉耻，这没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天下混乱，强者为王，没有人天生应当为人效忠，也没有人天生就应当称王称帝，梁武帝自己不也夺了南齐的江山么？为什么侯景在高欢手下不敢反？为什么在高澄手下反不成？为什么在宇文泰那里更是让人一口吞了个饱？为什么到了梁武帝这里，侯景就敢于大反特反，而且一反就成了？我们再换个角度考虑，即便没有“侯景之乱”，以梁武帝末年的梁国颓势，谁能保证其他人不作乱呢？侯景把梁武帝软禁在宫中，梁武帝忧愤成疾，不能进膳。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五月死，终年86岁。侯景饿死了梁武帝，立太子萧纲即位，是为梁太宗简文帝。二十年前，北方战乱导致大批边将南投梁国；二十年后，风水轮转，梁国淮南江北各州郡的刺史、太守，纷纷向东魏献城归附。高澄四处纳降接收，淮水以南多达二十三州被收入东魏治下，其中包括钟离、寿阳、合肥、淮阴等重要据点，东魏的东南国境几乎推进到了长江北岸。当年梁、魏两国投入无数人力物力，苦苦争夺，现如今，得失只在倏忽之间。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八月初八，高澄遇刺。高澄离称帝只差一步，笑到最后的却不是高澄。 东西魏分裂了十多年，人们渐渐习惯了两个国家对峙的形势，淡忘了政权正统性的问题，两家的皇帝都是傀儡，两家的权臣都是野心家，没什么谁比谁更正义的道理。天下纷乱，高欢像曹操扶立汉献帝一样拥立了孝静帝；沙苑之战，高欢像曹操在赤壁一样大意轻敌，成就了宇文泰的割据局面；一晃半世，现在已是高欢儿子们掌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结束了，高洋如曹丕一般对皇位如饥似渴，孝静帝除了让位，别无选择。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五月，高洋即位称帝，改国号为齐，年号天保，高洋就是齐显祖文宣帝。为区别于南朝萧道成所建的齐国，历史上把高氏的齐国称为北齐。东魏灭亡，头尾共十七年，仅历孝静帝一帝。侯景虽然占据了国都建康，拥立了傀儡皇帝，梁国宗室却仍然掌握着全国的大部分军队和地区。侯景在攻下三吴后向西扫荡诸位藩王，连得寻阳（今江西九江）、豫章（今江西南昌）、西阳（今湖北黄冈东南）、武昌（今湖北鄂城）等地，统治范围达到极盛。侯景觉得统一梁国指日可待，便假传圣旨，晋位相国，封汉王，加殊礼；然后又加封自己为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这就是千古一绝的“宇宙大将军”的由来。南北朝时代最高的都督职位是“都督中外诸军事”，侯景把天地四方也给添进来一起凑热闹，真不愧是创意无限的“宇宙大将军”，难怪简文帝惊呼：“将军也有宇宙的称号么！” 侯景之乱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灾难与毁灭，却也为极少数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契机。陈霸先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员。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八月，侯景领兵入殿，逼简文帝签署禅位诏书，废简文帝为晋安王，下诏迎昭明太子萧欢的儿子萧栋继承大统。萧栋即位，改元天正。又过了一个月，侯景命令皇位还没坐热的萧栋禅位，自立为帝，改元太始，国号汉。承圣元年（公元552年）二月，湘东王萧绎一切准备就绪，下令大举征伐侯景，侯景覆灭。在侯景被灭的同时，萧绎的八弟、武陵王萧纪已经自称皇帝，改元天正了。萧纪在益州经营了十七年，内政外交搞得有声有色。益州包括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大部，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又地处长江上游，“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于经济政治重心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梁国至关重要。梁武帝把这块战略要地交给最小的儿子来防御，可谓委以重任。萧纪眼见东边大乱，无人有暇顾及巴蜀，便按捺不住勃勃野心，急不可待地在成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益州的北面是梁州汉中，此乃益州的屏障，得汉中则蜀安，失汉中则蜀危。可是一年前萧绎与侯景争斗时，西魏宇文泰已占领汉中，这样一来，益州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北隔剑阁与西魏为邻，东沿巴东（今重庆奉节东）与萧绎为界，两头被敌人封堵。在这一年十一月萧绎接受了群臣的意见，在江陵登基称帝，改元承圣，是为梁世祖孝元帝，简称梁元帝。他再次派人给宇文泰送信，说萧纪东下，希望西魏能够助他讨蜀。 萧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嘴脸，直接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内乱后的梁国处在了三国竞争中最薄弱的一环。北齐和西魏虽然也受到侯景之乱的影响，但始终未曾动摇国本，相反，北齐尽得淮南，与建康一江之隔；西魏更赚，几次趁虚而入，得了汉水以北、汉中、益州等地。梁元帝拼出全力所得的地盘，还不足梁武帝时代的三分之二。站在天下的角度来看，梁国的损失无疑是最大的。 吕思勉先生评价说：“从来北狄入中国者，其能否有成，恒视其能否通知中国之情形。以此言之，则尔朱荣不如高欢，高欢又不如宇文泰。西魏的府兵制从河桥邙山之战后开始建立，到文帝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已经基本成型。此时的府兵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六柱国体系，六名柱国大将军依次是：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和侯莫陈崇。 队。六柱国的实权，是直接都督两名大将军。大将军的战功与资历仅次于柱国，包括达奚武、李远、杨忠等十二名屡次跟随宇文泰出征的将领，这批人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每名大将军手下统领两名开府，府兵制的“府”，便源于开府。 宇文泰便于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十月，讨伐江陵的梁元帝，梁元帝献出江陵，向魏军投降。 不久，萧詧称帝，定都江陵，以梁国正统自居，管辖范围限于江陵方圆三百里的一州之地，奉西魏－北周为正朔，历史上称这个巴掌大的附庸国为西梁或后梁。江陵陷落，梁国在江北的据点几乎全部丧失 西魏尽取梁、益、雍、荆，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由三国中最小的一国，一跃成为面积最大的国家。 公元555年萧方智在陈霸先与文武百官的劝进下即位，改元绍泰，是为梁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十月，南朝最后一场禅让大典在建康上演，陈霸先即位，改国号为陈，改元永定，他就是陈武帝。陈武帝称帝的前一年，西魏宇文泰因病去世，世子宇文觉在中山公宇文护的安排下，接受西魏恭帝的禅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至此，周、齐、陈三足鼎立之势完全形成，侯景引发的一场震动天下的大战乱，总算是告一段落。 纵观侯景之乱，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两大部分：侯景乱北朝与侯景乱南朝。侯景与高澄交恶，举兵反叛东魏，东魏随即讨伐侯景，迫使侯景分别向西魏和梁国求救，将两国拖入战争泥潭，这是侯景乱北朝。侯景南渡入梁，与梁国君臣发生矛盾，再次举兵反叛，攻陷建康，先废立两位梁帝，继而自立为帝，直至兵败身死，这是侯景乱南朝。两次叛乱合起来，才是侯景之乱的全景。 侯景之乱前，西魏无论在军事实力或是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东魏，并且长年为饥荒等自然灾害所困。而在侯景之乱以后，西魏得到了汉中、巴蜀、雍荆的广袤领土，疆域比东魏－北齐大出一倍。新增领土皆为富庶之地，财富得以迅速累积，加上行有成效的制度革新，积贫积弱的西魏－北周逐渐强大，有了与东魏－北齐长期对抗的资本。东魏由于侯景之乱的影响，原本富饶的河南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淮南抢到的新地盘毗邻其他两国，动荡不安，不仅没能得到好处，反而因为驻军加大开支，变成一块鸡肋，长期消耗国力。侯景危害梁国，残杀士族，使南朝的社会文明遭到了致命性打击。梁国宗室群雄逐鹿，彼此吞噬，丧失了大量的土地与人口。一系列此消彼长之后，来自西北一隅的关陇贵族集团成为时代的宠儿，最终实现了统一，开创了空前绝后的隋唐帝国。由此可见，侯景之乱对于整个南北朝的走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是结束四百年来中华世界大分裂局面的关键性转折。 南北朝末期，北方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及其延伸——东魏和西魏，与南方先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宋、齐、梁，都相继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新兴的王朝——北周、北齐和南陈。不少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后三国”，以区别于魏、蜀、吴的那个三国（“前三国”）。前、后两个三国，虽然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却都体现着一种规律性的历史元素——门阀制度的兴衰。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结合，也就是出身背景与家族资历。就本质而言，门阀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东汉之后的前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都不是门阀体制中人，而是所谓的庶族。 　　曹操是阉人的孙子，不属于门阀，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打击门阀而生。曹操兴起，从北方的袁绍到南方的刘表，不仅在军事上敌对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为袁绍、刘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门阀掌权的。曹操虽然灭了袁绍和刘表，却最终没有扫平江南，被孙、刘联军所阻。讽刺的是，阻止他的孙、刘，也不是门阀出身。刘备自不必说，顶着皇叔的金字招牌，却是“织席贩履”之辈；即使是孙权，父子三代，也并非江东门阀。就实际统治的地盘来说，孙、刘两家还都属于“外来户”，他们对治下门阀势力软硬兼施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放松过。然而门阀毕竟属于社会势力的强势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终究不得不向门阀势力低头。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标志门阀制度大抬头的里程碑。自此，门阀势力大张旗鼓地占领了历史的舞台。前三国时代在强大的门阀社会体制面前，终究归于失败。统一了前三国的西晋王朝，是门阀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一种制度一旦达到顶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来，概无例外。西晋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门阀制度没落的开始。可是任何旧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会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选择，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驱逐。 　　就这样，门阀制度继续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时存在。南方的主要问题是庶族与士族的斗争，即门阀体制外的人与门阀体制内的人之间的矛盾；北方则主要表现为，旧有的门阀体制内的人与新兴的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不断演化、解决、激发、平抚，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摆在每一位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北魏孝文帝好像认清了问题的本质，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条出路：鲜卑贵族整体接受门阀制度，鲜卑贵族本身，转化为最大的门阀。南方则不断有非门阀体制内的成员，不断参与到权力中心，从而实现对门阀制度的一种适应与修补。 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终于激化了六镇兵变，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仅打烂了北方的门阀体制，而且，又由他们中的一员——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门阀体制。侯景之乱的爆发与三个新国家的建立，宣告门阀终结时代的到来。（需要注意的是，这还只是终结的开始，真正的终结，要等到科举制度在隋代创立，并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样，门阀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仍然维持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废王立武”，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门阀。)之所以门阀制度还不能彻底废除，并不是因为其势力仍然强劲，而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因此，在北周、北齐、南陈鼎立的后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换旧有门阀制度的新的社会体制。谁能够更快更好地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竞争的胜利。 宇文泰一代英雄，却也终于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应命归天了。临终前，他将权力交给了侄子、中山公宇文护。以前并不显眼的宇文护，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点人物。宇文护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颢的小儿子。而北周王朝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它的开国君主，竟然是个傀儡。高家的状况与宇文家不同，自从高欢消灭尔朱氏、攻占洛阳以来，高氏就掌握着政治与军事的绝对控制权，在关东地区不存在其他足以与之抗衡的势力。其中的原因，一来，得力于高欢父子扫除异己的能力，二来，反对高氏的稍微大点的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奔了西魏和北周。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谈及民主与专制时，认为民主远非完美的制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如专制，但是与专制相比，民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多的错误，相对而言，是目前所见的最好的制度。这一观点，有点类似于北周与北齐建国初期的情形。北周府兵制下的派系斗争，当然谈不上民主，但可以归类为制衡，宇文护代表的宇文家族虽然一时取得了权力上的独大，但其他派系并没有消亡，他需要时刻防止对手的“复辟”。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大家的智慧其实是差不多的，你想得到的对方也想得到，胜败的关键是看谁能犯更少的错误，客观上促使宇文护必须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施政方针。北齐则由于高家的绝对领导地位，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功业可能很大，错误也可能很大。 北齐是在东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高欢凭着个人能力与威望建立东魏，依靠的是以怀朔镇为主的六镇鲜卑军人，而在东魏－北齐所处的关东地区，山东豪强（即“赵魏豪强”）才是真正的“地头蛇”。当时的关东门阀很嚣张，所谓“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他们虽然暂时屈从于鲜卑人的强大武力，却是同床异梦，对政权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但是北周占的地盘好，关中地区向来胡汉混杂（崔浩时代就很明显了），鲜卑、汉人之外，还有氐、羌、月氏等多个族群，各族融合由来已久。当地汉人不论士庶，并不很强调自己的族群本位主义，只要利益共享，他们就乐于与“外来户”积极建立新的共同体。条件不同，结果也就迥异：西魏－北周统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扎根关中，并建立起强大的关陇集团；东魏－北齐则从高欢起历经三代，到高洋末期仍然不能解决鲜卑军人与汉人豪强之间的严重矛盾。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北齐的开创者文宣帝高洋去世，此时他刚过而立，三十一岁。高演在晋阳继位为帝，改元皇建，是为北齐肃宗孝昭帝。北齐帝国家大业大，却被高洋起了个坏头，从立国之初，到最后灭亡，基本就是个“疯子帝国”。不仅如此，北齐的皇帝普遍还有两个特点：第一、长得帅，第二、短命。 高演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高演吸取哥哥高洋的教训，没有把皇位传给太子高百年，下诏由弟弟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 。北齐的皇帝宝座，继续按照兄终弟及的模式向下传，轮到了高欢第九个儿子高湛的手中。高湛就是北齐世祖武成帝。 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四月，宇文护毒杀北周明帝宇文毓，明帝遗诏中说：“由四弟鲁国公宇文邕继承皇位；希望兄长（宇文护）与公卿大臣能够协力同心，完成太祖（宇文泰）的遗志！” 。宇文护弑杀明帝，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连杀三位君主（西魏恭帝、北周孝闵帝和明帝）的人。我们为德才兼备的明帝之死扼腕叹息，也为他感到庆幸，他所选择的继承人宇文邕正是彻底改变了三国分裂格局，开启统一进程的一代雄主——北周武帝。宇文邕为了一场政变的成功，足足等待了十二年。陈武帝在位不到三年，公元560年至死也没完成小半壁江山的统一大业。于是重大的责任就落到了陈武帝的继任者——陈文帝的肩上。陈文帝陈蒨是陈武帝的哥哥陈道谭的长子。陈文帝在天康元年（公元566年）因病去世。太子陈伯宗继位，改元光大。 除了忠于文帝的势力。光大二年年底，陈文帝弟弟陈顼废掉陈伯宗，自立为帝，改元太建，是为陈高宗孝宣帝。突厥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彻底消灭了柔然残部，完全占据了柔然的昔日领土，取代了柔然的地位，征服了契丹等部族，并将疆域扩大，把势力触角延伸到柔然没能有效控制的西域地区，击破了西域大国嚈哒，建立起了一个以鄂尔浑河上游为中心，东起辽海（今辽河上游），西抵西海（今咸海），南临大漠，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的大汗国。 河清四年（公元565年），北齐武成帝高湛传位给太子高纬，改元天统，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帝，仅快活了三年多，就在天统四年（公元568年）升了天，终年三十二岁，没逃出北齐皇帝“短命”的规律。武成帝高湛一死，十三岁的高纬独立掌国，北齐局势更加险恶了。 天和七年（公元572年），一代权臣宇文护，一连废立了三位皇帝，把持北周大权十六年后被周武帝除掉。南朝的阶层本质上可以按照籍贯出身分为三类：来自北方说北方话的侨人、世居南方说吴语的吴人，以及广泛分布于南方山区的蛮族土著。 东晋时期，北方南迁的士族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统治资源，最典型的便是王、谢两家的一时极盛，此为“北人治南”。由宋到梁，统治者越来越依赖于吴人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为“南北共治”的局面。陈霸先建立陈国，是从五蛮聚居的岭南起兵的，他必须通过获取五蛮的支援来扩充实力。北讨侯景期间，归附于陈霸先的势力中，将近一半是南方的蛮族。 考虑到陈霸先所倚仗的另一半军事力量，都出身吴人，而陈霸先本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吴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才真正成为吴人与蛮族为主体的南方人的天下，即“南人治南”。 由于南方蛮族文化水平不高，同时也需要拉拢侯景之乱后残余的侨人势力，陈武帝、文帝两代在文官方面大量任用侨人，治理朝政 。因此陈宣帝面临两大问题：一、如何解决侨人为主的门阀士族与南方吴人、蛮族为主的土豪之间的矛盾；二、南陈虽然立国，但外部环境极其险恶，强敌隔江而立，国都建康岌岌可危，如何克服防御上的弱点，谋求国家的安全，是陈宣帝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这两大问题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北伐。太建五年（公元573年），陈宣帝决计讨伐北齐 。陈军攻克北齐数十城，尽占淮、泗之地，收复了淮南的南朝故土。建德四年（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七月，万事俱备的周武帝终于下诏，大举讨伐北齐。走投无路的高纬传位给八岁的太子高恒，改元承光，自称太上皇帝。承光元年（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正月，周武帝大军围攻邺城，邺城破，北齐亡。从周武帝第一次大举伐齐，到灭齐统一北方，相隔的时间是一年半，而从统一北方到武帝病逝，恰好也是一年半。再过两年半，北周就亡了，作为一个王朝，如此迅猛的衰败速度，称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五月，周武帝率军兵分五路，北伐突厥，忽然暴病不起。四天后，武帝驾崩，年仅三十六岁。太子宇文赟登上了北周的皇位，是为北周宣帝。宣帝当了半年皇帝，觉得还不够劲儿，便于大成元年（公元579年）二月传位给七岁的太子宇文阐，是为北周静帝，改元大象。宣帝不称太上皇帝，而称“天元皇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九月，宣帝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讨伐陈国，夺取了淮南的寿阳、黄城、广陵等地，尽收江北，陈国几年前北伐的成果至此化为泡影。宇文赟的天元皇帝才做了一年多就断了气，时年二十二岁。杨坚是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的儿子。杨坚把女儿嫁给了武帝的太子宇文赟，与武帝成了亲家。宣帝即位，杨坚被封为上柱国、大前疑，位列四辅之首。 平定尉迟迥叛乱后，杨坚下令一把火烧了邺城，把相州的治所迁到南面的安阳。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第一大风云都市——邺城，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完成了受禅的一系列手续，登上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是为隋高祖文帝。总共不到一年，隋文帝就推翻了北周，是南北朝所有篡位的开国皇帝中，过渡期最短的，说他得位容易，真不是冤枉他。隋文帝夺了宇文家的天下不算，还杀光了宇文皇族。宇文泰的子孙二十五家，尽遭屠戮。静帝禅位后即被杀，时年九岁。静帝的两个弟弟年纪更小，同样被杀。甚至宇文氏的旁支疏属，也被几乎杀绝。这是继萧道成之后，屠杀皇族最干净的一次。 不得不提。文帝将所有北周府兵时代更改的鲜卑复姓，全部恢复为汉族单姓，彻底结束了鲜卑人的时代，五胡的最后一胡也消融于中华民族之中。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文帝命全国各州每年选派三人应考，作为选拔官员的方式，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多年以出身门第为选拔标准的九品中正制完成了历史使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自此开始。 隋文帝建隋的第二年，陈宣帝病逝，享年五十三岁。太子陈叔宝继位。陈叔宝是南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南北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军大举南下， 八路大军由杨广总节度，讨伐陈国。陈国灭亡了，五十多年的后三国时代归于隋朝一统，从刘裕称帝起的一百七十年南朝历史告一段落。更重要的是，从西晋八王之乱开始，中华世界二百九十九年的混乱分裂局面结束了。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上溯到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向四百多年的大分裂时代，做一次告别。西魏—北周—隋，一脉相承的体系，通过宇文泰的府兵制和周武帝的灭佛、废奴、立法等一系列政策，终于逐渐以关陇体制替代了旧有的门阀体制，找到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最佳路线。整个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苦难后终于涅槃再生。 以宋代词人张升的一曲《离亭燕》收场，以为跋。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获花洲，掩映竹篱茅舍。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