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回音——关于《楚辞·天问》的ABC

一  破壁人

 

屈原之前大约两百年，楚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霸主楚庄王挥师北上，在洛阳城郊向周天子展示兵威，并询问周鼎之轻重。

楚庄王骄傲地宣称：“九鼎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楚人兵戈的锋刃聚集起来，就足以铸成九鼎。”

周朝的大夫王孙满的回应，非常巧妙：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关键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本身。从前夏朝德行鼎盛的时候，把远方的事物画成图像，又让九州的长官进贡青铜，把这些都铸造在九鼎上。所以九鼎上的图像包罗万有，百姓从而认识神明和怪物。

言下之意是，即使你楚国的铜矿资源无比丰富，铸出来的鼎也不可能包含着九鼎这样丰富的内涵。

这段话令楚庄王印象深刻。既然把遥远的事物画成图像是周人得意的文化优势，那么楚人也可以做到。当然，鼎的表面毕竟有限，这些图像还可以展示在更广阔的地方。

两百年后，被放逐的屈原来到历代先王的宗庙里，他被墙壁上的图画深深震撼了。

墙上画的，是天地山川神灵，和自古以来的圣贤与怪物，雄奇瑰伟，气象万千。

从天地开辟到自己生活的时代，无数往事与近闻向屈原奔涌而来。屈原感到既激动又困惑。

他内心的冲动难以抑制，于是奋笔疾书，把这些疑问，就写在宗庙的墙壁上。也许，屈原此刻未必有意创作什么文学作品，他只是要把自己上下而求索的追问，记录下来而已。

后来，屈原去世，楚人同情他的遭遇，把这些墙壁上的问题抄录下来，汇编在一起。

于是，就有了楚辞当中最奇妙也最深奥难懂的一篇：《天问》。

以上文字当然带点猜想的性质。最早给《楚辞》做注释的东汉学者王逸，提出了这个说法：屈原在楚国先王之庙看见壁画，然后“呵壁问天”，创作了《天问》。

当然，这个说法遭到了不少后世学者的质疑。事实上，由于2000多年来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尤其是最近一百多年各种新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学术界对《天问》的研究达到这样的境界：越是关键问题越是很难说还有多少共识了。

当然，屈原把诗写在壁画，后人才抄录编辑起来，倒是对《天问》如此难懂的一个很好的解释。本来这些文字都是配合图画的，图没了，就好比现在你把一本漫画上的文字都摘出来给人读，当然就不容易看明白；壁画上本来没有预留给文字的位置，屈原只能找空白处这里写几句那里记几笔，后人抄写时当然也就是很容易颠三倒四……至于文字古奥难读，那是《楚辞》普遍存在的阅读障碍，更加不在话下。

只能做个大致判断：《天问》中贯穿着一条时间线，从上古天地开辟，一直到屈原生活的年代。

 

二 创世者

 

《天问》全诗一千多字，三百七十四句，一口气提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显得非常特殊。不过更有世界视野的学者则指出，和其他民族的一些宗教性的文献放在一起，特殊性就要打折扣。因为神职人员说话，都喜欢先发问。印度的《梨俱吠陀》、伊朗的《火教经》里有类似的文字，甚至如《圣经·旧约·约伯记》：

 

是谁定下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他的根基安置何处？地的路标是谁安放的？……光明从何而至？黑暗原来位于何所？

 

这几句，你要拿《天问》里的话来翻译：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虽然不准确，可是也不离谱。

这大概说明，《天问》的创作，背后有个巫师讲历史的传统。中国后世人文理性发达，这个传统基本消失了，所以《天问》才显得如此特立独行。

但是，这倒也不意味屈原就是一个巫师。巫师发问，是设问，答案自己肚子里都是埋伏好的。屈原发问，是疑问是质问是反问，那是真没有答案。

《天问》开头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找寻当时通行的世界观的破绽。如开头第一句“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远古世界开始的时候的事，是谁把它流传下来的呢？这就是从根本上怀疑通行的说法的权威性。后面问，天分为九重，谁数过？确定天地这么大的工程，是谁干的？贯穿天地成为世界轴心的绳子，绳头装在哪里？日月星辰装在天上，为什么不掉下来……都在对自然现象表示困惑。

在原始社会，大概都是靠神话解释这类问题。屈原不相信神话的解释，这其实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中原地区，如子产、孔子这些贤明的人士，固然早就对鬼神表现出存而不论的态度。楚国虽然巫风盛，也不乏理性通达明澈的例子。如楚昭王生病，占卜者说，这是因为河伯作祟，楚昭王就回答：我一个南方人，生病关北方的黄河什么事？

屈原真正特殊之处，还是他对这些神秘性的东西真有兴趣，质疑得特别具体。要是换做孔子，对这类问题只有一个态度：“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一句话就能把天聊死，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屈原在那里机关枪似的发问，又关注细节问得特别具体，——有点像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雅典女人拒绝和男人做爱，还要把拒绝哪些姿势都罗列出来——反而把大量神话的内容保存下来了。今天的我们，不相信神话是事实，但仍然会关心古人在想什么。这就不能不了解神话，而《天问》里这些问题，全是宝贵的资料。

如屈原问世界如何诞生，只问“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地没有分开，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来历？我们就知道，屈原见到的壁画，是没有盘古开天辟地的景象的。所以盘古神话什么时候出现，甚至是不是中国本土的神话，就很可疑。

又有一句“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也是有身体的，是谁制造出来的呢？虽然这句出现的地方很靠后，但听这个语气，显然是认为女娲是人类的创造者的。我们就又知道，当时女娲造人的神话，大概是已经很流行了。

《天问》里讲到后羿射日，接下来一句就是“乌焉解羽”，古人认为太阳和乌鸦关系密切，就多了一个证据。

讲到月亮，当然要解释月亮上的阴影是怎么回事。屈原说了一句“顾菟在腹”，顾菟是什么让人好奇。古人注释大多认为是兔子，闻一多先生考证，却以为其实是蟾蜍。《天问》里没有嫦娥，后来有嫦娥奔月变成了蟾蜍的说法，再后来又有人觉得这么说太煞风景，认为蟾蜍是蟾蜍，嫦娥是嫦娥……当然更后来有人表示谁也别否认谁，大家都在月亮上，月亮上也就热闹起来了。

另外，《天问》中还有许多画面感极强的句子，虽然只言片语，却激活了后世学者的诸多联想。如“焉有虬龙，负熊以游？”一句，是什么龙背着什么熊呢？可能是一条龙背负着楚国的先君，因为楚王是芈姓熊氏；古代学者很多认为这是在讲龙背着黄帝上天，因为黄帝的称号中有一个是“有熊氏”，而闻一多先生则推测和大禹治水有关，因为大禹曾经化身黄熊，今天的人还未必不可以把这解释成一种神秘的预言……这些推测都难说是论证，但真堪称是一个脑洞游戏哪家强的比赛。

 

三 大洪水

 

前面那些问题，儒家经典和正史，都是根本不提的。大洪水的传说，情况就很不同。《史记》里对治水的过程，有完整的叙事。《史记》虽然是很晚的书，但他背后的一整套儒家价值观，却也是有传统的。

这个版本里，首先有一个邪恶的父亲鲧，他是天下最大的四个坏蛋之一，和三苗、共工、讙兜并称四凶。鲧治水毫无效果，终于被杀。伟大的舜帝并不因此株连他的儿子禹，相反给予了极大信任，又让禹来治水，终于取得了成功。禹又有一个贤明的儿子叫做启，虽然禹并没有打算破坏禅让传统，但是人民群众选择了启，于是启继承天子之位。

这里没有神话色彩，却有鲜明的价值导向。

《天问》中呈现出来的景象，却完全不是这样。

首先是鲧的形象。原文太难懂，我们直接引用林家骊先生的译文：

 

“鲧不能胜任治水的重任，众人为什么要推举他？他们都对尧说：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为什么不让他试试再说？鯀到底有什么德行，可以让神龟来帮他治水？按照鲧的想法治水会成功，尧为什么要惩罚他：把他长久地流放在羽山，为什么那么多年不把他释放？”

 

看这几句，鲧人缘很好，还有神龟的支持，治水效果也不错，已经接近成功。所以他之被流放，不是罪有应得，反而似乎是正因为他被流放，导致治水功败垂成。屈原的提问，似乎在暗示其中必有冤情。当代著名的神话学者袁珂，就是在这段文字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乌龟给鲧献计，可以用息壤治水的情节，于是接上了《山海经》里鲧盗窃息壤，触怒天帝的故事。这是把鲧当作普罗米修斯来写了。

接下来，《天问》讲了禹从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神话，这当然也是儒家经典和正史里不可能讲的事。于是又讲禹怎么治水，怎样娶了涂山氏的女子，这里话却说得不怎么好听：“为什么他们相隔很远，族姓相同，本不该通婚却能被彼此吸引，以求一时之欢？”

禹的儿子启，传说是母亲变成石像，石头裂开才出身的。《天问》把这个情节写得很惨烈：“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为何贤德的儿子竟伤害了母亲的性命，使她支解满地尸骨？《天问》又描述启和益争夺天子之位，完全是权力斗争的感觉，看不出道德的高下。“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为什么益的统治权被夺去，而禹的后代却能繁荣昌盛？话里也像是鸣不平。

总之，屈原所质疑的，是一种不同于后世主流叙事的大洪水传说。鲧、禹、启祖孙三代的形象，都和后世不同。《天问》虽然叙述非常简单，却如同一条线索。可以把《山海经》之类的书里，比较丰富但非常零散的细节贯穿起来。当然，屈原的疑问并不是在质疑我们熟悉的主流叙事，毋宁说倒是在打开通往后世主流叙事的道路：古老神话如此混乱，不能承担价值导向的重任，自然是应该按照新时代的道德，来一轮重组了。

 

四 兴亡史

 

说到禹和启，接下来自然就是讲夏商周三代的传说与历史了。这是全诗篇幅最大的部分。

《史记》里，为夏商周三朝都立了本纪。把《史记》的三篇本纪和《天问》对照，很容易发现三点：

第一，很多《史记》里有的《天问》里没有。司马迁有中原王朝的大量文献档案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屈原不具备，屈原的诗人性格，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这么按部就班的写。比如《史记》有责任提供一个王朝完整的世系，但很多王并没有什么事迹留下来，所以就常有这样的文字：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

 

《天问》里当然不会有这种内容。这是贯口，不是诗。

第二，有些内容是《天问》里很丰富，《史记》不怎么提的。如商朝的先王里，有个叫王亥的，显然巫师们很重视他，甲骨文、《易经》里都经常提到王亥的事迹。屈原和巫史关系比较密切，《天问》也说了他很多事；《史记》对他就完全不重视。

再如大名鼎鼎的后羿。《史记》里没有后羿射日，倒不奇怪，夏朝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这一段历史，《左传》里后羿也有很热闹的戏份，《史记》全部没有。《天问》里关于后羿的内容却很多。除了英雄业绩之外，就是说他好色：他曾和黄河的水神争夺洛水女神，射伤了人家；他之所以被人害死，又是因为他的妻子叫“纯狐”的，和人家私通。

——早就有神话学家注意到，后羿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很像。加上这些喜好美色而又死于美色的情节，那就更像了。

第三，《史记》和《天问》都重视的人和事，往往也写法不同。一来，《天问》提到的故事里夹杂着更多神话色彩；二类，《天问》告诉我们的故事，所谓正面人物道德往往形迹可疑。

如写商汤灭夏桀，和《史记》一样，《天问》也强调了贤臣伊尹的作用。但“水滨之木，得彼小子”，这句话说的却是一个神话：伊尹的母亲做了个梦，有神告诉她：“要是舂米的石臼往外冒水，你就赶紧往东逃，千万不要回头。”第二天，她果然发现石臼内水如泉涌，她赶紧招呼村里人一起逃，狂奔了二十里，她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村落成为一片汪洋。因为她违背了神人的告诫，所以身子化为一棵空心桑树。后来，一个采桑女在桑树里发现了一个婴儿，也就是这个伊尹。

这种“千万别回头”的故事，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里很经典的一个套路。《史记》里却不讲这种故事。《天问》又说，“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商汤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讨伐了帝桀，是谁挑拨的？言下之意这改朝换代的大功，正是因为伊尹的鼓动。这句张扬了伊尹的功绩，却贬低了伊尹的道德，感觉他在挑拨离间一样。而商汤给他一撩就炸毛，道德修养也很不够。

《天问》还问：“妺嬉何肆，汤何殛焉？”夏桀的妃子妺喜有什么大过错，商汤为什么要杀掉她？倒是并没有把屎盆子往女人头上扣。

如更著名的周武王伐纣。今天的人回头看，这个故事演变的轨迹，就是商纣越来越坏，周武王越来越好。

有学者专门统计过：周朝的《尚书》里面，商纣的罪行，也就是六件，到了战国时期的书里，增加了二十七件，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西汉，又增加了二十三件。后来，东汉又增加了一件，东晋，又增加了十三件……后世人描述商纣邪恶的细节，简直是在追求一种恐怖小说似的感官刺激。

周武王灭商时的表现，是古老的《逸周书》写得最恐怖。《逸周书》津津乐道的描写了周武王怎样对商人进行了恐怖的屠杀，怎样举行了残忍的杀祭。《史记》里周武王就温和了许多，但还保留着征服者的傲慢与凶暴，所以《史记》里写到周武王怎样羞辱商纣的尸体，怎样用不同型号和颜色的斧子，砍下了商纣和他的姬妾的头。但后世民间，对周武王的印象恐怕来自《封神演义》，那里面的周武王像《西游记》的唐僧一样毫无用处，是棉花糖一般的傻白甜。伐纣灭商这件事，周武王虽然全程在场，但对自己的臣下在干什么根本搞不清状况，直到最后，周武王也没有勇气看商纣自焚，慌忙退走像一个买单时假装去上厕所的人。

作为一个诗人，屈原对阴森恐怖的意象不无偏好。《天问》里描述商纣的暴行，相当细致，他对周武王的理解，似乎在《逸周书》和《史记》之间：

 

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

 

周武王怎样对商纣是尸体。又射箭又拿剑刺又用斧子砍，这是“列击纣躬”；“叔旦不嘉”，是说周公对这种行为，并不赞同。武王、周公兄弟的这层分歧，是其他史书里不曾提及的。“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周公亲自为武王谋划安定天下，为什么却要为周朝的命运担心？这个意思，其他文献中也有提及，但是屈原把这句紧接在周公对武王的反对后面，却似乎是说周武王的暴行，才引起了周公的这层忧虑。

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除掉志趣方面的共鸣外，《天问》里的每个问题，都像是给司马迁一个提醒，面对史料的时候，这里神怪色彩太浓，要作一点删节；那里有损圣人的形象，要加几笔解释或者掩饰。

 

五 归何忧？

 

三代的历史讲完，接下来，屈原就要面对春秋以来的近代史，尤其是自己念兹在兹的楚国的命运了。

这按理说应该屈原最熟悉的时代，实际上却是全诗最错乱的地方。不知道是后人传抄的错误，还是谈论并不遥远的事，特别容易犯忌讳，所以不得不把话说得含蓄幽微。好比“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说吴国的公子光（即吴王阖闾）国君的位子来得不正，却能连续对我国取得胜利。屈原时代，吴国早已灭亡，但这句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楚国此时的命运：因为楚军遭遇秦军，正一次又一次不得不咽下失败的苦果。

这时候天色已晚，墨云密布，屈原走到宗庙墙壁的尽头。眼前壁画已看不清楚，忽然有闪电划破天际，照亮墙壁上的神怪与人物，显得格外狞厉恐怖。屈原抑制不住悲愤的心情，在墙壁上写下这样的句子：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

 

日暮时分电闪雷鸣，归去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国家的尊严无法保全，祈求上帝又有什么用？

他无法再追问下去，他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问题本身，已经闪耀着比划破长空的掣电更夺目的光芒，在历史深处，留下比雷声更震撼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