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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主要用作徽识的印章，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已发现的数量达6000余枚之多，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古玺的制作者受百家争鸣思想的影响， 在自由和创新处多，在风格多样性上远非后世可比。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气息自然古朴；印文排列散朗有致；奇异中有章可循；格式丰富多彩；铸造和凿刻工艺精湛。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封国林立，战事频仍。 诸侯国之间的会盟风气盛行（据《左传》所记约有100多 起），外交活动极为频繁。春秋时，铁工具已经开始使 用，农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促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广泛交 流和发展，加之奴隶制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建立，社会的 深刻变化需要一种代表权力、昭示信用的印信出现。同 时，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也需要有一种信用的凭证，以保 证货物的安全转徙或存放，印章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满足 实用取信功能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商周时期主要用作徽 识的印章，在春秋战国时期衍生出“印者，信也”的主要 功能，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印章得以 全面发展。 相对于已出土的数量极少的商周玺印而言，春秋战国时 期的玺印数量可谓洋洋大观。已发现者多达6000余枚。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 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这里所说的“玺书”，即用玺印钤 抑泥封后的简书，这是玺印应用之最早的可靠记录。可见， 春秋时期玺印作为一种凭信的工具已用于政治活动。 又据文献记载，战国时代《周礼》一书中有三处提到玺 (或玺节）。都与“货贿” “物” “凭信（节）”有关，说明 印章的起源与社会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周礼·秋官· 职金》记载：“辨其物之微恶与其数量，又以印封之。”说 明当时流通的货物是用盖有玺印的标签木牌加以封存的，真 实地反映了玺印用于经济活动的情况。 战国时期经过兼并战争，逐渐形成七雄（齐、魏、 赵、韩、秦、楚、燕）争霸局面，政治上的割据使得社会 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反映到印制上，则体现出不同的 地域特征。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盛行于上层 社会，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古玺的制作者必然会受到百家 思想的影响，体现在印章上就是自由和创新处多，束缚和重复处少。再者，印章在长时 期的演化发展过程中也会留下 不同时代的痕迹，故战国玺印 在风格的多样性上远非后世可 比，其风格特点具体表现为以 下几点。 一是气息自然、古朴。那 时各国文字互有差异，印玺之 字的繁简、大小差别较大，同 字异形现象也很普遍，具有一 种自然美，不像后来统一为摹 印、缪印的秦汉印那样平正、方直、单调。再者由于古铜印 经长期剥蚀，历尽沧桑，早已棱痕泯灭，复归于朴，别有一 种自然古朴之趣。“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二是印文排列散朗有致，奇异中有章可循。建立在随形书字基础上的古玺章法，大小、长短、正奇一任自然， 不刻意铺满印面，相互之间穿插避就，参差错落，巧拙互 见，奇崛多姿，得自然天成、浑然一体之妙。尽管大小随 意，但也有一定之规，一般是官玺为两三公分，私玺为 一二公分，烙马印和长条形官玺则属特例。印文顺应右手 握笔原则，先上后下，先右后左，左右分行，体现出秩序 和节奏的变化。此外也有一些常规以外的形式，如上下分 行，先左后右等，有的还采用“口”字形、“日”字形、“田”字形界栏来分格布字。 三是格式丰富多样。除常见的正方形和长方形以外， 还有圆形、矩形、三角形、椭圆形、半圆形、月牙形、菱 形、六边形、凸形、L形、心形、盾形、桃形等。还有一 种组合形式，有二方、三方、四方连珠，有方对方、圆对 圆、三角对三角等形；也有方圆、三角形兼用者，还有一 些无法形容的形状，花样繁多，想象丰富。 四是铸造和凿刻工艺精湛。由于材质不同，古玺在 制作上有铸造（阳文铜印一般为同印体一次铸成）、凿刻 (阴文铜印可先成印坯，再行凿刻）和碾琢（如玉玺）之 别，无论何种手段，均体现了当时的能工巧匠们先进的铸 造工艺和非凡的凿刻水平。 战国时期的官玺，约占存世古玺总数的30%，除艺术 价值以外，这些官玺对于研究古代文字和考证古代官制、 地理和历史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官玺，多带鼻纽，纽上有孔，便于佩戴。从形制上看，官玺绝大多数是正方形，也有圆形和其他形 状，但数量极少。其方方正正的形制，展现出一种公正、 庄严、端稳的神采和风度。而方正、谨严，正好是中华民 族意识形态和精神作风的一种体现。无怪乎印章的这种形 制能被后人认可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历代印章最基 本的形制。 战国私玺存世量极大，那个时代百家争鸣，出现了 许多学派和学说，故词语印或多或少地要受到诸子思想的 影响，是诸子思想在玺印上的反映，如“正行亡（无） 私”、“思言敬事”、“明上”等。在成语印中比较常见 的还有吉语玺，如“出入大吉”、“宜有千万”等。此 外，图画印在战国玺印中也屡见不鲜，此类印主要是佩戴 身上，大概是为了避邪，真正作用尚不明确。 下面略举数例以窥其貌。 秦玺印“工师之印”（图1 )。铜质铸造，鼻纽，白 文，为秦国工匠之长的官印，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秦 篆比较整齐匀称，是后来统一六国后所颁行的小篆的基 础，所以，秦国印文与其他六国区别较大。秦国官玺称 “印”，这也是不同于其他六国之处。另外，“印”字最 后一笔折向下曳，更是秦印文的典型特征。 秦玺印“泠贤”二印（图2、3)。此二印一铜一玉， 1975年秋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70号墓，属于先秦昭、襄王 时私印。均为白文，有边栏，符合战国玺印特点。大“泠 贤”印文为典型的小篆，小“泠贤”则较简化，有明显的隶 书痕迹，显然是当时民间通行的简化字——秦隶，亦即俗 体。两印一正一俗，虽为一人的重要信物，风格却有差异。 可见作者的匠心，反映出主观上对艺术美的追求。 楚玺印“大府”（图4)。铜质楚国官印，八角棱形柱 纽，长5.1厘米，宽5.8厘米，通高11.6厘米，为楚王室掌管 收藏货物、宝器的机构，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印为白 文，有横“日”字格，印文与楚简相类，既严谨又雄肆， 最见荆楚风尚。“大”字篆法为楚国所特有。两字虽大 小、繁简不一，但布局自然稳妥，疏密有致，对比中见协 调。两字笔画起止处与边栏相接，加之印文与边栏粗细一 致，故整方印浑然一体，加上四边适当的残破效果，给人 以苍劲、浑朴、生动、大气的艺术感受，富有楚文化的浪 漫气息。 燕国烙马印“日庚都萃车马”（图5)。这是一方十 分诡异的大印（约七厘米见方），以章法之奇著称于世，是燕系玺印中代表作。其印文呈U形排列，大胆空出中 心，这种图案式构图在古玺印中百不一见。左右靠边所产 生的离心倾向通过下部大片长线条的连接得以有效弥补， 这样的处理使得印而具有了上虚下实、上开下合、上独体 下关联、上内闭下延伸的种种格调，这种格调再与线条的 粗细、断连、方圆、润燥、曲直穿插结合起来，足以令人 “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了。让人难以想象的 是，这样一件充满艺术想象力的伟大创造竟仅仅是为了一 个简单的实用目的——烙马。 上古时代，马是人们出行、作战时须臾不能缺之的好 伙伴，故私有权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就有了在马臀 上烙印记以表明归属的做法，也就有了这方巨印的诞生。 今人能得以一饱眼福，实在是幸甚、幸甚。 “牧民纹巴蜀符号玺”巴蜀，是古代巴国和蜀国的合 称。巴，以今重庆为中心；蜀，以今成都为中心。近五十年 来，在这些地区出土了 200余方非汉字非纹饰符号的玺印， 很多至今也无法破译，有学者称其为“巴蜀符号玺”。 此印出土地不详，铜质，面径3.8厘米。印面由骑士、 马、戟、酒器组成。与简单的符号不同，此印应为巴蜀图 语，表示的可能是巴蜀贵族骑士或首领在战斗前喂饱了战 马，喝足了酒，准备拿起武器上马出征，富有生活气息， 颇为珍贵。四物安排穿插错落，均衡有序，表现了古代匠 师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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