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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文明的华夏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就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目前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处与历史文献相印证的十分重要的遗址。  在这里经考古人30多年的不懈努力，发现了面积广袤宽阔的大型城址、宫殿建造遗址区、祭祀遗址、“观天授时”遗址、大型仓储遗址区、手工业作坊区、大型墓地及其中分等级的写有朱书文字的陶器、彩绘龙纹陶盘、玉琮、玉璧、陶器、木器、青铜器等异常丰富的礼器。这些遗迹和遗物，整合历史研究证明是唐虞夏时代创造了华夏文明，国家的出现和都城兴起的物化载体的物证。根据分布情况，主要的可划分为襄汾、翼城、曲沃、临汾、洪洞、安泽、霍州、蒲县和吉县等九个区域，其中以汾河、浍河二水间的襄汾、翼城和曲沃三区最为密集。各区片遗址群落均分布散乱，面积大、中、小各有等差。  为此，许顺湛同志在《临汾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聚落群研究》一文，对陶寺文化类型遗址群，将每区聚落群，按遗址面积大小分为特级聚落、一级聚落、二级聚落、三级聚落，四个等级。例如襄汾聚落群，共发现41处陶寺文化遗址，其中特级的2处，面积400万平方米；一级0处；二级13处，面积10至25万平方米；三级26处，面积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又曲沃聚落群，共发现26处，特级聚落一处，面积约8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3处，面积一般40至45万平方米；二级聚落6处，面积15至20万平方米；三级聚落16处，面积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再又翼城聚落群，共发现28处，特级聚落5处，面积50至20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0处；二级聚落7处，面积14至25万平方米；三级聚落66处，面积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  以上九个区片的陶寺文化类型群落遗址的文化面貌和性质，据考古人的调查和发掘，都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表明，其文化的人们共同体，自然是属一个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群体部族集团。从而表明陶寺文化遗址群，就它的政治层面讲，俨然是一个具有地域性氏族、部族联盟“邦国”的疆域规模。从遗址群表现出很符合唐虞时代政治区划管辖的“都、邑、聚”的行政格局。《五帝本纪》记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即此。从而也就十分明确地揭示了“河东”大地上这一群落的缔造者或主人。整合历史文献当正是唐虞联盟政权的中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陶寺文化遗址群，则正是《尚书尧典》唐虞时的社会政体，是部族“万邦联盟”的联盟社会的物化，反之《尧典》中的“万邦”正是在河东大地散乱错落的陶寺文化遗址群的史书文字记录。因此，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说陶寺文化类型的特质。首先就陶寺文化类型的遗址的分布看，大小交错，而聚集点其中心以襄汾、曲沃、翼城尤为密集。又从文化面貌看，文化谱系颇为一致自成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如此就凸显了陶寺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地位，是具备了文明时代、早期国家出现物文化的性质，故而我们就可以说，陶寺文化类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彰显了华夏文明起源，早期“国家”的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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