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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它的蹄子可以践踏霜雪，毛可以抵御风寒；它饿了吃草，渴了喝水，性起时扬蹄跳跃：这就是马的自然真性。所以，纵使给马配备高台大殿，对它来说也毫无用处。（马一直按着它的真性生活），直到世上出现了伯乐。伯乐说：“我善于驯马。”他的办法是：用烙铁烙马的毛，用剪刀剪马的鬃，用快刀削马的蹄，还在马身上烙下印记；然后用络头和绊绳把好几头马拴在一起，将它们编排在固定的马槽吃草料，在马厩中歇息：这一来，马可能死掉十分之二三了。他还让马肚饥口渴，同时又驱使它们快速奔跑，急速聚拢，要把它们训练得步伐整齐，动作一致，以致它们经常是前受口中横木和头上马络的限制，后遭皮鞭或竹条的威逼：到这时，马一定死数过半了。 陶器工人说：“我善于治黏土：我用粘土制作器皿，要圆，它就得像用圆规画出来的圆那样圆；要方，它就得像用角尺修正过的方形一样方方正正。”木匠说：“我善于治木材：我用木材制作用具，要弯，它就得好像用曲线板画出来的那样弯曲；要直，它就得像用墨线矫正过的一样笔直。” 按粘土和木材的本性，它们难道会愿意听从圆规、角尺、曲板、墨线的摆布？（当然不会。）但一直以来，世人对于用戕害对方真性的方法施治，却都是抱着赞赏的态度，说什么“伯乐善于治马，陶工、木匠则善于治黏土、治木材”。这可是治天下者的罪过啊。 但我认为，真地善于治天下的人是不会这样施治的。他一定知道，作为他施治对象的黎民百姓，是也有他们的常然本性的，那就是“织而衣，耕而食”，（就是说，他们是自满自足的，不需要不情愿他人干预自己生活的），而且他们人人都是如此；他们人人平等，也就对人一视同仁，无须结党营私（这种品性可以称为“天放”，也即“天性”）。所以，在黎民百姓完全按其常性生活的时代，人们都表现得十分质朴，做事都专心致志，（社会呈现的是一片祥和的气氛）。那时候，山里没有小径隧道，水上没有船只桥梁；各类人共同生活，彼此的居所没有界限；禽兽成群结队，草木竞相生长。（由于一点没有伤害外物之心，）所以人可以与禽兽手牵手地到处游玩，还可以爬到树上去观看巢中的鸟儿如何歇息。 可想而知，在上面描述的至德之世，所有人都与禽兽一起生活，谁都与他人平等相处，那时哪里谈得上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啊！大家谁都不会玩弄智巧心计，人的自然本性当然会完好保存；任何人都毫无超出本能的欲求，自然就每个人都敦厚质朴；既然敦厚质朴，人的自然真性就充分表现出来了。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圣人出现为止。圣人劝勉人们全心全意为仁，一心一意取义，以致所有人都陷入对于自己本性的糊涂认识了；圣人还诱使人们小心谨慎地参与音乐教化，毕恭毕敬地履行礼仪程式，于是民众开始分化为君子和小人了。是的，完整的木料不受到伤害，拿什么制作精美的酒樽？纯净的白玉不被破坏，拿什么雕刻称为珪璋的玉器？基于人类本性而产生的道德不被废弃，怎么会有仁义？人的本性真情不被背离，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不被散开，凭什么显示文彩？五声不相搭配，拿什么应和六律？如果说，破坏完整的木料而将之做成各种器皿，那是木工的罪过，那么，摧毁人类原有的道德而代之以仁义，则是圣人的罪过！ 马，因为是生活在陆地上，所以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时同别的马交颈相摩亲热一番，生气了就转身离去，同时向对方踢上一脚。马的智慧原本到此为止了。后来，它被身上加上横木，头上戴上佩带；从那时起，它就知道向人侧目怒视，僵着脖子抗拒人给它加轭条，暴戾不驯地抗议人给它加车盖，还企图吐出人塞在它口中的口勒，挣脱人用来指挥它的缰绳了。因此，马的智巧和能耐后来竟达到足以与人为敌的水平，该说是伯乐的罪过。 在上古赫胥氏时代，人们都呆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好，外出则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所以每天都只是嘴里含着食物玩耍，腆着肚子游戏。那时候，人会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上述情况一直延续到圣人出现才改变。圣人教导人们严格按礼乐规矩行事，以此规范所有人的行为；还劝诱人们高扬仁义的美德，据以锁定天下人心；以致从此以后，人们都努力提高自己的智巧心计，争相追名逐利了，并且再也不愿回到从前那质朴的时代。这当然是圣人的罪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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