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重要的儒家典籍， “寸纸寸金”的宋建刻本， 宋代刻印技艺的经典之作， 刻书世家建安余氏的代表作。 ——宋绍熙余仁仲万卷堂 家塾刻本《礼记》  宋绍熙余仁仲万卷堂 家塾刻本《礼记》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业最发达的时代，那个时候基本在全国各地都能刻印书籍。 但是因为各地的地理条件、人文条件各有不同，刻印技术的发展程度和繁荣程度也各有不同，因此在当时也形成了四川、浙江、福建也就是蜀、浙、建等几大著名的刻印中心。 我们今天要一起赏读的古籍，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宋建刻本——《礼记》，就是南宋绍熙年间由建安余仁仲所刻印的“万卷堂家塾刻本”。  “余仁仲”是著名的“建安余氏”的家族成员。“建安余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坊肆刻书家族，他们世代居住在福建建安县崇化坊书坊镇，从北宋至明代累世从事雕版印刷事业。 在余氏传世的宋刻本中，“余仁仲万卷堂”最为有名。 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这部《礼记》就是余仁仲的代表作。 《礼记》据传是由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和他们的学生所作，主要记载的是先秦的礼制，是体现儒家思想的经典书籍。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一窥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美学思想等等。 当然，这本书的思想也随着孔门世代相传，到了西汉传至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从子戴圣，形成了“大小戴之学”。 在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编注《小戴礼记》，从此小戴之学逐渐兴盛，而大戴之学却逐渐式微。 唐朝以后，随着科举考试的推广，郑玄所注的《小戴礼记》也获得了更广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我们今天欣赏的这部宋刻本《礼记》是小戴之学的代表。 书页中的字迹流畅优美，纸墨更是精良无比。而且在每卷之后都经、注、音义的字数等，还有“余氏刊于万卷堂”、“余仁仲刊于家塾”、“仁仲比校讫”等字样。   那么这部《礼记》在中国刻书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郭立暄采访视频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我们说这部《礼记》是刻书家余仁仲刻于宋代绍熙年间。 但书中其实并没有落款点明刻书的时间，那我们怎么确认它是宋代绍熙年间刊刻的呢？ 原来，在现存的余仁仲所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有“绍熙二年”的刻书识语，而且书本字体与此本《礼记》风格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部《礼记》也刻在绍熙初年。 其实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部由余仁仲刻印的《礼记》，二者是同出一版，但是仔细对比，会发现有个别文字有所差别。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郭立暄采访视频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上海图书馆的《礼记》藏本为初印本，其中有多处错别字；而国家图书馆的藏本为后印本，已经把之前的错别字订正了。  而且有学者研究发现，余仁仲所刻印的其他古籍如《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谷梁传》等，同样也有初印和后印的区别，在后印版本中同样做了订正。 由此也能看出余仁仲作为刻书家，不但具备专业素养和责任心，也对内容系列有成熟的规划，这使得他刻印的书本兼具形式和内容的双重价值。 也正是因为历代前辈的这种严谨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瑰宝才得以在时代流转中不失本色。 而且直到现在，《礼记》中的优秀思想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 比如当代中国很多大学都喜欢借用《礼记》中的一些名言警句来当作校训。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河南大学校训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这其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就来自于《礼记·大学》篇，指的就是一种趋于完美的卓越追求。 大概古人在刻印书籍时，也是秉承着“止于至善”的端谨的态度，才做得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依旧赞叹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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