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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当时传授《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如今只有毛诗独行于世。而对于《诗经》的研究，历来著作众多，宋朝的朱熹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本文就将以朱熹的《诗集传》与毛诗对比，来探讨两者对《诗经》的不同解读。 关键词：诗经；诗集传；朱熹；毛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6-0000-0１ 由于宋室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使得宋代文化发展非常繁荣。与此同时，宋代也是一个充满变革气息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文人学士们产生了一股疑古的浪潮,并波及到了关于《诗经》的研究中，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关于《诗经》的传统观点有了怀疑。《诗集传》便是南宋大家朱熹对于《诗经》的研究著作。同是对于《诗经》的阐释，《诗集传》因袭毛诗不少，但其中还是存在有很多不同。 一、 与毛诗序的不同 1、 毛诗大序 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其大意是指，《关雎》是讲后妃德行的诗，是国风的起始，要用它来教化天下人的夫妇之道，可用于乡民百姓，也可用于诸侯邦国。《毛诗序》对“后妃之德”具体解释为：“《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后妃之德”确实是人性中真、善、美的一种体现，但其中也包含有一种近乎于社会规范的道德标准，不妒忌、不纵色、思忧贤，是美好的愿望，却也脱离了一般人性的本质，太过苛求。《毛诗》将这种理想化的道德标准视为“风天下而正夫妇”所需要的，要用始于“后妃之德”的国风来教化天下人。此观点认为诗歌应在社会道德及政治等领域发挥作用，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朱熹认为，诗歌应是发自人的本心而作，诗歌创作的来源就是人自身的欲求及平日对社会和生活的感悟，将由自身欲求以及社会生活所引发的情感用言语表现出来后，就形成了诗歌。这种说法，将侧重点放于诗歌本身，更加注重其文学性，而不是道德教育和政治统治方面。 《诗集传》与毛诗最大的分歧便是对这种社会道德教化体系的认知，毛诗的阐释赋予了《诗经》更多的政治意义，他弱化了诗歌的文学性和情感以及其反映实际生活的内容，认为诗歌承担了对于社会道德感化的作用。《毛诗序》提到“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在毛诗的解说下，这些诗的创作者在写作时并不是出于男女之情或个人欲求，而更多的是怀有一种渴望社会风气转变的带有功利的政治性情感。 2、毛诗小序 朱熹说过：“某字二十岁始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辙。当初亦尝质问诸卿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在朱熹的观点里，毛诗小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缺点：第一，胡乱定义赞美或讽刺。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而毛诗为了让诗歌更多的与社会教化相联系，将许多诗胡乱定义为赞美或讽刺之诗。第二，牵强附会，明明诗歌本身并无政治含意，毛诗却硬将其与政治相关联。如《诗经?国风?桃夭》，毛诗序的阐释是“《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其实单就《桃夭》的内容来讲，是写女子出嫁之时的情景，赞美女子美好的容貌以及德行，应是祝贺女子出嫁时所唱的诗歌。而毛诗小序的阐释，又将其与社会道德教化和政治相联系，为了宣扬封建教义而牵强附会，曲解了原本的诗意。朱熹《诗集传》云：“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家也。”朱熹将这首诗解释为女子成婚时的贺诗，它赞美女子的美好，同时用怒放的桃花和累累的果实来比喻婚姻生活的美满。朱熹的理解与毛诗相比，将重点放于诗歌文本之上，更加注重对诗歌本身的文学性和内容的解读。 二、对“淫诗”的解读 在朱熹对于《诗经》的研究当中，最具有新意也最为惊世骇俗的论调莫过于他对“淫诗”的解读。 例如《诗经?邶风?静女》，它写了青年男女幽会的情景，是一首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毛诗认为“《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将其定义为讥刺之诗，通过对“卫君无道，夫人无德”的讽刺来告诫人们要按封建道德伦理行事，为君者应重德行，为女子者需重妇德。这种说法对这首诗本身多有曲解，并未得其真旨，过于强调其教化作用，功利观念太深。在一千多年后，朱熹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他从新的角度出发，认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也。”他对于《静女》第一章的解释为“静者，闲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踟蹰，尤踯躅也。”毛诗将“静”解释为“贞静”，并进一步阐释为“女子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又将其与社会道德说教联系在了一起，而朱熹对“静”的解释则简单许多，仅仅从文字的本意出发，指出男子是爱慕这名女子娴静优雅的气质。除此之外，两者对于“城隅”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毛诗解释为“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指出“城隅”象征在封建社会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如高墙一般不能私自逾越，告诫大家要恪守男女之礼。因此，毛诗的解释还是在进行一种道德说教，教化民众遵从封建礼教。与之相比，朱熹的“幽僻之处”更简单，也更贴近“城隅”的本义，同时，他也紧扣住了他所认为的这首诗是讲述青年男女在幽僻之处约会的论调，虽然他也没有跳出女子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而将这首诗称为“淫诗”，但与毛诗相比，朱熹的认识更趋近于诗歌的文本本身，将文学价值作为关注重点，还是要进步许多。 朱熹的《诗集传》比之毛诗，更加注重诗歌的内容及其文学性，毛诗的解说体系给《诗经》各篇章的作者赋予了较多的政治使命，却忽略了作者自身情感和诗歌的文本，很多解释都无法让人认同。然而，朱熹的解释虽然在毛诗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和进步，也对《诗经》的文学性做了进一步阐发，但所谓“淫诗”说却始终太过严苛。像《静女》、《有女同车》等被朱熹称为“淫诗”的诗歌，就内容上看并没有什么“淫奔”之象，仅仅是在表现男女爱情或描写女子美好的容貌、德行。 毛诗大体是在汉朝时以毛亨为首的一派学者在以前的基础上不断修改而成的，由于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汉代大一统的局面，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政策，这期间，学者们不自觉的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用一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去看待《诗经》，他们希望通过对《诗经》的阐释来达到“美刺”和“教化”现实世界的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根本上说，毛诗是将《诗经》当成了政治教材，忽略了《诗经》本身，故其文学性便隐而不彰了。朱熹的“淫诗说”，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但与毛诗相比，他在对《诗经》的文本解读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正是这种解读在历史上首次还《诗经》以文学性的本来面目，这是值得人称道的。他对毛诗的批判以及一些全新解读，打破了延续千百年的世人对于毛诗的迷信，在《诗经》的研究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 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 ［2］ 朱熹《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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