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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邓洪波：岳麓书院屈子祠的创建及其文化意义》
岳麓书院屈子祠（资料图） 一、岳麓书院屈子祠的创建 创建祠宇，祭祀先贤先儒，用以树立典型，对生徒进行教育，达到劝戒规励，见贤思齐的目的，是书院普遍采用的一种教育形式。岳麓书院创建伊始，即设俎豆，奉祀孔子。南宋设诸先生祠，打破孔子独坐岳麓祭坛的局面，开始经营自己独立于官学的祭祀系统，历元而明，及至清康乾盛世，数百年间，书院先后建有诸贤祠、崇道祠(朱张祠)、六君子堂、道乡祠、礼殿、宣圣殿、文庙、四箴亭、文昌阁、魁星楼等祠庙。据《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公襄祀典呈词》记载，“设祭凡十五处”，奉祀数十人之多。这些祠宇庙堂，按其内容性质，可以归为反映岳麓学术风尚与追求的崇道型、表彰建设书院功臣的崇教型、树立典型感化诸生的教化型、激励向上的励志型等几种类型。具体情况，详见笔者所作《岳麓书院祭祀述略》，此不赘言。在岳麓书院众多的受祀者中，我们找不到屈原的名字，这就是嘉庆以前的情形。 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名平。楚怀王时任左徒，参议政事，主张改革，受到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为代表的保守派排斥，贬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楚顷襄王时，再流江南。环洞庭一湖皆有其足迹，浩浩沅湘亦留其身影，《涉江》、《渔父》、《怀沙》、《招魂》等名篇皆成于此时。即此后世所谓“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其“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忠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忧怀伤痛，皆见诸辞赋之中。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日，因闻楚国首都郢都城被秦兵攻破，自觉报国无门，乃怀石自沉于汨罗江。其后数百年，到汉文帝时期，洛阳人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以太中大夫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江，作赋以吊屈原，感叹“逢时不祥”。因其际遇相类，司马迁《史记》遂有《屈原贾生列传》。此后，湖南就有屈贾之乡的说法。
岳麓书院屈子祠（资料图） 先贤先儒存神过化之地，即建祠设祭，是自古形成的一个原则。因此，屈贾二人长期以来就享受湘人膜拜。据光绪《湖南通志》记载，湘省在嘉庆以前，有供奉屈原的屈子祠、屈左徒祠、三闾大夫祠、三闾庙、三闾大夫庙等祠宇九处：它们是平江县天岳书院的屈子祠，原名三闾庙，创建于明正德年间；巴陵县新墙市相公山的屈左徒庙，又叫三闾大夫庙，相传其地为屈原故宅，盖屈原被逐，尝寓居于此，是除汨罗屈子祠之外最重要的一处屈原遗迹（以上见卷76、34）；衡阳县的屈左徒祠，又名娑罗庙（卷75）；武陵县的屈左徒祠；澧洲的屈左徒祠；黔阳县的三闾大夫祠；桂东县的三闾大夫祠（以上见卷77）；湘阴县汨罗（今属汨罗市）的屈子祠，始建于汉代，又叫汨罗庙、屈原庙、昭灵侯庙、三闾庙、三闾大夫祠、三闾祠，历代香火不断，北宋祥符年间曾改称汨罗书院；湘阴县城的屈子行祠（卷68、74）。供奉贾谊的亦有湘乡、长沙的贾太傅祠几处，而以长沙城内的最为有名，它以贾谊故宅为依托，历史悠久。但具体到省城长沙，则清代嘉庆以前还没有屈原专祠，屈子木主仅附于城内贾太傅祠中，这与湖南屈贾之乡的称谓显然不相称。
岳麓书院内景（资料图）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甘肃武威人张翙，权知长沙府，认为“庙祀阙如”，屈子忠魂难归，大有不妥，遂与湖南学政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范鏊、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相商，创建屈子祠于岳麓书院，并作《建修屈子祠记》，详叙其创建缘由，其称： 屈子以忠而放遂，憔悴忧郁，沉于汨罗以死。夫人而悲其志矣。余往守彝陵，属车过秭归，访屈子宅，墟矣，而女媭女庙、捣衣石，土人犹能言之。故屈子血食，彝陵有焉。顾汨罗在长沙湘阴之间，而庙祀阙如，岂魂兮归来独不问诸水滨乎?而访诸都人士，则附其主于贾太傅祠。夫贾生之才与遇虽仿佛屈子，而前后相殊绝，瓣香而尸视之，当先楚后汉，跻洛阳而祧湘，乌可乎?爰谋之范学使叔度及郡绅罗鸿胪慎斋两先生，倡议建祠。卜于衡岳之麓，近讲院，辟隟壤，分廪饩官俸之入，得约三千金，慎斋先生躬督其事，鸠工庀材，经始于丙辰之季冬，越明年又六月告成。殿宇巍然，神灵以妥。从此，衡山、湘水虽妇孺渔樵，亦搴香草，思美人矣!岂独执经髦士有所观感而兴起哉!
屈子祠(资料图) 湖南作为“屈子《离骚》故地”，省城创建专祠奉祀，得到了巡抚、学政以及藩臬监司诸大僚的赞许与支持，如巡抚姜晟就“深嘉此举有合古人乡于教化，兴于行谊之意，而又为之经其久远”，倡导下属官僚捐资，共得一千金，购买田地，作为屈子祠祭田，以为“将来修补及香火之资”。据《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田额》记载，屈子祠祭田有十石，在瓦店铺，契约存长沙府署，粮载善化县七都麓字二区，议定佃规银一百两，“岁收租壹百石，园租杂税有差，招僧主持香火，并为每岁修补之计”，这是典型的专款专用。僧人主持祠中香火，岁修经费皆有着落，正常情况下，这些就足以保证祠宇的正常运作。当然，遇上天灾人祸也会有例外，如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一役之后，住持僧维岳就将祭田碑记打碎，想乘机侵占祭田，到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发现，撤换住持僧人，补刻碑记，才制止了祭田的流失。
岳麓书院屈子祠（资料图） 屈子祠，又作屈公祠。“公”与“子”一样，都是长沙人尊称贤哲的用字，但略嫌土气，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无锡人秦瀛任湖南按察使(俗称臬台)时就以“屈公称谓不典”，改题门额为三闾大夫庙，并在补刻学政范鏊的《屈子祠祭田记》时，将文内“屈子祠”也改作“三闾大夫祠”。因此，《岳麓书院续志》中，屈子祠多有称三闾大夫祠者。但秦瀛及其改名之举，后来多次受到山长欧阳厚均的尖锐批评，此中涉及到价值观念的不同，透显湖湘与江浙地域文化的差异，以下当作论述，此不赘言。 屈子祠三楹，位于书院之北，依山向南。其地相传为古道林寺。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湖广总督毕沅与湖南学政张姚成曾一同定作增建瀛仙书院(一作瀛洲书院)的基址，但格于部议，书院没有建成，后来以其址建作屈子祠。祠左为贾太傅祠，附理学祖师周敦颐木主。祠右为李中丞祠，奉祀巡抚李发甲，附以丁思孔、李湖、陆耀、陈宏谋等清代有功于书院建设的巡抚。此三祠皆为知府张翙创建。后来在李中丞祠左右又创建了山长罗典、欧阳厚均的专祠，以其同居屈子祠之右，故又有右三祠之称。 屈子祠创建，迄今二百余年，因有祭田作经济保障，又招募僧人住持，前期一直香火旺盛，但后期有类屈子命运，多有灾难。先是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祠宇遭遇兵毁，祭田险被住持僧侵占，十年之后(公元1862年)始得复原。再者于1938年惨遭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院宇渐废，忠魂失所，且至今六十余年过去，庙祀仍复阙如。是当年张翙“魂兮归来独不问诸水滨”之惭，再现于今日。面对先贤，岂不愧哉，岂不愧哉!遑论“乡于教化，兴于行谊”之古意，尚待搴香草而思美人之渔樵，抑或执经问业诸髦士，执政经世之诸君!
岳麓书院屈子祠（资料图） 二、岳麓书院屈子祠的文化意义 岳麓书院创建屈子祠，有着双重的文化意涵。第一重是直接的，其核心是倡导忠诤爱国的优良传统，并将其上溯于楚国与西汉，使其根深而祈叶茂。第二重是间接的，由修屈子祠时附建贾太傅祠中之从祀周敦颐引发争议而来，其核心是学术传统，隐含汉宋矛盾，其趋向是排斥汉学崇尚宋学，由朱张而上溯于濂溪，最终确立湖南学术道统。 岳麓书院倡导爱国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其明显标志是南宋乾道年间，张栻筑道乡台纪念北宋诤臣邹浩，朱熹题额，以示“仰止之思”。邹浩字志完，自号道乡居士，宋晋陵人。尝从程颐讲学，以道学行谊称于世。北宋哲宗时任“右正言”，直谏而“以言事落职”。徽宗即位后，又起用为“中书舍人”，因与蔡京不合，引起蔡的忌恨。后蔡京当政，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将其贬为衡州通判。途经长沙，潭州知州温益，趋炎附势，不仅不以礼相待，反下逐客令，邹只得冒雨渡江投宿于岳麓山。山僧列炬相迎，士人则拟请讲学，其冷暖大别。温益得知此讯，害怕蔡京怪罪，丢了乌纱帽，竟令人带兵连夜出城，强逼邹浩登船“凌风绝江而去”。这样的忠诤之士，这样的权奸之臣，这样的附势小人，皆是教育生徒的绝妙教材。非常明显，张栻朱熹之筑台，非徒“示仰止之思”以为纪念，其深意则在“发人感愤”，塑造诸生高尚人格。
屈原碑林（资料图） 明代因沿朱张之意，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由道乡先生十八世孙湖南学道邹志隆等“构宇三楹，中设一木主，神有依也；左横列道乡台碑，旧可仍也；右横列道乡台记碑，事足征也”，又置田四百亩，令僧人本空收租住持，以奉祀事。这是正式以祭祀形式倡导正气，教育诸生的开始。此后，由台而祠，道乡香火历数百年而不灭，既寄托后人敬仰之思，更标示着岳麓倡导忠诤爱国的不朽传统。惜乎祠台今已荡然不存，遗址虽可寻访，但“道乡”改作“稻香”，此“稻”已非彼“道”也，尤可哀哉！建议当政恢复旧名，用以教育在校诸生。 与邹道乡其事相若，其志趣相类，而又都曾涉足岳麓讲学者，尚有明代王守仁、邹元标二位，他们都曾被树为教育诸生，磨励品行的榜样，如清康熙年间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三《列传》中，就有《迁谪三公传》，并载三人事迹，于其学问道德再三致意，而尤重其“忠直震于天下”之举。 由此可见，当年的书院建设者们对于固有的教育资源作了充分的利用。但也非常明显，是否涉足岳麓是能否进入书院祠宇的一个重要参数，也就是说先贤存神过化之“地”是指岳麓书院这一特定之“地”，范围很小，再怎么样，溯源而上只能到北宋为止，这不能不严重影响教育资源的开发。屈子祠的创建，打破了这种限制，它缘出于“湖地”的认同，由岳麓而及湖南，其视野和胸襟已然开阔，历史的根基也更加久远和深入，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增加了新的教育资源，也不仅仅在于书院自我提升，自觉担当起全省文化建设的责任，而在于它最终确立起了以屈贾为代表的忠诤爱国思想在湖湘文化中的源头地位。从此，在岳麓书院这一湖南最高学术与教育中心的神殿，就成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的象征，而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此则正是张翙“从此，衡山湘水虽妇孺渔樵，亦搴香草，思美人矣，岂独执经髦士有所观感而兴起”之说的意义所在。 在岳麓书院建屈子专祠，一个最直接的动因是屈原神位附于贾太傅祠中，这种先汉后楚的颠倒，张翙认为大为不妥。“贾傅恩殊楚放臣，吟骚投赋总酸辛”，毕竟“贾生之才与遇”“仿佛屈子”，因此，创建屈子祠的同时，就另建了贾太傅祠，形成屈贾分开并列的局面。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贾祠中附有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的神位。争议由此而起。
岳麓书院内景（资料图）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无锡人秦瀛任湖南按察使，参予书院管理，他先是以屈公祠名不典雅，而改题为三闾大夫庙，在贾太傅祠中增设屈原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等人木主，继又以周敦颐未曾到过岳麓，而司马迁则“曾至楚，有《吊屈赋》可考”为由，将周在贾祠中的木主刓削，改题为“汉大夫司马迁”。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被理学家尊为祖师，南宋时期开始人们就自觉地将其引为湖湘学统之源始，地位崇隆，由濂溪而朱张，视为正统。今秦瀛为成全屈原之系列而将周之木主刓削改题，初衷未必不好，但他不察周之影响，无视周的地位，其实则得罪湖湘，甚至引起怨恨。最明显的例证是，主持岳麓书院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欧阳厚均在编纂《岳麓诗文钞》时，多次以案语形式，讥讽秦瀛这位秉臬楚南的高官为“通人”。嘉庆末年，他作《移建濂溪祠碑记》，也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称： 岳麓旧无濂溪周子专祠。嘉庆初年，吾师罗慎斋夫子掌教时，倡建屈公祠于山之隅，落成后，以其左为贾太傅祠，附周子木主于其内。每朔望释菜，春秋丁祭，大成殿礼成，率诸生躬诣祠内行礼，岁以为常。厥后，有通人秉臬吾楚，以屈公称谓不典，易其额为“三闾大夫”，于贾傅祠内增设左徒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等主。复以周子未闻一至岳麓，乃即其主刓削之，改题为汉大夫司马迁，加丹漆焉。谓迁曾至楚，有《吊屈赋》可考也。近日遂有以汉侍中王逸尝注《离骚》，复增其主于祠内者。夫注《离骚》者前后数十家，往哲名流，指不胜屈，安得人人而祠之，此其不待辨者也。至以濂溪未至岳麓而削其主易其名如腐迁者，奚堪与大儒相颉颃耶？且如宋玉、唐勒、景差人品，更不足论，亦尝涉足至吾楚之地耶？濂溪楚人，以乡人祀其乡先生，何地不宜？乃黜濂溪而祀诸子，通人固是耶？嘉庆壬申（十七，公元1812年）袁岘冈侍讲为院长，始建专祠于书院内，特祀濂溪周子。
岳麓书院内景（资料图） 连续几个质疑，可以看出对于“黜濂溪而祀诸子”的不满，进而是怀疑左徒弟子的人品，甚至对于惨遭宫刑的太史公缺少最起码的同情而称之为“腐迁”，我们明显感到其不满已燃烧成怒火，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既然如此，那么，为秦按察使从屈贾系列祠宇中排挤出来的周敦颐创建专祠就成了唯一的理所当然的选择。 新的濂溪祠，位于供奉朱熹、张栻崇道祠之南，按照传统礼仪，乃居下手之位。因此，到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巡抚李尧栋到书院视察时，就有“周视祠宇，以濂溪之有专祠，礼固宜之，惟祠在朱张两夫子之右，位置尚为不协”的批评。于是，山长欧阳厚均率诸生“请移于上”，位置则在奉供其学生程颢、程颐的四箴亭上手，旧祠则改题为纪念历代有功于书院建设者的六君子堂。经此迁移，院中祠宇的位置变得俨然有序，由周敦颐而二程，由二程而朱张，正是湖湘学派发展的一个清晰脉络。这样，湖湘文化的学术道统就以祠宇的形式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本文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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