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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国学问的人，这几百年来，第一参考用书，恐怕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书既是《四库》中各本书提要之总会，刊本与书前提要当然是一致的，世人也一直以为如此，从来没人怀疑过。 没人怀疑过，也由于书多藏在皇宫，极少有人看过。 我曾以无上机缘，在台湾读过文渊阁四库，又在杭州读过文澜阁。北上承德避暑山庄，欲读文津阁，却发现亭台楼阁都在，而书早已搬到了北京。遂又回北京，设法读了它。继而往沈阳，访文遡阁四库，竟也书去楼空，徒留怅惘。后来才知书在兰州，乃又跑去看了。 都看了，才发现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四库全书》一套抄成几份，虽分藏各处，可毕竟是同一套书呀，谁知道却是各本差异颇多呢？二是《四库》所收的书，都做了提要。后来更把每本书前的提要汇总起来，编成了我前面说过的《四库总目提要》。可是我拿来跟阁本一对，才晓得原来也有许多不同。 这都是从前人没注意到的。只有一九二O年，陈垣先生因为想要景刊《四库》，查验文津阁本，才发现阁本提要和通行本《总目提要》并不一致。于是和阚泽、陶湘、尹炎武等人共同清校，并倡议影印阁书提要，以与《总目提要》雁行，俾便学者考异。 可惜此一呼吁并未获得重视，阁本提要与《总目》之异，学界迄乏研究。直到一九八九年，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十二章第三节〈四库全书总目与阁书提要的比较〉才扩大比较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与《总目》的差别。 据黄氏说，她比较过近百种提要，发现阁本提要与《总目》之不同，大略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润饰文字；二、画一体例；三、增删内容；四、全篇改写。因此她认为阁书提要还不很成熟，是属于定稿过程中的一种状况。 但黄氏具体谈的不过十例左右，不足以反映全部情形。而且阁本提要与《总目》之优劣是非也并不能如此简单概括。 举几个例子：《字鉴》，《总目》说作者「其始末则无考也」，文津本却说：「盖以弟子员着籍者也」。 《汉隶字源》，《总目》只说：「宋楼机撰」，文津本就详细得多：「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提举洞霄宫。事迹详《宋史》本传」。这些都比《总目》详细且有用。 又如《埤雅》。《总目》在介绍作者陆佃时，只说他「历转至左丞」，文津阁本就说得具体:「历官至尚书左丞」。《总目》云佃曾于神宗时召对，文津阁本也记得较明白，是陆佃「预修《说文》，进书召对」。而陆佃的学术，《总目》以其书多引王安石《字说》，判断他「学问渊源，则实出安石」。文津本不然，只说他「学问未尝异于安石」。陆佃学术与安石不异，是现象的描述；若说其渊源出于安石，就推测得远了，仅有解释字义之法与安石相似，并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推论，须有其他的证据。故两相比较，文津阁本均较优长。 当然这也不是说文津阁本就较好，而是说《总目》与阁本之不同，正堪比较，未可抹煞。其差异便是它的价值所在。黄爱平先生说它只代表《总目》在定稿过程中的一种状况，其实未必。 例如《总目》在卷首凡例中特别说明了宋贾昌朝《群经音辨》，原隶经部小学类二的字书之属，后总纂官们再加审核，认为此书汇集群经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灿然」，应该属于训诂类。所以才改隶小学类一，放在「《匡缪正俗》之前，《埤雅》之后」。可是文津阁本次序不同，是在《匡谬正俗》之前。让我们知道当时对于这本书该放在什么位置，是有斟酌的。 过去学者对这些不同，不甚留心。或是因闻见不广，未知陈黄诸先生之提示；或由于四库阁本深闭固藏，不易得窥，更休说要持相比勘了。 我因机缘凑巧，各阁本均曾寓目，又发起重印文津阁本的工作，故于文津本与《总目》之异同，花了点小工夫对勘了一下，才发现他们的差异确实极多。 文津阁本与《总目》的差异，有不少是意义差别不大的字句，如郑樵《尔雅注》，《总目》批评他坚持《尔雅》是江南人作，不免「偏僻之过」，文津本作「偏执之过」。《方言》多讹脱，四库馆臣整理之余，又「具列案语」以疏通证明；文津本作「具列案语如左」。这一类差别很多，但无关宏旨，大部份可以不出校记。 另一种不必一一说明者，为体例。《总旨》的写法，是先写书名，次记卷数，再记采用底本，然后才作提要说明。说明时先叙作者名字爵里。若作者另有著作已收录于《四库》，则言明已著录，以供互见。如「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余五卷，古音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杨慎传。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文津本体例不同，书题只作「古音丛目」，提要则以「臣等谨案」开头，接着由「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余五卷，古音附录一卷」讲起。 结尾则记载校写时间，如这一本就是：「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上」。文津阁本大多均是在本年校写，但也有少数在其他年份，例如宋邵伯温《易学辨惑》写于四十五年，郑则中《周易窥余》、都絜《易变体义》、赵善鉴《易说》写于四十六年之类。经部小学类中，除《尔雅翼》校写于四十八年，《切韵指掌图》校写于四十六年外，均是四十九年校上的，因此也不必一一介绍。 从价值上说，文津阁本不说明所采用的底本，是个缺陷，误字显然也较多。如《群经音辨》，提要谈到扬雄《方言》，文津本误作方能。《续方言》提要里说「楚人名薐曰芰」，文津本也把楚人误写为楚国。又《说文解字》说到吕忱《字林》：「忱书并不同于古籀」，文津本漏了一个书字。《五音集韵》提要谓作者韩道昭等韵之学，亦「深究要眇」，文津本作渺，都是抄错的例子。 四库全书内廷四阁复校，是乾隆五十七年结束的。结束后，纪昀等人又对《总目》重新核校修改了一遍，乾隆六十年才校勘完竣。因此文字上的疏漏讹误比阁本提要少是必然的。幸而文津本这类误字，也极少严重到会影响文义的地步，因此也可说是无关宏旨。 较关宏旨者，是《总目》之案语，文津本多无之。 案语本来就是考辨用的，一种是在提要末尾特出案语，一是在文中作考辨。如《说文解字》结尾附案语一大段，文津本无。《广雅》最后则把案语直接写在文末，说：「考唐元度〈九经字样序〉称：『音字改反为切，实始于唐开成间。宪虽自隋入唐，至贞观时尚在，然远在开成以前，今本仍往往云某字某切，颇为疑窦』。殆传刻臆改，又非宪本之旧欤？」这段，文津本亦无。这类例子很多，大大增加了《总目》的价值。 但情况也不可一概而论。即以前举《说文解字》来说，《总目》的案语长达一千多字，应该是极有价值的，可是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却认为：「《总目》此语迂回不得其旨，段玉裁注极晓畅，孟《易》非壁中，尤足以破《总目》之惑」，似乎并不领情。然则文津本无此案语，似乎也算不上是缺点。 同理，《总目》定稿刊行在文津文渊各阁本之后，因而我们相信它增删一定较好，校对也较精。大体言之，固然是如此，但相反之例却也不罕见。 先说文字。 《释名》解释兵器说：「刀室曰削、室口之饰曰琫，下末之饰曰琕」，文津本下字作室，就比较好。 《急就章》，《总目》提到冯氏校本，文津本明言为冯舒，亦较好。 《说文系传》，《总目》说徐锴「直录其兄铉所校之本，而去其所附之字」，文津本作「新附之字」，也是比较妥的。 《说文系传考异》，《总目》说：「因参以今本《说文》，旁参所引诸书」，下面一个参字明显是涉上一参字而误，文津本作「旁证」就对了。 同样的情况，是《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总目》的「嘉定中嘉定府教授」，下一定字亦涉上而误，应依文津本作嘉兴府。 这是文津本与《总目》文字不同而文津本较胜的例子。另一种是句段不同，但是可相参稽。 如《重修广韵》的〈潘耒序〉，文津本作「潘耒《遂初堂集》亦有此书序」，语意较为完整。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总目》只说：「宋毛晃增注」，文津本也说得较详：「宋衢州免解进士毛晃增注」；「居正尝作《六经正误》」底下，文津本接着说：「又尝校正监版九经，盖以经义世其家者」；「是书因《礼部韵略》收字太狭」之下，文津本也接着说：「元佑五年，博士孙谔陈乞添收；绍兴十一年进士黄启宗更为补辑，犹未完备」。《总目》若真是后来删订，就不知它删的道理何在了。 这样的情形很不少。如《重修广韵》，《总目》只说该书漫引草木虫鱼，「宜为丁度之所讥」，似乎丁度只讥其枝蔓。查文津隔本，才知丁度还讥了它别的事：「丁度讥其一字之左兼载他切，既不该尽，徒酿细文；又姓望之出，广陈名系，既乖字训，复类谱牒，其说当矣」。两相比较，文津本不但较详，且《广韵》既是韵书，本来就会备载山川宫室、草木虫鱼之名。枝蔓虽是缺点，却并非大毛病。一字之左兼录其他反切，以及把文字训诂之书当成谱牒来写，才是大问题。《总目》不究心于此，而只就其枝蔓说，亦不知其删削之故为何。 又，《广韵》，《总目》的见解是说：「唐志宋志皆载陆法言《广韵》五卷，则法言《切韵》亦兼《广韵》之名」。此说，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三曾驳之曰：「唐志实无此文，《广韵》亦是增广之称，法言不应先有此名」。按理说，俞氏是对的，但四库馆臣的意见，《总目》所反映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应看文津本，它说：「而陆德明《庄子释文》亦引《广韵》，则广韵之名实在《广韵》之前」。语意与《总目》是不同的。此即可以参稽也。 《九经补韵》作者杨伯岩，文津本说他字彦瞻，《总目》说字彦思。《五音集韵》，《总目》说：「世称以等韵颠倒字纽，始于元熊忠《韵会举要》」，文津本作元黄公绍《韵会》，亦是此类。 可是我认为：《韵会举要》旧本提要，首题黄公绍编辑、熊忠举要，则两者合起来是一本书。《总目》以为不然，力言黄氏《韵会》别为一本，并谓熊氏书字纽遵金韩道昭《五音集韵》之法，部分又从刘渊之例，而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移易唐宋之字纽，使韵书为之一变者，便是韩氏。既如此，以等韵颠倒字纽，又怎么会始于熊忠呢？《总目》自相矛盾，固不足信；文津本说此法始于黄氏，也一样矛盾，因《总目》已说黄氏《韵会》乃是另一本书了。 句段不同最甚者，当然是通篇改作。这种例子也不少，如《钦定音韵阐微》、《钦定同文韵统》、《钦定叶韵汇辑》、《韵补正》等都是。大体上《总目》加详加密，大胜于文津本。 但文津本也有些好处，《总目》重作之提要不尽能包括。如《钦定叶韵汇辑》，文津本论吴棫、朱子、杨慎、邵长蘅诸家音学的部分，便颇有参考价值。 《总目》在各阁本的基础上增删，大体上又是增多而删少的，因此《总目》的提要常要比文津本字数多得多。这些多出来的文句，自然可让我们明白当年增订的经过，但删的地方也不宜忽略，而且删掉的部分也未见得就无价值。 例如《说文系传考异》，《总目》只说：「徐锴《说文系传》四十卷，岁久散佚」，比对文津本，才知此处删掉了以下这一大段文字：「郑樵《通志》所载已亡三卷，李焘收访，岁久仅得七八，阙卷误字，无所是正，所作〈五音谱序〉，厥后虽有传本，而其中第二十五卷迄不复得，据王应鳞《玉海》，则是宋时已无完帙矣」。这段话，远比一句「岁久散佚」清楚有用，不知何以删去。 又，《干禄字书》，《总目》说它：「非复诡称复古，以奇怪钓名」。查文津本，这里原是：「非复诡称复古，非篆非隶，以奇怪钓名者比。元孙序曰：『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其言本诸《颜氏家训》，可谓通方之论，非一隅之见矣」。这一段删去，实在也很可惜。 至于《韵补正》的《总目提要》与文津本完全不同，或许是尽削旧稿，另起炉灶，但文津本看来也并不是因为错误故遭到芟弃，而是换了一个论述的方向与重点。凡此等等，均待学者细参。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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