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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就，是把作品与哲学、人文科学的某些结论联系在一起，丰富了对作品的阐释，使仅仅关注风格变迁的美术史成为一门内容丰富的人文学科。但是，当我们要把书法现象与中国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时，发现相关学科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支持我们的推进。 复旦大学的这场讲座源于我今年2月对哲学学院沈语冰教授的一次访问。沈语冰是著名美术理论家、翻译家，近年他主持的外国美术理论名著译丛的出版，对美术理论界、文化界有重要影响。人们不知道，他还是一位艺术批评家。我们的交往缘自他对我作品的批评。我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相识，每次见面都是直接进入创作的话题。这次聊天在座的还有他两位博士生。也许是两位博士生的问题，让这次交谈的中心渐渐转到书法的理论研究。我谈到我过去的几篇文章，谈到我现在进行的字结构构成的研究，怎样用四个（组）概念来叙述整个书法史上字结构所取得的成就。沈语冰问，用的是哪几个概念？我说，线型、距离、平行与平行渐变、单元空间。沈语冰说，我们4月份有一个国际工作坊，讨论艺术与空间问题，请你来参加；此外，请你在学校做一次关于书法的讲座。 因为讲座由哲学学院主办，我决定讲座的主题是中国当代书法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要讲方法论，至少要说到一批研究个案，说到这些论文的动机、主题、结构和结论。我挑了我的九篇论文。这么多内容，只能做最简略的介绍，大部分时间要留给对这些课题所使用的“方法”的讨论。 书法一直被学界所忽视。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写道，书法就笔墨而言，“技巧上的精约凝敛的性格，及由这种性格而来的趣味，可能高于绘画，但从精神可以活动的范围上来说，则恐怕反而不及绘画，即是，笔墨的技巧，书法大于绘画；而精神的境界，则绘画大于书法。”这是不对的。书法集语言文字、视觉图形、意义阐释和个人修炼于一身，世界文化史上唯此一例。从这里引发的哲学、文化史、思想史问题无数。书法文献的构成与绘画领域不同，解读方法也不一样，书法结构的特点以及特殊的含义生成机制也使书法的阐释遇到很多困难，但这些都不是否定书法文化价值的理由。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反映的是解读的困境。 为书法的现代阐释我们工作了四十年。 现代书法理论的第一项工作，是在视觉层面对书法作品进行考察。研究涉及笔法、章法和字结构三部分。 《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1981年完成。我根据运动学原理（物体在空间可能进行的各种运动）所建立的笔法理论认为，一切笔法都由平动、绞转、提按三种基本运动构成，基本运动的兴替成为字体演变的重要原因，同时据此进行了书法史上笔法演变的陈述（摆动—连续摆动—绞转—提按）。它为书法史中对笔法的认知提供了进路。 《章法的构成》（1985）确立了书法史上两大章法系统（前轴线连缀系统和轴线连缀系统、分组线连缀系统），在轴线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组描述章法的概念，演绎了章法演变的历史。书法史上对章法只有少量感觉的、文学的描述，几无理论可言，章法成为一种几乎只能靠个人悟性去把握的技法。《章法的构成》赋予作品、经验以理论的形态，为不可言说的艺术现象以深入认识和言说的可能，使章法成为可以分析、训练、检核的构成要素。 如果说上述两篇研究面对的是历来认为不可说的复杂对象，而《字结构构成研究》所面对的是我在二十年中都无法措手的课题。 笔法与章法的理论完成后，书法的视觉形态研究只剩下字结构部分，但汉字有五种书体，每一种书体都留下了众多书写者的手迹，同时一位书写者每次书写字结构都有变化——我面对的是无以数计的字结构形态。前人留下的只有若干经验的描述，多临写几天，一般都可以自己加以归纳（如“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更大的困难还在于我要打破字体、风格的界线，道出字结构的构成原理、成就及演变的历史。问题的最后解决，仍然归结于前面两项研究中确立的方法——分类、命名的原则，以及对每一类现象的穷究不舍。这三项研究，完成了书法形态学的架构，建立了处理复杂视觉图形的方法论原则。 此外，我们对书法还进行了发生学、社会学、表现论、语言学和哲学等方向的研究，构成了当代书法研究的另一翼。如对书法起源的考察（《书法艺术的哲学基础》）、书法的广泛参与对书法深层性质带来的影响（《艺术的泛化》）、书法特殊的表现机制及其历史演变（《形式与表现》）、书法文献中的陈述方式与中国文化中的有关问题（《感觉的陈述》）、人生体悟与生命经历怎样融入晚年的书写（《人书俱老：融“险绝”于“平正”》）、形神关系中的结构问题（《神居何所》）等。这些讨论虽然从书法现象出发，但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讨论成为对中国文化问题、哲学问题的深究。 这里显示出书法所关联的问题的复杂、深广，对于关心中国艺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探索者，书法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入口。 由于书法现象的特殊性，对上述研究中方法的反思当为当代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带来新的论题。这里只说说我的两点体会。以上研究几乎都与当代学术密切相关，但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现象而不是既有的理论。研究和研究之前的准备，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在未有课题之前——挑选几册古今重要著作，把它们融进血肉中，从感觉方式到思维方式都进行充分的反思和淬炼。当代思维不是凭空出现之物，它融合了人类思维中一切合理的成分（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研究则必须从现象出发。对研究领域中的现象必须具备高度的敏感。我曾经说过，一位好的艺术家，就像一个没有皮肤的人，所有神经都暴露在空气中，一丝风便会让他颤栗。最优秀的研究者，其敏感绝不输于最优秀的艺术家。你随时随地感受一切隐微之声，随时准备扑向透出一丝生命气息的猎物——别人这时什么也没看出来。 对书法现象的把握必须超越已有的一切研究。集中本领域最重要的一批文章，罗列其中涉及的现象，便可以了解人们对细节的数量和精微程度已有何种把握，然后超越这一切。这是一项研究中问题、思路和结论出人意想的根本原因。然后是在大量问题中选择重要问题——寻找这一类问题并不困难：抛弃一切似曾相识的问题，抛弃一切无法做出严谨论证的问题，抛弃一切不能引向重要结论的问题。剩下的问题继续思考。如何解决，也必须从现象出发，保证问题每一步的推进都能得到确切的表述。论述必须始终保持与现象的可靠联系，尽力避免一切无法证明的陈述。图形分析“当于目而有据”，且不断深化；文献分析中细心体察现象产生的心理动机 （如前人大量使用简单描写句），以及语义与语言结构的细微变异。 一项理论研究的终点不可知，但起点永远是你发现的最重要的现象——也许人们视而不见，但你最终将证明它们无与伦比的价值。 在进行书法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有关的研究时，书法与这些学科处于一个崭新的关系中。20世纪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就，是把作品与哲学、人文科学的某些结论联系在一起，丰富了对作品的阐释，使仅仅关注风格变迁的美术史成为一门内容丰富的人文学科。但是，当我们要把书法现象与中国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时，发现相关学科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支持我们的推进。我们只有把有关的书法现象放在相关的人文学科中来思考——例如文献中的简单陈述句 （“虞世南萧散洒落”），在语言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而中国文学研究基本放弃了这部分材料。我们只有独自对这一语言现象进行考察。我没有纠缠在语义的辨析上，而是考察这一句型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现象，找到解释，然后回到对书法的阐释。 在这项研究中，我对语言现象的思考所花费的心力，超过对书法文献本身的思考。幸运的是这种思考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对语言深入的认识：书法的广泛参与（“泛化”）使文献所有的陈述者与阅读者首先都是参与者，参与者的交流以感觉的默契为基础，因此他们始终不曾对书法交流中更精确的语言表述提出要求。这使今天的书法研究在深处获得有力的支持，当然，它们同时成为其他学科背景的组成部分。 人们轻易地放弃了前人在书法中的论述——如徐复观，其实只要仔细想想，便可以觉出，前人即使是思考技法，其中也仍然有方法在，而面对如此大量、漫长的书写的思考，其中不就包含着一种清理感觉、经验并形诸语言的理路和方法？这不正是哲学和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课题？当然，它们不在常识和常规中。在当代学术中，书法理论本没有任何理由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传统学术近代转向以来，在很长的时间里，它没有做出什么对其他人文学科真有启发的成果。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国外教书，课余默想，一位书法的研究者，只有竭尽所能去思考，竭尽可能严谨地思考，把书法的思想推进到你能力的终极之地，然后等这个世界需要书法，并去寻找关于书法的思想时，才有可能回到你的著作。 事情发展得比想象的稍快一些。沈语冰在讲座后的总结中，把这次讲座称作“历史性事件”。我很意外。或许是这种集中的讲述，使一位当代理论家感觉到，书法理论的积累，标志着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我来说，书法研究才是个开始，前面还有许多重要的、困难的问题。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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