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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讲座(上)

 慈光宏 2019-07-08

秋之恋 来自回家之旅三人行 02:42

刘槿川:各位网络上的朋友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刘槿川,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网络的形式,我们在全国不同的城市,我看到还有加拿大的朋友报名,非常高兴能够汇集在一起,分享一个在平时我们可能很难有机会去讨论、去谈论的话题,就是“死亡和临终关怀”这件事。

我和我的四个同学(编者按:四位同学分别是徐倩、杨慎刚、马鑫鑫、陈静),我们五个人深切地感受到,当自己的家人面对死亡临终的时候,自己的茫然、自己的无措,我们也观察到身边很多人,或者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一定会面对,我们自己要面对、我们的家人要面对死亡和临终这件事。但是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件事并不了解。怎么面对死亡?怎么走得更有尊严?走得更从容?这件事情,我发觉大部分的人并不了解,而且很多人在面对这个事情之后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或者说是悔恨。

所以我就想我们能不能做一点小小的事情,透过网络的形式把关于临终关怀、关于死亡的一些不同的观点、一些理念普及给大家,能够让大家对这个话题有机会去了解,有机会去思考。也许这样的一堂讲座,不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多的改变,但我想至少是一次开始,我们可以去有机会心平气和的,有机会很正式、正面地去讨论死亡,而不是避而不谈,而不是在当真有面对那一天的时候慌乱无措。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四位老师,非常支持的、免费的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次讲座。

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的医院——松堂关怀医院的院长李松堂院长。我之前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跟松堂医院离得很近,我在路上走过的时候,也看到过松堂医院,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很多的认知,并没有机会实际到松堂医院。今天很高兴,通过网络的形式,请李院长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他对临终关怀的认识。松堂医院有三十年的历程了,这三十年他所接触的那么多的老人或者那么多的人离开,我相信他的一些感触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触动。那我们就请李院长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在过程中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自己的群里提出,我们会挑选一些来回答。

李松堂

1. 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创始院长。

2. 中国《临终关怀学》作者与学科带头人。

3.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医养结合联盟副会长。

4. 著名收藏家,松堂斋博物馆馆长,文化部中国文化促进会传统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松堂: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的李院长,正好有这么一个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松堂关怀医院三十年对临终关怀的感悟。我们八七年成立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医院的团队送走了四万多个老人。谈到临终关怀,很多人觉得是个陌生的话题,其实临终关怀是每个人必须要了解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从出生、婴儿、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临终,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清楚地去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可能对宇宙要了解得多一点儿。可能我们对社会、对自己身边的事情要了解的多一点。其实我们应该更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

松堂医院有很多的志愿者,从九零年开始,北大清华的同学们就到松堂医院来慰问老人,到今天为止已经三十万人次的志愿者。很多同学就说,我们学校有两万个同学,有三万个同学,红会的、爱心社的、学生会的,我们只能有几百个同学来,是不是请院长到学校去做一个讲座?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吧,我去了二百多所大学。我给同学们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你们还有一万多天就死了,当时中国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岁,就是两万五千五百天,现在我们寿命要健康一些,可能我们到七十五岁左右,那就是多了一千多天。

从我们幼儿园开始到博士后,好像没有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课。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几分几点出生的,是哪年出生的,但是没有人去考虑过自己生命还能终结,所以说朦胧中对自己的生命理解就像一条射线一样,最富有的就是时间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很多人就会虚度年华,浪费生命。生命显然不是一条射线,生命是每个人出生到死亡,我们享受的时间线段。诸葛亮享受过那个时间段,我们现在正在享受这个时间段。这就是生命。怎么才能延长我们的生命呢?其实提高我们的生存质量是延长生命的最好办法。对生命来说,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对优生非常重视,我们三个月怀孕的时候就应该进行胎教了,六个月就听贝多芬了,八个月听莫扎特了。可是我们对临终期就比较冷漠。

到底什么叫临终期什么叫临终关怀松堂医院从八七年成立以来,十年间我们对一万个病例进行总结,每个人生命的末期都会有一个临终的界点。比如他衰老了、癌症晚期扩散了、脏器衰竭了,就是人类医学、科学没有办法使他的生命再逆转,就是不可逆转的生命到生命的终结,这段时间我们叫它临终期。就像我们知道每个人有一个围产期,通过一万个病例,我们统计了一下,调查的结果是多少呢288天。当这个数目出来的时候,我正在统计,我非常兴奋,我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的踱步,难道真的这样巧合?每个生命在妈妈的子宫里就是288天,我们说十月怀胎,在妈妈的子宫里得到呵护、营养、关怀,我们新的生命诞生了。经过一生的成长,当我们行为不能自理,思维减退了,社会都叫我们老小孩儿,这个老小孩儿不能再回到妈妈的子宫里面,需要我们和谐的社会,像松堂关怀医院这样,社会womb,社会子宫。在这个子宫里面,他生活不能自理了,他所有的需求,有生活护理员来照顾他;他精神焦虑了,身体疼痛了,有医护人员、有心理医生,教他愉快的、舒适的带着尊严地完成生命的最后成长,这就是临终关怀的理论基础、社会womb理论。

一讲到临终关怀,有很多很多的话题要去探讨,现在,我们可能存在一种误区。现在在我们医学执业中的遗憾,就是它误导了人们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个体生命的永生。每个人的生命都要有临终期,就是为什么在临终期内,我们的医生明明知道他的生命品质不可逆转,人类医学没有办法叫他起死回生,可是我们临床上通常还给他们使用大量昂贵的药品,给他们进行各种痛苦的检查。这样显然是一种医疗资源的浪费,这就是我们这个医疗体制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我是民革中央的专委会委员,其中两年的提案我都提到了这么一个内容,就是临床医师在他对自己的病人进行检查的时候,如果他达到了这样评估指标,生命品质不可逆转,我们在医嘱上应该明确地标识出来,他是处在临终期的病人,这样我们就会给他进行临终需要的关怀和帮助。

那么临终的病人需要什么帮助呢?显然这样的老人大部分(处于)生命末期,他们基本都是半自理或者不能自理的病人,非常需要生活的帮助。作为家庭来说,我们的子女非常孝敬,在家里面照顾这些老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训练,可能他们非常认真地照顾自己的老人,可老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很科学的护理。我就想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他工作特别忙,而且还有孩子。他是非常孝敬的,邻里街道居委会都知道他是孝子。他的母亲在床上躺了三年,他一直每天在照顾她。他经常把这个开水打好了放在暖壶里面,跟他妈妈讲:妈妈你渴了,这里有水,这是我给你煮的饺子……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他去上班了。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有几次他妈妈颤颤巍巍地去倒开水的时候,烫伤了身体。他又不太会给老人进行翻身,进行无菌的操作,有时候老人大小便经常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老人身上得了很多褥疮,最后褥疮非常严重,骨头都已经能看到了,散发出很多的不好闻的味道,最后邻居们讲:你把她送到松堂关怀医院去吧,这样就得到更好的护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把老人送到医院来。当时送到医院来的时候,他还跟那个医生讲,其实我是最孝敬的,我这是万不得已,要不我一定不给她送到松堂关怀医院来。

老人到松堂医院以后,我们的生活护理员,包括我们有资质的临床护士,他们共同对老人进行科学的护理,经过半个多月吧,老人的褥疮全康复了,而且精神状态也好多了。有一次她的儿子来看她的时候,护士跟我说,她跟她儿子说:我知道你孝敬我,其实你要是早把我送到松堂关怀医院,那不就省得我受那么多罪吗?其实就是说临终的老人有很多的需求,我们知道生活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老人还非常需要医疗上的帮助。这些老人他们在生命末期的时候,尤其是因一些疾病产生很多疼痛,需要医院的医生对这些临终的病人进行安宁的舒缓治疗。

这有两个概念,有一些城市临终关怀工作的人提倡姑息治疗,有的提倡舒缓治疗。那么什么是姑息治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癌症晚期的病人,我们给他做放疗啊、化疗啊,这都属于姑息治疗范围。其实临终的病人,既然他的生命品质不能逆转了,那么我还是主张松堂医院一直在实施的舒缓治疗,尽量减轻他们身体上的这些不适症状,尤其是对他们身体的疼痛进行缓解。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心理的关怀,临终关怀医院的心理医师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有很多老人,他们对死亡没有做好这样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是拒绝死亡的,是恐惧死亡的。尤其他们身体的这种疾病,离开亲人的这种呵护,他们自己对前途失望啊,精神上产生了很多巨大的压力,给他们心理舒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是共和国同龄人,我们受到的是唯物主义教育,但是通过对松堂医院的四万多个老人,每一个人的观察和了解,其实心理关怀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里,我又想起医院里的一个91岁的老人,他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是老红军,比较乐观,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儿,他性格比较开朗的。有一次在院子里,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在院子里面散步,跟他聊天儿。当时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对生命的这种认知是怎么理解的。我把轮椅停下来了,就跟他讲:“爷爷,我想问你个问题,你百年以后,你觉得你应该到哪去呢?”爷爷特别开通,笑着把手一挥:“我临死的那天,我知道我一定要见马克思去。”我在想,这样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战士,其实他们也有非常多的心理需求,他们也有对灵魂的这种需求,对生命伸延的需求。其实中国呢,我们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了,我们有儒家,有道教,有很多的图腾崇拜,有很多的偶像,有很多的民间传说,对我们的生死观都有些影响。

有时候我就跟这些爷爷奶奶聊天儿,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死可怕不可怕呀?其实可能大家觉得在临终关怀医院,有的专家讲生命都在末期,我们应该注意医生、护士、所有的家属一定要拒绝谈论关于死亡的问题,可能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刺激,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聊天儿,我们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很多老人是非常豁达的。当然有一些有佛教信仰的就更豁达一些。

松堂医院从九二年开始就有佛教宗教信仰的人做临终助念。当时就是一个郑奶奶,她七十九岁了,是癌症晚期,她自己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时日了,那天她在房间的时候就跟我讲,她说:“李院长,我知道松堂医院的宗旨是不让任何一位老人带着遗憾离去,我现在有一个要求,你能帮助我吗?”当时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呢?”这样她就拿出一个小的电话本递给了我。我看了电话本上记了几个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她告诉我:院长你都不用管,你只要打电话告诉她们,因为她们都是我居士的朋友,都是学佛的这些朋友,她们知道我的需求。这样我就拨通了三个电话,她们都非常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到房间来看看郑奶奶。这样第二天她们来了六个人,她们在郑奶奶的房间里谈论一些事情,我没在房间。她们谈了以后出来告诉我,她说:我们都是学佛的,我们就是自己努力我们自己的追求,到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总是微弱的,我们需要朋友给更多的加持。”

她说:从现在开始,请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不要再打扰郑奶奶了,我们要静下心来为郑奶奶做临终助念。她们给郑奶奶换上特别干净的衣服,把郑奶奶的床放在屋子正中间。她们一排人坐在郑奶奶的侧面,佛号不断地在给郑奶奶做临终助念,郑奶奶也是跟着她们同样殊胜地在念着阿弥陀佛,她在心中默念着,她们告诉我千万不要再打扰她。所以我就一直在观察她们,过一段时间到房间里面去看一看。整整差不多过了四五个小时了,当时我觉得郑奶奶病非常重,尤其是疼痛。可是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平常的时候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一定要给她打一针杜冷丁的。她的癌症最后转移的时候是比较痛苦的,我就忍不住了,我悄悄地走在郑奶奶的床头,趴在她耳边,我说:“郑奶奶,你疼不疼啊?”当我问到这句话的时候,郑奶奶把眼睛睁开了,冲我摇了摇头。我通过她的眼神,我感觉她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你别再打扰我呀,我正在助念哪。这样我就出去了,她们这些居士两个小时一换班,就一直佛号不断。第二天到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么长时间郑奶奶也没吃饭,她是不是饿了,我又忘记了她给我的嘱咐,我忍不住又走到郑奶奶床边,我悄悄地又跟郑奶奶说:奶奶你渴吗?”奶奶这回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这样我意识到不应该打扰她,我就离开了。

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我就听到郑奶奶病房里佛号的频率加快了,我就感觉到可能郑奶奶要走了,这种预感是有信息传导的,我就到郑奶奶的房间里面,我也跟着去助念。过了一会儿,大家伙儿都看到了郑奶奶微笑着,她搭在身上的手滑落了,她生命迹象已经消失了,但是她是微笑的,特别殊胜地走的,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殊胜的场面。过了一会儿几个居士异口同声地跟我说:“院长,你看郑奶奶的头顶有那么美丽的光环,你看多漂亮的光环。”我使劲地在看,一会儿又一个居士又告诉我:“你闻,有一个特别清香的味道,你闻到了吗?”可能当时我修行还没有升华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我没有看到,也没有闻到这个香气,但是我确实深深地感觉到郑奶奶是带着特别的尊严,微笑着,寿终正寝了。

郑奶奶走了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和东林寺的居士和一些佛教的朋友们联系一直没有间断,只要有这样要求的病人,我们都提供她临终助念的帮助。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送走了三千九百五十位老人,给他们做临终助念,殊胜地离去了。

松堂医院不让任何老人带着遗憾,有学佛的这种宗教信仰的占百分之十五左右,百分之八十五的老人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们跟这些生命末期的老人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大部分人还是比较豁达的。我们都知道鸡毛信的故事,当时儿童团团长海娃给八路军去送信。我们有一个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就十三岁的时候也是一个儿童团团长,当时她是做交通员啊,她的心态特别好。她知道她八十四岁了,她的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有一次,我跟她聊天儿,我说:“奶奶,你说你要走了,你是怎么认识的呢?你害怕不害怕啊?”她说:我不害怕,我相信下辈子我一定会托生个男的。我说:你为什么要托生男的?你这一生做女人多好啊!你还有那么孝敬你的儿子。她说:我一定要当男的,我要体验一下,男性是怎么生活的。

通过对松堂这么多人的心理关怀,我们意识到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都学过马斯洛的心理层次论,从最低的生活的需求,就是安全感的需求,一直到自我完善的需求,其实我感觉到马斯洛的心理层次论,恰恰忘记了一个所有人都非常重要的需求:就是生命伸延的需求。只有我们通过临床的总结,我们写出了一篇论文把心理伸延需求作为马斯洛心理需求的完整版。通过很多临床的经验,我们对这些老人的照顾,我们感觉到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重新探讨,重新理解。其实对生命的恐惧不是我们汉族,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所有世界各个民族都对生命比较恐惧,尤其我们是原始的人类的时候开始。

我当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北京出版社当时要做一个“人生中国”的系列丛书。他们出版社的副社长跟我联系,说是不是把松堂医院这些老人的故事告诉大家,他们在生命末期是怎么生活的。其实我工作特别忙,但因为积累了非常多的故事,把每个老人送走,他们都好像就是身边最亲的亲人。不到一个月,二十七天吧,我就把这本《每天拥抱死亡》的书稿交出去了。

当时我对生命的理解,在前言中我是这样写的: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这一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由于对环境认知的贫乏,由于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的祖先曾聚在罗马殿堂的石柱下,站在滔滔奔涌的恒河边,围坐在深山老林的炼丹炉旁,先后被居住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群找到了万象一统的真理。我们创造出了人类不同于任何其他生命神圣的祖先,我们是上帝的一根肋骨,我们是女娲以神圣的血和泥土创造出的生灵,不管生命的形态如何发生变化,生命是永恒的,人类再也不用惧怕死亡。肉体只是生命本质的灵魂、载体。

所以说由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从最原始的祖先开始,他们去寻找这样的解脱办法,悬在人类头上的这把剑,我们给他解脱了,就是宗教。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产生了人类的宗教,但是我们毕竟是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样的文化氛围的社区人群,我们对百分之八十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用我们独特的心理治疗方案对他们进行关怀。因为每一个人他们的文化程度、生活环境、他们对死亡的认知程度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对每一个人,了解他们,读懂他们,知道他们最需要的心理需求,每一个人有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案。

松堂医院三十年来接待了有将近四十个国家的临终关怀机构、生命哲学、生命健康这样的专家团队和学者,包括英国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医院到松堂医院来交流。大家到松堂医院就是到病房里面跟病人接触,了解情况以后,尤其是他们看到每一个老人都是微笑着。他们都觉得松堂的心理团队是世界最好的,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嘛,后来我们跟他们接触以后,我们才了解可能我们真的是最好的。因为他们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理临终关怀医院,可能他们任何一个临终的病人,他们恐惧死亡、他们痛苦、他们焦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最好的心理医生,他们都可以握着病人的手告诉他们,上帝需要你坚强起来,不愿意你这样唯唯诺诺的。松堂医院里我们的这些老人百分之七八十并没有宗教信仰,显然我不能握着他的手叫他到上帝那儿去。松堂医院亲情的心理关怀,应该说是最有特色的。所以我们在三十年大庆的时候,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医院的代理院长,老院长已经九十岁了,他给我们写的贺词中他写道:东方的心理关怀团队,是世界上最有人情,最有亲情的关怀团队。

应该讲的问题可能很多很多,尤其我们送走了四万个老人,要讲一千零一夜,但是今天的时间有限,今天的话题暂时就讲到这儿。我们现在三十年了,非常感恩所有关注我们的、帮助过我们的社会志愿者、爱心人士。谢谢你们!

刘槿川:谢谢李院长,时间很短,只能分享到这,给大家打开一个认识生命的窗。很多人都提这个问题:关于临终关怀的培训和学习,有哪些地方和途径可以学习,李院长可以介绍一下吗?

李院长答:刚才很多网友提出一个问题,到什么地方去做临终关怀的培训和学习呢松堂医院有这样的培训机构。我们这三十年为北京市的各个医疗机构培训了三千多个临床的护士,并且培训了几十个心理医生,有这样需求的可以跟我们联系。谢谢大家。

刘槿川:非常感谢李院长的分享。三十年做了一件关于临终关怀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听李院的分享,其实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很多亲身的体会。然后最后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都挺关心的,在做这次活动的时候我在网上搜,关于临终关怀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机构,但是我发现,这块国内做的确实是挺空白的,很难找到一些或者是比较多的一些专业的机构,或者是一些志愿者组织,我想也许我们每个人感兴趣这个话题,可以做一点点的事情,去推动这个事情。因为就像李院长提到的,我们对迎接一个新生命,怀胎十月胎教做非常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对于送往,对于临终这件事情却只有很少的关注,或者是有意无意地回避。李院长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哪年哪月哪日几时几分出生的,但对于自己是什么时候走,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走、怎样去面对,也许很多人并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思考和准备。我想通过今天的讲座,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话题。

接下来,我就想邀请李辛医生跟大家分享。李辛医生是我认识的一位非常非常好的医生,我看过他的一篇文章,关于在临终阶段从中医、从医生的角度可以做一些什么。在临终阶段,我想临终的人是必不可少的要与医院或者说与医疗发生关系。那我们该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去应用这些医疗的方案?我看到现在很多过度的医疗让病人很痛苦,让家属也很痛苦。所以也许李老师从医疗的角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那我们有请李辛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过程中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自己的微信群里用文字提出,我们会挑选一些请李老师来回答。

李辛医生

1. 中医师,心身医学硕士。

2. 师承国家级名老中医宋祚民先生。

3. 现任上海自道精舍、熙和堂中医门诊部、北京东源文际医疗顾问,天首达脑科学研究所顾问,瑞士自然疗法工作者协会(ASCA SWISS)继续教育讲师。

4. 著有:《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ck to the sources for a Modern Approach》(瑞士,2013

《儿童健康讲记:一个中医眼中的儿童健康、心理与教育》(立品图书,2015

李辛:好的,谢谢槿川,也谢谢刚才李院长的分享。我是在九五年的时候去过松堂关怀医院,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这个蒲黄榆附近的那个护城河边上。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一直比较关注呢,是我在大学的第一学期,图书馆里看到的一本书,那个书名已经有些模糊了,大概叫做“关于医学的伦理和人的价值”的一个研讨会的题目,那个时候能西方刚开始讨论到这个临终关怀、安乐死、试管婴儿,还有像器官移植,中国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包括后来看病的过程,身边有一些亲友去世,尤其在做了医生之后,一个中医经常会碰到这种终末期阶段的病人,就像刚才李院长和槿川谈到的,就是一个已经进入终末期、需要的是临终关怀的人,但是往往会获得很多不必要的过度检查或过度医疗,这样的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就破坏了患者最宝贵的、能够自己去跟家人在一起充分交流的机会,也破坏了他自己体会人生的最后阶段(的机会),这个最后阶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医院里面如果能够在医学生的学习当中,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科目放进去,就像刚才李院长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太重要了,那么能够让一声首先就知道,这个人到了这个阶段,不管他的整个诊断有多么的吓人,如果已经过了七十岁、七十五岁,然后看到他的一般的情况其实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些检查和重大的治疗或者是手术,实际上连支撑他几个月或者半年的生命都不够的时候,医生如果能够指出来,那么对于患者和对患者家属的来说,这个宝贵的时间就不会被浪费掉。

我第一次就碰到一个实际的案例。我记得是在1997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他舅舅的夫人是肝癌晚期,当时已经宣告不治了。他们有关系,就住在一个大医院的病房里面,跟各个科室打好招呼,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检查和治疗,就是基本维护,还有像止痛啊,这样有人照顾他,就不会那么辛苦,她的生活质量也能保证。我记得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是住在一个单独的病房里,只是当时这位女士的情况还不错,心情还平静。

临走的时候,我跟他家人讲,这个情况不错,你们处理得很对,但是就是要注意跟医生、跟医院再叮嘱一下,不要随便给她做一些检查,尤其是那些抽血,或者疼痛性比较大的检查。碰巧过了三天之后呢,他们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病人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呢?前两天还不错的呀!他说很奇怪,礼拜一早上的时候,好几个月没管她的这个主任查房,突然说要给她查一个肝功,饿着肚子抽完肝功之后病人就昏迷了。听完后我就有些生气,也有些难过。

对于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的病人,去检查肝功其实是没太多意义的。他本身就是肝癌,这样的检查对后续的治疗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案例。

我再讲另外一个案列,是在2010年,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因为摔倒的时候把骨头摔断了,也七十五岁以上,然后发现时肺癌晚期已经转了骨癌,因为癌细胞侵犯了骨头,所以一摔就摔断了。当时还是很痛,她又有糖尿病,她的呼吸情况也不好,家里面也比较清楚的,他们是基督徒,然后就每周带她去教堂,每天还有一些他们的支持小组一起为她祈祷。也没有选择那些比较强烈的治疗,他会每周来找我看一次中医。我们都很清楚,包括这个老太太本人和她的女儿也很清楚,因为医院说她只能活三个月,这里边有一个关于心理问题,这个老太太是长期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她的女儿告诉我小时候因为妈妈对她很严苛,她也不喜欢妈妈,这次是没有办法了,妈妈以前都是独居的,这次因为妈妈病得没有办法了,就把她接过来。这是她们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也在交流这个问题,大概也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跟妈一起生活,互相照顾,是把过去的一些不良记忆能够化解掉的机会。

整个治疗过程对于我一个临床医生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愉快的过程,比起治疗其他的病人,因为大家都很坦白和透明,家属和病人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内心需求。她只是希望能睡得好一点,肩膀痛能够再好一点,大小便、饮食或者体力再好一点,他们没有说我必须要把癌症治好,我必须要怎样。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给她建议了很多女儿跟妈妈一起的活动:比如一起去学习静坐,让女儿给她做按摩,做艾灸,这个过程非常好,女儿学了中医之后,有很多事情可以为妈妈做。

最后这个患者好像活了有十个月,还是一年多,好像是一年半,我有点记不清了,过去太久了,也非常的有意思。到最后三个月的时候,她来看病其实都不是来看病,就是每周来跟我聊一次。她没有任何疼痛,也不需要吃任何的止痛药,而且每次来看病都说:“哎呀,李医生啊,我很好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然后跟女儿两个人笑嘻嘻的。女儿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其实得到的更多,她过去的那种很深的压在里边的那些东西,慢慢地舒展开,她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做了)她该做的事,而且因为她学了中医,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好。

即使不是在一个临终关怀的阶段,一般我们到了四五十岁或者老人到了五六十岁,他总是有一些不舒服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有疼痛,关节痛,那我们吃些止痛药,或者抗风湿药,这是第一种,那就定时到护士那里拿药就行了。第二种呢,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聊天,陪你坐一个小时,帮你做做按摩,跟你做做艾灸,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肉体接触,还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交流。这部分其实尤其对于临终期的老人是特别特别好的。

那么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医生,或者有没有学习过这些现代医学或者传统医学护理或者心理学的知识,一定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而且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习惯,只是当自己如果已经过了七十岁或者六十几岁,或者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到了这个时候,得了一些比较大的病的时候,完全就是进入不惜一切代价的治疗,住到医院里面,把日常的生活和每天的这些习惯的这些生活内容,完全就抹掉,就是躺在病床上治疗,看电视康复还是说经过这样一个思考,跟医生的交流(这个是要去跟医生交流的),问一下医生,这个病的治疗意义有多大?治疗的必要性有没有?对于最后他的生命的延长有多大的必要?如果你不问,有可能医生不一定有时间想这个问题。医院里是一个诊疗常规,所以我们周围的非医学人士自己一定要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要去问。这是第一点。一旦确定是处在这样一个终末期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临终关怀的部分,这个部分就可以按照前面李院长说的了。

我前些年还去参观过一些养老院,印象比较深的是到汉堡,当时参观了两所最大的养老院。德国汉堡他们的病房分成好几个区域。有一个区域就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还有就是部分自理和可以完全自理。我们参观过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太太的房间,那个房间里面还放了她很多个人的物品。院长告诉我们,这个养老院是支持住户,尽量在她的房间放一些她个人的物品,她习惯用的,比如说针线包啊,小手工啊,甚至画画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最后的阶段,他的感受其实是更重要的。当我们说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他在最后阶段的感受。但是现在我们会有意无意地对个体本人的感受忽略掉,而他的家人、主治医生的感受,确实有时候会被无意地放大了。

我见过很多四五十岁的人,按理说也是成熟的成年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慌乱,或者不敢承担,甚至一个家庭有三个兄弟,再加上两个姐妹(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不敢承担,而且还会跟我们讲,怕大姐说或者怕二姐说,那我们就放到医院吧,放到医院就没有人说了。这就是完全忽略了老人的需求,或者更严重地讲,忽略了老人的权利,只是因为他的胆怯和不愿意深入思考,也不愿意承担,就去选择了社会层面认为应该对的那个方法。

往往会有孩子们非常大气地跟医生说:“大夫,用最好的药,花多少钱我们都不在乎。”但是他们看到躺在床上的爸爸和妈妈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内心还是不能面对的。他们会匆匆忙忙地去跟他说两句话,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从社会层面来说,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而且让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这个时候病人需要的其实是家人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着他,在这个部分,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有没有准备把时间留出来,陪着老人走过这一段?把时间留出来,然后不慌不忙地陪着老人,这个时候很多事情会自然发生,很多想说的话,想做的事,这种交流,如果能够在这个阶段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完成,那最后人可能会走得更平安,而且会更少痛苦,而周围还在世的人肯定会更平安,想起来的时候,他也会更平静一些。

前两年我去德国参观养老院的时候,同时还参观了一所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培养老年护理师的学校。他们的校长也谈到德国的养老护理师的培训还算是比较正规的,要培养三年,然后医院要实习一年,但是他也感觉在这个现代医学的背景下,这些临终关怀阶段的方法会少一些,他们也有欧洲的一些自然的方法,也有一些整骨啊,康复复健的方法。他也一直对中国的针灸、艾灸、按摩、拔火罐,很感兴趣。

我自己也会定期给爸爸妈妈做做按摩,或者给他们艾灸,也会建议周围的人适当学一些最基本的中国的传统理疗的方法。有时候子女和父母之间,很多家庭都是几十年没有交流的,有时候面对面的时候,突然发生这样的一个阶段,也不知道说什么,那你不如给他做做按摩。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光是肉体层面的一个帮助,其实也是很深刻的心理和情感交流。因为时间有限,今天就先讲这么多。请槿川把我前两天写的一篇文章放上来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转载:《当亲人即将离世,你能做什么?》——李辛

刘槿川:谢谢李辛老师的分享,李老师刚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自己要有一些独立的思考,而不是被社会的洪流(左右),或者把决策权全部交给医生,自己(需要)有一些面对和承担,我想这个也许是很多人都遇到的实际的问题。我身边也遇到一些朋友,多子女的家庭,在这个时候的纠结、纠葛,我想大家可以有些思考。这篇文章是李辛老师写的,相对而言有比较具体的一些医疗上的建议,中医?或者我要不要进ICU等等?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可以静静地看一看。

(未完待续……)

(讲座时间:2017.9.15 19:00—21:30)

整理: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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