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无关）”近期持续成为网络语言热词，它来源于某演员带有方言口音的口误。
中国地域宽广，由诸多方言引起不解是常态。
沈从文的连襟语言学家周有光就曾说：“沈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
在遥远的历史中，古人的沟通交流又该怎么面对“鸡同鸭讲”？
晋代，金陵城中吴语区 与中原话相互指摘方言
古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奠定了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古代社会中缺少普遍性的共同语言。有人记录多方言的情景：“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
此之种种铺垫了方言间“鸡同鸭讲”的结局。
公元311年，因乱世，晋室迁至金陵，同时大批说着中原晋语（洛阳方言）的皇室、贵族的中原人来到金陵，建立了新的政权。迁于金陵的王导为了跟本地人接触，学习吴语，而被北方士族取笑。
《世说新语·轻说》中记述，佛教学者支道林与王子猷兄弟相见。有人问他：“你看到他们觉得怎样？”支道林回答道：“见到了一群白颈乌，只听闻他们‘哑哑（象声词）’的声音。”
他形容吴语听起来像是鸟叫声。吴语区的群众也作了反击，《世说新语·轻说》同样有记录。有人问顾长康：“你咋不唱洛阳的诗歌呢？”顾长康回答道：“我何至于唱成老太婆的声音！”
由于方言间的相互阻碍，“翻译”便应运而生。
方言长久已有，因此“翻译”亦自古便有。就官职而言，周代设有“寄”、“象”等；秦汉有“译官令”、“译官丞”；南朝设置“译令史”；隋唐设置“通事舌人”；宋辽金设“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
朱元璋也怕方言，命“南京话”为通用官话
即便设立了“翻译”的职位，日常中普遍性的地域沟通障碍仍未消失。我们日常所熟知的古代普通话“官话”一词，起源于明代。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因担心官员与读书人“拘于方言，无以达上下”，所以命人编纂《洪武正韵》并向天下推广。《洪武正韵》的初稿完成于1375年，即洪武八年，朱元璋对此仍不满意，此后又经过二十余年的修改、调整、出版。其间，朱元璋先是恢复了两宋时期流传的“雅音”，后又将首都地区的南京官话改为全国通用语言。为将南京官话率先在官场推行，并引起上行下效的风气，朱元璋特嘱咐若官员不履行，罪杖十。自此，南京官话成了通用语言，并走入百姓家中。
虽古代“南京话”与现今南京话略有不同，但是在明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述中仍可感受到浓浓的“南京味”。明代史料笔记《客座赘语》中详细记录了古代南京的诸多杂事。几百年前的“南京话”，至今听起来也倍感亲切。《客座赘语》中说道：“南都（指南京）方言，言人物之长曰苗条，美曰标致……作事之不果决曰落索（啰嗦）……好搬弄曰翻腾，曰估倒（鼓捣）……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貌寡不扬曰锉……”
南京文史学者、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客座教授黄强告诉记者：“我们南京的方言在《金瓶梅》中也有表现。语言专家研究表明，南京方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名词后面有儿化现象，譬如：碗儿、碟儿、盘儿。儿化语言现象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利玛窦让南京人教中文，朝鲜以韵书习汉文化
明代正宗普通话《洪武正韵》，不单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语言发展进程，甚至将文化的种子播撒至朝鲜、日本等国。公元15世纪前，朝鲜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并以汉字为书写方式。朝鲜语文字《训民正音》的出现弥补了缺少朝鲜语文字的空缺，而《训民正音》的重要参考对象便是《洪武正韵》。
在《洪武正韵译训》中，他们提到：“声韵之学，最为难精……惟皇明太祖高皇帝……一以中原雅音，定为洪武正韵，实是天下万国缩宗……”这一句已将《洪武正韵》归类为声韵研习的根本。
根据母本《洪武正韵》，朝鲜编纂了《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解》等书，以促进全民学习。
400多年前，意大利学者利玛窦慕名来到中国。在路途中，他们邂逅了一名太监，为了回馈优待他的同船神父们。利玛窦将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留给了他们。他说他将书童留给他们，是因为这个孩子可以教神父们地道的中国话。
对中华文化热爱颇深的利玛窦还与罗明坚共同创作《宾主问答辞义》。辞典中记录这当时南京话的相关说法。比如“后生家”、“四脚蛇”、“这等”、“不得闲”，同时还有“把他进来”、“好得紧”等语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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