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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人格的相遇就像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一丁点反应就会带来双方的转化”

 心灵小屋1566 2019-06-19

我个人的专业背景原本是名护士,我的母亲是护士,我祖母是护士,我父亲是位内科医师,我会成为一名护士也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22岁时开始读研究生,在我研究生毕业时,我已经在儿童治疗方面接受了密集的心理学训练。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训练,是因为当时(22岁)我还没有把自己视作一个成年人。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开始与更大一点的孩子工作,现在我的来访者的年龄范围从青少年到老年人。

与儿童工作的经历对我非常有帮助,它使我知道如何用隐喻和故事进行工作。比如,在游戏治疗中,一个五岁的孩子拿着两辆卡车撞啊撞,看起来很生气,带着情绪。我知道这表明他的父母在吵架、闹离婚,我不会直接用语言干预这一过程,不会指出这是他的父母。而是用安抚的语气对孩子说:“啊,这车看起来好生气呀,好难面对这样的场面呐。”我会用游戏的方法进行工作。第二个部分,也是主要的部分,我想谈一谈咨访关系中的多重影响。

在早期弗洛伊德时代采用的是单人框架,常常是来访者去见分析师,而分析师是位男性,很有权威,不怎么说话,来访者对分析师进行投射,也就是移情,而分析师则用语言对其进行解释。这种弗洛伊德模式是一种还原模式(reductive model),它注重因果关系和童年经验,并在咨访关系中得到呈现。

荣格赞同这种方式,因为他知道与儿童工作创伤的部分是很重要的;但他还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有很多部分,有情结,有原型,不同的情境会引发不同的情结。所以荣格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需要被意识到的部分,治疗师不能仅停留在对过去的还原、追溯因果关系方面,心灵还具有前瞻性的功能,指向未来。

我们会认为,来访者有个内在的治愈者,这个治愈者不是外在的,而是来访者内在本来就有的,只是来访者还不知道。如果分析师将自己视为治愈者,将来访者视为受伤者,这实际上增加了来访者对病人身份的认同。而在更注重关系的模式中,我们会看到双向影响的存在。旧有模式认为,医生就是治愈者,现在则将来访者内在的治愈者也纳入进来。

现在在美国,咨访关系中的双向影响被认为是一个新发现,实际上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老师影响学生,学生也影响老师;父母影响婴儿,最新的研究发现婴儿也在影响父母;最新的精神分析中的关系理论开始看到这种人类内在的多样性。但是如果你去看看荣格的情结理论,你就知道这的确不是什么新发现。

《荣格全集》第十六卷中,有段话这样写道:

“两种人格的相遇就像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一丁点反应就会带来双方的转化。在任何有效的心理治疗中,医生都在影响着来访者,但这种影响只有在来访者对医生有着对等影响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如果你不愿受到任何影响,你也就无法施加任何影响。”

荣格很早就开始考虑这种(双向)影响,并向来访者敞开自己的体验。荣格说:

“我们要抱着对来访者一无所知的态度开始每一次的分析工作。”

在1934年给詹姆斯·科茨(James Kirsch)的回信中,荣格写道:

“从最深层的意义而言,我们的梦都不是来自于我们本身,而是来自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的事物中。”

荣格这一观点与涌现理论不谋而合,二者都认为新事物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共同创造而出现。荣格认为自性不仅是中心,也是包含着意识与无意识的整体,而我们都处于这样的系统之中。

Alexandra Khitrova插图丨图源:网络

我并不是要想方设法证明荣格是对的,我对于各种不同理论之间的共鸣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临床工作更为感兴趣。目前神经科学有个共识:即忘掉身心二元论。心智、身体、大脑、灵魂都是一体的,大脑不是孤立的,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心智是大脑的一部分,大脑也是心智的一部分,这些统统都是一体的。

美国有个名叫丹·西格尔(Dan Siegel)的神经科学家,他说:

“心智不仅只是置于我们的头骨之中,也在我们之间。”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有中国味道。如果我们将每一个个体视作一个系统,那当我和来访者接触时,整个系统就会变得复杂,我有我内在的活动,还有和来访者的互动,我自身的历史和她的历史互动之后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但同时我们也在系统之中。

Alexandra Khitrova插图丨图源:网络

下面我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便于大家理解。

01 很难当面表达负面情绪的A女士

我有一个女性来访者,她很聪慧,我很喜欢她。她每次都冲到沙盘面前,脑海里已经想好了要在沙盘中做什么。有一次她冲进沙盘室,很快做出了一个与自性(Self)有关的沙盘,非常漂亮,但我当时感觉并不舒服,总感觉哪里怪怪的。我了解她的个人成长史,我知道她一直以来想表现为一个好学生,想让我开心,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很好的分析师,而她自己是个很好的来访者。对她来说很难去表达对我的负面情绪或者对我的失望,我知道对于所有人类来说都是如此,但好像中国人尤其这样,我感觉对你们来说,如果告诉老师说“你伤了我的感情”或者“你让我很生气”,就会显得很不礼貌。

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都告诉我们要有上进心,要努力工作。如果我们整天想着要上进、要努力、要做得更高更快更强,那我们哪里有空间留给游戏、休息、想象力和创造力呢?温尼科特(Winnicott)说过:

“当来访者来到咨询室的时候不会玩耍,那我们作为分析师第一件事是要帮助他学会玩耍。”

因此那个沙盘一方面是她思维层面的作品,彰显的是她的进取心以及所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妨碍了她自己的创造性想象。

于是我就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当她冲进沙盘室准备做沙盘的时候,我对她说:“不,你坐下,和我聊一聊。”这时我是在建立容器,建立关系,为我们双方创造一个空间,帮助她面对自己的无意识。我想通过我们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对话,新的内容会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当然我们聊的内容的确很重要,但我想说的是这个过程,这个我们如何在一起的过程更为重要。在沟通之前,我会让她慢慢平静下来,我会说“闭上眼睛,清空你的头脑,放松”,这就创造了一个空间,允许更深的材料从无意识中涌现,沙盘随之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所以荣格说,生命本来的意义不在于完美,而在于完整。只有在咨访关系双方建立起足够多的信任时,来访者才有可能开始谈及让他们感到羞耻或困难的事情。

在沙盘中,我们作为分析师就是在创造这样一个容器让无意识呈现,这其中不仅仅有来访者的无意识,也有咨询师的无意识,我们在共同创造和建构一些内容。这也就是荣格所说的炼金术,咨询就如同一个烧瓶,这个容器抱持容纳着其中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这种相互作用将导致转化的发生。

而当下世界,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家都太忙了,没有空间让我们的创造性发挥出来。因此荣格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评判,关注自己的感受、心情和情绪,让我们的情绪引领我们,打开自己,允许无意识自发涌现。这种表达可能是通过一个意象,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一种声音、一个人物形象(像《红书》那样)或是通过沙盘、艺术创作等。

另外,从神经科学的视角看,在两个人互动过程中,很多新的大脑神经通路就形成了。我们如果把某件事情搞砸了,我们的大脑会产生很多情绪,不再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时候一个大脑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人来到咨询室,遇到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人,他就会在关系中慢慢调整至平衡状态。这个过程不需要借助语言,这需要多年的工作经验。

Christian Schloe插图丨图源:网络

02 有着混乱性依恋模式的女医生

我有个来访者,她是名内科医生、精神科医生,非常聪明,但有着混乱型依恋模式,也就是最有问题的依恋模式。她曾遭受过非常严重的虐待,具体的细节就不跟大家描述了,这对于她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创伤。她来的时候事业上已经有所成就,但是情感上非常隔离。我认为她最初来咨询的想法就是来了把自己糟糕的故事讲一讲,让无意识意识化,她只是想把这些都告诉我,然后转身走开,她想从意识层面摆脱这些糟糕的感受。所以我得让她慢下来,再慢下来,光是意识层面、语言层面说出这些又能怎样?什么都没变。

我们得慢下来,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我们还没有建立足够安全的关系来抱持这些内容;

其二,我得帮助她整合她的思想和情绪,因为它们从情绪感受中分裂出去了。

她的创伤是非常早期的,属于前语言期的创伤,所以对她来说沙盘是非常适合她的一种治疗方式,因为她可以借由沙盘表达她的情绪感受。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她的无意识全迸发出来,并扔给了我,那么我就得承受着这些,但我怎么样去处理这部分感受是我自己的工作。

我们一星期见四次面,一共工作了七年。现在我年纪大了,不会再这样做了。有一次周一的时候,她气势汹汹地来了,情绪很激烈。非语言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我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吗?我心里在骂人,我心想“去你的,赶快滚,让我一个人待一会。”我知道这词说出来不文雅,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比昂将这个过程称作为“投射性认同”,我实际上感受到的就是来访者的痛苦,对我来说,我的工作就是要消化这种感受,并找到如何用其进行疗愈性的工作。

前语言期的创伤是很难用语言去表达的,但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愤怒,我想着“你回去吧”,接着我开始动用我的思维,我的心智回来了。我意识到我的情绪非常激动,一部分和她有关,一部分和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有关,或许还有一部分和别的什么有关,可能是我们俩之间的某种互动,谁知道呢,不是事事都能回到过去追溯原因的,也可能就是不明来由的。而我首先需要调节我自己的情绪。我做了几个深呼吸,让我放松下来,我试着去创造一个内在空间,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被我自己的和她的愤怒情绪填满了。我重新开始思考:“今天是周一,我们从上周五开始就没见面了。”对她来说,她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温尼科特所说的客体恒常性,这个概念说的是孩子的一种能力,当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孩子有能力在心里保有对妈妈的记忆和存在的感觉。

我让我自己的状态稳定下来,这无需通过语言,当时我的状态稳定下来之后,我的来访者就能感受到。不只是我们言语交流的内容,我们作为咨询师的存在,我们如何调用我们的意识去觉知当下,我们的身体语言、我们之间的眼神交流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能够带来很大的改变。因此当我的心智回归平衡,我平静下来,我的感受力也在恢复,而她也平静下来,我知道我们得以重新建立起连接。

Christian Schloe插图丨图源:网络

对人类的关系而言,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时而渴望连接,时而不想连接,时而渴望亲密,时而希望有点距离,这很矛盾,但就是这样。我们作为咨询师,在和来访者工作的时候就是帮助他们打开不同人生体验的可能性。可能是通过扩充分析、咨访关系,或者是梦,我们知道如何去呈现来访者自我的多样性,而不是仅仅被病理性的模式占据着。

人是很纠结的,亲密也好、疏离也罢,我们得允许这种流动性,因为这就是创造性的能量所在。非此即彼时,创造性的空间就消失了。荣格说得对,我们需要我们的对立面,这样我们是整合的,两者兼有的。只有其一是不完整的,只有思考是不完整的,只有情感也是不完整的。

我认为荣格最棒的一个观点就是超越功能,在对立两极的张力中,第三物产生了。这不是某个宗教意义上的灵魂,而是某种相对于“我”而言更大的存在。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更大的系统,我认为那是神性,非常深刻、富有意义。

俄罗斯套娃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套一个系统。在大脑神经结构中,每一个神经细胞组成一个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组成大脑,大脑发展出意识,婴儿又与母亲有互动,所以婴儿、神经网络、大脑、心智、母亲,他们之间是一个系统,而在母婴互动中这一切又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你已为人父母,你肯定深有体会,当你们有了孩子,整个系统都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嵌套系统:母亲—母婴—家庭—社区—国家—……

我们会受到我们的政府、领导人的影响,我们也会受到灾难、地震、洪水的影。各种影响总是存在的,也是双向的。当我们的咨访关系发生一点小变化,将会对来访者的人生产生大改变。也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互动中,生命才得以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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