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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猿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 上一代地球霸主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开始了适应辐射，很快占领了空出来的生物龛，而有一类哺乳动物我们额外关注：那就是灵长目。 板块构造的缓慢华尔兹，持续把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拉开，扩大了大西洋的面积。灵长目动物占领了美洲大陆，由于被巨大的大西洋阻隔，这些灵长目动物进化成了“新世界猴”。 大约4500万年前，澳大利亚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其有袋动物发生了适应辐射，让整片大陆遍布巨型的袋鼠、袋狮和袋熊等等，而美洲大陆则拥有猛犸象和剑齿虎等物种。 大约4000万年前，印度大陆撞上了欧亚大陆，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与此同时，在非洲，灵长目动物持续进化； 2500-3000万年前，猿人开始与旧世界猴分离。是的，无论是你，还是猩猩，都不是猴子，也不是从现在世界上存在的猴子中进化来的。 同样的，我们也不是由黑猩猩进化而来，他们是我们的表哥而不是叔叔，我们在大约700万年前，从共同的祖先分化开来。 我们并没有比黑猩猩进化得多么完善，我们有98.4%的DNA是一样的，只有1.6%的差异。了解我们与它们的共同之处，有助于旁观我们这一物种的特征。 大多数灵长目动物曾经栖居树上。 在树上生活的动物必须视觉良好，否则很容易掉下来。相对而言，味觉是次要的，不像犬类等动物，所以我们都有小小的嘴和平平的脸。 我们都有相当大的大脑，以处理三维的、深度的视觉信息； 我们的四肢灵敏，能很好地抓握。 灵长类动物一般都有等级制度，领导者有的是雌性，有的是雄性，它来决定和分配族群里的食物和配偶。 我们和黑猩猩都喜欢成群结伙、划分和看守领地，对侵犯者有极强的攻击性，是最容易集结在一起发动革命，反对雄性领导者的物种。同时，还可能是动物界里唯二的，会对同类都实施暴力灭绝的物种。 回看人类历史中数不胜数的战争，我们不难发现潜藏在基因中的攻击性和嗜血欲望。 尽管我们与黑猩猩共同的祖先，更适合生活在森林里，但非洲东部的气候变化让环境更冷更干燥，许多森林变成了开阔的林地和草原。 而在草原上的生活意味着，我们的祖先要躲避天敌得依靠奔跑而不是爬树，站的更高也能看到更远处的潜在的危险。 因此，学会直立行走的个体开始获得了竞争优势，并把对应的基因遗传下来。 人类在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直立行走的，至今尚有一些争议，但我们知道大约从420万年前的第一个南方古猿开始，人类就开始直立行走了。 最著名的南方古猿，是美国生物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通过分析骨架，我们得知她是一位女性，大约1.1米高，生前是直立行走的，某种程度上，她可以说是我们如今全人类的祖奶奶。 当时考察队里的人非常高兴，在营地上欢声歌唱，收音机上放着甲壳虫乐队的《钻石天空中的露西》，于是便把这位祖奶奶命名为：Lucy。 尽管南方古猿已经开始两足直立行走，也腾出了双手开始制作简单的工具，但它们仍然更适应森林生活，无法像今天的人类一样高效行走。 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脑容量较小，大约在380-450毫升之间，这与现代黑猩猩300-400毫升的脑容量以及现代人类平均1350毫升的脑容量形成鲜明对照。 大部分南方古猿是素食动物，它们的牙齿适应了研磨水果、树叶和其他植物，偶尔吃吃肉，以小家庭团体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生活。 由于喉部较高，它们无法发出复杂的音节，只能模模糊糊地传达信息，通过手势、声音、梳毛等活动进行交流。 从Lucy开始，人属——“界门纲目科属种”中的“属”——开始发展起来，它们先是演化成了“能人”和“匠人”，然后随着子孙后代分散到世界各地，它们逐步适应当地特殊的环境，演变成了许多不同的人种，如直立人、佛罗勒斯人、尼安德特人、智人等。 （不过，不同的人亚科原人，是否真的有种与种之间的那么大的差异，科学界也一直在争论，最新的结果也一直在更新，所以本文观点也仅仅是其中一种） 区分是否属于一个种主要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生殖隔离，即能否能繁衍出具备正常生育能力的后代。比如，尽管马和驴可以杂交出骡子，但骡子无法生出更多的骡子，因此马和驴属于不同的种。而如果不同的种，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那么它们就属于同一个“属”。 长久以来，人们都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觉得好像是南方古猿进化成了直立人，直立人又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又进化成了我们智人，是一条单线程的发展，自始至终都只有一种人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只不过由于智人基本上把其他人种都灭光了，我们才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 230万年以前，能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与南方古猿相比，他们有两个重要因素的变化：一个是学会了系统地制造和使用石器，一个是发展出更大的脑容量，大约在600-800毫升之间。 我们现在知道，许多动物都会使用工具，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比如黑猩猩就会把棍子插入白蚁堆中，并迅速抽出来吃掉白蚁。 但能人似乎用一种更需要计划和远见的新方法来使用工具——他们会精心挑选石头，然后把石头砸成尖锐的碎块来切割东西，这种精确为额前部皮层所特有。 大约180万年前，匠人出现了。1984年，人们在非洲肯尼亚发现了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匠人样本，他在死时仍是个男孩，但已经有了1.5米的身高和大约880毫升的脑容量，几乎比能人的脑容量大了1/3。 他被称为“图尔卡纳男孩”，是所有古人类化石中最完整的。 匠人可能是第一个试图笨拙地使用火的物种，尽管不是系统性的，但已经能用来烹饪肉类，以节省大量咀嚼和消化生肉的时间，获取更多营养。 这些物种的流动性有所增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们最早迁移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在70万年前，直立人共同体居住在亚洲南部的部分地区，甚至进入了欧洲。最著名的直立人化石遗存发现，是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郊外周口店山洞发现的“北京人”。
留在非洲的匠人也没有停止演化，它们经过先驱人的过渡，演化成了海德堡人，而海德堡人又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尚有争议） 可以说，在过去的100万年里，非洲和欧亚大陆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亚科原人，而无论在哪个地方，这些人种的大脑都迅速发展，最终，许多人种的脑容量都达到了1300毫升，接近于现代人类。 要充分解释大脑的成长非常困难，因为脑容量大的动物非常稀有，更何况现代人类大脑是我们已知的最复杂的物体。要知道，维持一个大脑是非常奢侈的，它的重量仅占3%，却要消耗人体20%的能量。 生育一个大头的婴儿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直立行走、臀部较窄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以至于人类不得不提早生下尚不能自主存活的婴儿（对比其他哺乳动物，如小马一出生就能独自走路），带来了更长的父母抚养期，并需要整个族群团结在一起，互相照顾彼此的孩子，促进了社会化。 无论何种原因，大脑迅速成长了，人类的智力明显提高——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人类并没有发生飞跃性、革命性的变化。 在这些后期的人种里，最著名的是尼安德特人。
它们的脑容量甚至比现代人类还大，发明了可以随时取用的炉火、用于取暖的衣服、有锋刃的工具、用于狩猎的长矛等等。 它们的身体也更加强壮，可以直接与熊搏斗，抢夺后者的洞穴。 它们还迁徙到了此前从未有其他人种居住的冰川时期的地区，如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
尼安德特人制作的精良工具 可以说，尼安德特人一度成为人种里的霸主，曾经正面击败过我们智人这一人种，把企图走出非洲的我们又赶回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但即使是这样强大的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诞生过更复杂、先进的文明，仍然主要以简单家庭为单位过着群体生活，对这个星球没有产生像后期智人那样重要的影响。 要知道，在过去1年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一物种所能掌控的能量至少增加了5万倍，吸收了大约所有生物从日光中吸收的能量的1/4，人口数量不断翻番，从数百万人发展到了70亿人，创造了数不胜数的文明奇迹，对地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意味着某种新层次的复杂性，就像最早的恒星、真核生物的出现那样。这种类似于“人类中心论”的论调显然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存在，是宇宙中我们已知的最复杂的实体。 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我们的特殊性？ 进击的智人 若干年来，为了解释人类的跃迁，人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推动力。 比如直立行走，解放了我们灵巧的双手用以制作工具（达尔文理论的首选答案）；又或者是脑容量的增大、使用火、拥有语言能力等。 此后的解释强调人类语言的特殊性，认为其他因素只起到辅助作用。 尤瓦尔赫拉利的畅销书《人类简史》认为：是7万年前的一次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大脑内部的连接方式，诞生了全新的语言和思考方式，被称为“认知革命”。 什么叫“认知革命”呢？简单来说，就是智人可以讨论“虚构的事物”，也就是说，可以讲述那些从来没见过、碰过、听说过的事物。 在此之前，其他人种或者动物都有各自的沟通方式乃至语言，但它们都只能表达眼前的、具体的真实事物，比如“森林里有一只兔子”、“我们正前方有一只狮子”等等。 而认知革命后的智人，却可以说“森林里有一只可以飞上月亮的兔子”、“狮子是我们的守护神”等等。
类似的虚构故事赋予了智人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那就是进行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大批互不相识的智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听着似乎很荒谬，但其实，从古至今，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是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 宗教、民族、国家、法律、正义、金钱、公司......这些帮助人类建立文明的重要的概念，无一不是只存在于人类虚构的语言之中。 抛开我们的共同想象，我们无法在宇宙中真的找出一个叫“宗教”、“民族”、“公司”的东西。它们都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想象的真实。 如果没有认知革命，那就会像黑猩猩或者尼安德特人一样，只能维持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团体，一旦团体过大，秩序就会崩坏，团体也就面临分裂。 而认知革命后，智人就能够通过讲述虚构故事来集结大批人力进行灵活合作，从而打破了智人团体的人数限制，就是靠着这样灵活的规模性合作，我们才干掉了其他人种。 后来，智人也凭借着各种更大规模的合作，跨过了小团体聚居的门槛儿，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并一步一步走到了21世纪。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变得更大更复杂，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所谓的“文化”就这么诞生了。
而“文化演化”这条路，显然比“基因演化”快得多。 自从认知革命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并将新的行为方式传给下一代。这让我们的发展速度远远甩开了地球上的其它动物，一步一步走到了食物链的顶端。 正如赫拉利所说，虚构的故事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为了万物的主宰。 另外一种主流的观点——同样是从人类语言的特殊性出发——则认为是“集体学习”让智人与众不同。 要知道，所有物种都适应所在的环境，但多数物种只有1-2种绝招；相反，人类似乎经常能够发展出新的汲取资源的方法，而且不是在达尔文理论的几十万到几百万年的时间范围内，而是在数百年数十年乃至更短的时间内创新。 这显然与学习能力的提高有关。 许多动物，从扁平虫到青蛙都在学习，但大多数动物所学的东西都随着死亡而丧失，极少部分会被传授下去，无法保存和积累。它们只能通过模仿来学习——没有一个其他物种，能够不用亲身示范就能解释怎样搜寻白蚁。 而智人的语言—一种能抽象化的符号语言——允许大脑之间更为精确和有效的传递知识，储存和分享千百万人累积起来的信息，创造知识的分享池。 对于我们来说，合作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竞争，作为高度网络化的动物，我们每个个体贡献给共享池的知识能够在死后长期保存下来，传给下一代，因此知识和技能不必通过缓慢的基因遗传而累积。 可以说，人类的与众不同就在于“集体学习”。当你把智人大脑同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的大脑对比时，其中的个体差异并不足以解释巨大的跃迁。 只有当你把黑猩猩个体的大脑，同经过许多代的、数千万人共同创造的大脑相比较时，你才能领悟我们真正的独特性所在。 要体会集体学习的力量，只需要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对马桶的了解有多少？它是怎么工作的，原理是什么，中间有哪些步骤？
在不使用网络的条件下，除了专业的相关人员，大部分人只能哑口无言，尽管我们每天都接触和使用马桶，享受着它们带来的便利。 把马桶换成：拉链、牙刷、钟表、手机屏幕等，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无知程度都超过自己的想象，而如此无知的我们之所以还能活得好好的，都得益于“知识共同体”的存在。 无论是家人、朋友、马桶的发明者、制造商和商人，还是手边的书籍和互联网，都让你获得了超越自身局限的知识水平，尽管我们的大脑常常会模糊期间的界限，认为都是自己博学多才。 这与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共同塑造了人类协作的力量。 集体学习的机制，使得只要人类种群中存在着有潜力的创新者，能够不断地想出新点子，记住过去的好点子，并且能把自己的观点分享给其他人，整个物种就可能取得飞跃性的发展。 这样的机制在今天仍然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在如今这个星球上，我们有着超过70亿的充满潜力的创新者，和几乎瞬时同步的信息交流技术，在如此庞大的信息网络规模、种类、容量以及高效的交换效率下，创新每时每刻都在酝酿，让我们人类能够实现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此时你在手机上阅读我的文章。 当然，强大的智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是产生了美妙的文明，还对地球生物圈产生了几乎不可扭转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其他物种的迅速消亡。 距今4万5000多年前，智人走出非洲，首次登陆澳大利亚大陆，导致了23种体重超过50公斤的大型动物灭绝，只剩下一种，那就是袋鼠，连体长7米的古巨蜥、恐怖的双门齿兽也不例外。 1万6000年前，智人祖先从俄罗斯登陆美洲，从最北的阿拉斯加，一路血洗到最南边的阿根廷火地岛，导致北美47个属的动物灭绝了34个属，南美60个属里灭绝了50个属。
智人迁徙图，也是一张动物灭绝图 古生物学家指出，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相当于过去5-6次最激烈的物种灭绝的速度，换言之，我们这一物种的出现，与其他物种的大灭绝，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有外星人在10亿年后造访地球，仍然可以看到人类的影响。 我们会越来越孤独吗？ 曾经——大约10万年前，也许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大火山的喷发——智人的数量曾下降到少至1万个成年人，这意味着当时我们就像今天的山地猩猩一样几近灭绝。 而现在，已有超过70亿的同胞挤在同一个地球上，日常生活几乎全被人或人造物包围，很难见到其他动物的身影。 在未来，我们又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 掌握人工智能与基因改造技术的富人们，会从已有的智人种中分离出去，成为全新的物种吗？ 如果会，他们会如何回望曾经的智人时代？ 霍布斯vs卢梭 你更支持谁？ 在下一周进入农业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人类的生活状态，并对比现代人的生活，思考“进步”的概念。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有多好？若是一个现代城市的居民进入这样的世界，将会发现生活相当艰难：没有便利的食物和水电、没有安全的固定居所、没有先进的医疗和药物来治疗简单的疾病...... 然而，假如一个旧石器时代的西伯利亚人突然被送到21世纪，恐怕他也会感到今天的生活非常艰苦：早晨拥挤不堪的地铁、长时间枯燥无味的工作、社会弥漫的焦虑气息，死于自杀和肥胖的人比比皆是... 人类是容易不满的动物，永远处于匮乏感之中。事实上，通往幸福有两种途径：要么努力满足更大的欲望，要么限制自己的欲望。 1972年，人类学家马歇尔曾把石器时代的世界描绘成“最早的丰裕社会”，他论证到，一个丰裕的社会是“所有的物质需求都能较为轻易地得到满足”。 他同意石器时代人类的物质消费水平毫无疑问都很低，但食物采集者有广泛的食物来源，能满足基本所需，除非遭遇极端恶劣的不幸。 而经常迁移的采集族群本身就不鼓励对物品的积累，居无定所的生活限制了积累物质的欲望，没有攀比所带来的痛苦，也没有巨大的不公和贫富差距，就连男女也更加平等，毕竟当时女性采集者对于族群非常重要。 更为惊人的是，经过人类学家评估，他们非但无需拼命干活才能维持生活，其工作量甚至远远少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打工者，大约只有4-5个小时，而农民则大约为9.5个小时，现代工薪阶层平均为9个小时左右。 经常行走、锻炼，饮食非常多元的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比常常伏案工作、作息饮食混乱的现代人更加健康。 这些人基本一生都生活在由10-20个相互扶持的、以亲属关系为连接的家族团体中，定期聚会，分享食物，围着火焰跳舞，经常交换礼物。 对于社会动物的我们来说，亲密关系对幸福的影响至关重要。 而居住在现代城市中的人，很多时候不得不远离亲人，孤独地在陌生的环境中打拼，接触大量的陌生人，以契约而不是亲属来与他人协作，亲密关系也频繁变动，更加易朽和破碎。 还有一个世界观上的不同。 旧人类的共同体规模很小，他们的世界是高度具体的，与这群麋鹿或是那片森林，这条小河或那条海岸线相关。 现代人类则更关注遥远的或抽象的事物，喜欢讨论上帝或是科学，为许多价值上的议题吵得不可开交，生活中围绕着一个又一个死气沉沉的人造符号。 我们可以想像，一群赶路中的早期人类，他们观察夜空的星象，辨认路上野兽的足迹，仔细聆听河流传来的声音，也许还需嗅闻空气里的味道、借助头顶飞鸟的帮助，才能确认前进的方向，继续行走。 而今天的一位司机，在赶路时会对着一个电子屏幕上的地图，根据人造的km、分钟、地名、线条、箭头等抽象符号来指引方向。 某种程度上，他与周围具体世界的连接，不如过往那般丰富而浪漫。 当然，这种观点有意无意都在夸大其词，意在颠覆人类历史只有进步的观念。 对于乐观者来说，至少现今我们的人均寿命达到了6、70岁，而石器时代的采集者预期寿命不会超过30岁，很难说我们愿意为了那些好处而放弃多达40多年的寿命。 早在启蒙时代的欧洲，有两位哲学家都曾对原始人类的生活进行过想象和辩论：一位是《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一位是《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卢梭。
霍布斯更偏向于悲观地想象过去的生活，他写道：
正因为自然状态下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认为我们需要组成政府和国家来垄断暴力，从而大大减少暴力的数量，保障人们的幸福。
而卢梭则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和、自然的，“他们的需要是如此简单而容易满足，仅仅围绕着食物和简单的性”，而后来农耕文明与国家的诞生则破坏了早期的幸福，他写道：
霍布斯vs卢梭辩论成了政治学界内的大辩论之一，但卢梭和霍布斯可能都不是完全正确的：财产私有制和农业并没有创造，也没有毁灭人们的幸福生活。 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等级制度，即便没有贫富差距，人类一样会伤害彼此，比如对旧石器时代出土遗迹的研究表明，当时的谋杀率可能高达10%； 而进入农耕文明至今，人类也的确一直在不平等的社会撕裂中挣扎，奴隶、农民、工人遭受数不清的社会压迫。 如今这个辩论仍然无解。人类可能在许多方面受到社会化的腐蚀，但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上大量的犯罪和愚蠢行径可能只是我们克服进化遗留下来的劣根性的表现。 人类像是一种过时的机器，并不是特别适应过去几千年来生活方式的快速改变，我们的基因还没有跟上脚步。 如何理解早期人类采食者的原始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历史观和对人性本质的理解。问问自己站在哪一边： 人性本善，只是被现代社会所腐蚀？还是人性本恶，需要政府来维持秩序？ 或是两者都有一定可取之处，分情况讨论？ 言仓不提供标准答案，希望对你的思考有所帮助。 我们下周见。 本期参考与延伸书目： 《利维坦》（2015年），霍布斯 《社会契约论》（2017年），卢梭 《人类简史》（1998年），尤瓦尔·赫拉利 《第三种黑猩猩》（1991年），贾雷德·戴蒙德 《人类进化》（1999年），罗杰·卢因 《剑桥百科全书·人类进化》（1992年），史蒂文·琼斯 《露西》（1981年），约翰森、艾迪 《人类的本性》（2000年），保罗·埃里希 《图说人类历史》（5卷本，1993-1994），戈兰·布伦哈特 《成为人类：进化与人类的独特性》（1998年），伊安·塔特萨尔 《地球上的人们》（2001年），布莱恩·费根 《时钟》（1995年），克莱夫·甘布尔 《使用符号的种群》（1997年），泰伦斯·迪肯 《语言本能》（1994年），史蒂文·平克 《心灵如何工作》（1997年），史蒂文·平克 《人类以前的人类》（1995年），罗伯特·福利 《史前史的范型：人类前3000年》（1990年），罗伯特·温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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