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罔 | 2019/3: 蜀王本紀：記亞、陽甲或胤甲（修訂版）

鐘鳴按：這是余“三星堆文化”研究專著《新蜀王本紀》相關小學中的一篇，每篇一字一詞或相關聯的數詞，若“三江”，若“蜀”等等，均涉夏、商之覈，故余守傳統，說史必先釋字，合攏獨闢一卷，作為通向真古史的橋樑，故越堅實越好。惜余不才學又晚，本文學而已，未曾有心著史，卻在庋藏器物以自娛時，偶觸及三代銘文，四顧吾民無限新奇而莫有依賴，遂好奇自學，經年閱讀、參悟，某些方面，大致也可榷而為論，遂察國史——尤其上古三代史乘，謬之已遠，耗在上面的人力、物力，怕相當驚人，其痼疾，多在黨錮史學橫溢，侵瀆之深，也未必能立馬匡謬，嘆無人也，不是誰有無才華的問題，或專業的問題，而是有才華，還得有材料，有時非天賜不可，即便兩者有之，還得看心性、敏慧，否者個個都是商博良、王國維了，這又怎麼可能！扼腕之餘，余很難辜負多年習文覺醒來的人文精神，遂也覺得“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中國歷史怕從頭至尾最後都是要重做的，索性也就此朝問道而夕死，竊以為學問也可以做得快活些，遂領略觀堂“新材料，新學問”的境界。這裡刊發的文章，均未定稿，尤其史乘所涉小學，更是難上加難，幾乎可謂“字字深淵”，卻又是非渡的苦河，只能隨時待新材料和救命的祖先了。因微刊編輯工具所限，文章中所含手寫字無法呈現，替以方框。涉重處，只好手書以圖片額外加以提醒。於敏學者，都是看個大概即知深淺價值的。此次修訂版，得了新材料和認知，索性將“亞”形探討的更透徹些，釋陽甲時，也發現還有另一種可能，都不作定論。

西北地區出土的馬家窯彩陶盆，其人面魚吻，即祖丘和兩江流域的象徵表達，作者收藏

璽印何時起源，是極為糾紛的問題，清人朱象賢《印典》：“吾子行云：三代時無印，《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嬍惡，揭而璽之之說，注曰：印其實手執之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樸如此。”又“《後漢·祭祀志》：自五帝始有書契，至三王，俗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事由是否如此，難以考核，但由此觀之，足見古璽最早近符節，與圭璋、權杖同，持以正見，勿需轉拓撳紙示人，故稱“符璽”_{《春秋運斗樞》}，《周禮》“掌節貨賄用璽”注言：“璽節，如今之印章”。文彭《印章集說》，也多有發問：“《通典》以為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其文未考，或謂三代無印，非也。《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則其右璽印明矣。虞卿之棄，蘇秦之佩，豈非周之遺置制乎’”。余由西北估入得彩陶時代魚吻人面紋璽，见制式周全，且圖符竟隱含有文字指涉兩江流域，人面額上部分顯然是“丘埠”，嘴的符號，即在巴蜀圖語中常見的“工”字，工即江，二魚則為兩江象徵，遂知古蜀文明攜帶文字波及甚廣，豈止三代用璽。觀青銅時代東亞，或舊稱“高地亞洲”地區，伊朗東部、阿富汗、南土庫曼斯坦、印度河哈拉帕，發現大量的滾筒印章，或青銅、赤陶、凍石的方形印章，頗多古銘符，多與我們所謂“古文”、古彝文通，這尤其值得注意。故高地逶迤下來的隴蜀多現古璽也就不足為怪。此古文，非啻《說文》所含古文，觀堂言：“顧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訖秦漢亦且千年，千年之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但，為尋源頭，若採擷時代般搜稽古器，問鼎新史，怕學問今後蔚為壯觀。

獻唐先生_{王獻唐，初名家駒，改名琯，字獻唐，號鳳笙}言古璽，皆言周秦，說字體列釋，敘宋元印集，“類皆不能評鑒剖判，周秦與漢新雜陳”，遂知宋元藏品中有周璽，典籍也有載：“周代鉨印，初時但為信符，並不以此封拜官爵如後世官印，《周禮》、《春秋》所記璽之用，可證也”。是否至周代只作信符，大者，陳其於堂，小者，或佩攜，目前，余得據夏商璽印不少，尚未詳考，但僅觀大概，多正文印，包括官藏、坊間閃現的“巴蜀圖語”銅璽，偶見內拍流散的“巴蜀印”，竟有“王亥”璽，即圓形正文印，雖價昂未獲，則證了自己的判斷，惜玩家不識。

目前，關於商璽，訾議最多的便是經由于省吾先生公諸於眾的那三枚銅“商鉨”，據說出土於安陽“殷墟”_{余疑整個“殷墟”史學建構}，見其收入《雙劍誃古器物圖錄》。後來各印譜、印學、古文界多引。稱是的有，疑贗者有，責“非科學出土”也有，模棱兩可者眾，莫衷一是。此三物，如今安置臺灣，后也有人觀臨，有李某倒轉讀以為破釋，恐非。

幸得是先生，膚淺之輩有所懼，即便來路不明，也多信服。先生斷在殷商是高明的，但就內容言，或不啻。雖鉨文摹寫未釋讀，深解，非先生沒能力，或出於謹慎，知為知，不知為不知。後輩外道，無知無畏，只因漸擁夏商古器，同類相聚，商鉨所涉圖符常過目，笨鳥先行，反復思量，參閱先賢，印證典籍，陋釋揣度，或也可備一說。

其中一鈕，于氏記“奇文”，故知難矣，甲（╋）字分欄，四字符邊緣漫泐較重，縫隙恐有變形，固難清晰，或字的确诡谲，或方法不對，遂暫時無識，另待高人。

另一鈕，銘文外作亞形，漢字圖符，究本宜，幾乎無一字不聚訟，“亞”字即是，有釋“宮道”，“廡”，“石室”，“方隅”，有說通“黼”，或即古“弗”字……以為宗教空間，主流說法称亞室，廟室，宗祏。張光直有《說殷代的“亞形”》辨其糾結，引島邦男說，甲文有“多亞”、“多馬、亞”諸詞，島氏以為官職，故“廟室”難成立，而關鍵在“廟寢”說，而實際的考古發掘，卻“迄今沒有挖出來一個平面做亞形的房屋建築遺跡”，也就是說不支撐此說。從後面所引巴蜀圖語古璽，就能看出商人明堂樣式，三星堆所出圖文玉版明堂建築也頗多，都未見亞形。就余看，島邦男釋“亞”有官職、貞人、侯名、祭儀、地名等多種用法，竊以為地名最該注意，有敘“在亞”_甲，3050的卜辭。

《說文》：“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王均騰說至“抑且雞胸” _{《說文釋例》}。于先生以為：“許說已屬荒謬，而各家所釋，或傅會許說，或別出異解……紆謬說法，無一是處。”遂引摩些文“方隅或角落作□”來證“亞”義，與漢字“阿”同，《說文》：“大陵曰阿，從阜可聲。一曰，阿，曲阜也。”或離本宜稍近。

這些都反引我去想，諸家所釋石室、明堂、廟寢、方隅、曲阜，或先由另一空間孳乳，同時，也搜尋自家古物，亞形銘文，于夏商玉石雕刻、樹皮文、簡牘、龜甲頗多，亞字使用很早，是可以確定的。偶見有一鱉甲（見上圖），契刻偌大的□符，甲文習見，多取《說文》釋“行”義。雪堂_羅振玉：“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術、街、衢、衕，均國邑宮中道路，平面看即象形四達。高田忠周認為，行有二義：一為亻亍合文，即行步；一為街衢，後合為一字。見鱉甲文，“行”符中間橫豎有文，四隅也布文字，中間上下釋讀“ㄡ（至）蜀”，《易》：“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其它暫不論，顯然，“亞”字由“行”孳乳，行走並非本宜，而所函空間，也較國邑宮室街衢大，竊以為，此空間，正是兩江流域古蜀成紀所在，也即典籍所言“天益”、“大益”，這就是何以諸多史家不明典籍所言“大邑商”之原委，大邑即大益，詞異則義同。正因“亞”是指特定的都邑行政空間，固于“行”符上下左右給予界定，遂又從二，從︱︱。古音讀入聲若“屋”，即惡，二字通，古孝經亞作惡。《史記》言“封惡谷”，《漢書》則言“亞谷”。既然古蜀兩江流域的空間象形作亞隅，必淵含輿地、國邑、江渠，所以，高田忠周疑“亞”和“工”有瓜葛：“亞字元當從工作□為正，變作亞亦作亞（中各添橫線豎線），又省作亞耳。工即象天地人。二者天地也。工亦用為人形，矩、巫、王等字從工，其明證也，以工為人者，蓋尊貴之也，而亞字，殊從工者，亦應有意義存焉。”正好《六書故》所言，可備一說：“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以諧聲也。”江工音義同，固可斷定，H（冋、坰，《尚書》所言大坰），與工、江也同。余得夏木牘，其中一枚，除乃字古文，即亞中含二江明也，讀若“亞弜”（彊通江），遂知農耕時代，無不以江流井田溝渠為政，高氏所言變省由來不無道理。

阮元以為，古器作亞形者多，宋以來，皆謂亞為廟室，錢獻之以為，亞乃古黻字，兩己相背，阮氏以為非，應是兩弓相背。《說文》：“弜，彊也。重也。”但古器銘文，多見□符，“乃”字古文，籀文作□，均象水形，二水相靡，蜿蜒相互激蕩，故難。《說文》“曳曶_音同忽難也”，取諸物莫大于水，再涉其它，同物分彊，重複比次而言，即次第，引申凡左右之稱謂“弼”，弼，輔也，左右相輔。古文有作□（從弗、弓）。

更重要的發現是，弗字为古地名，使用甚早，出现在余所得唐虞时代《两江流域图》中（見上圖），其标识处，正值河渠上下左右交汇東流（見圖）。《說文》：“弗，從丿、乀，從韋省。”“乀，流也，讀若移。”水流固然移動。“丿，又戾也。”段氏言：“讀與弗同”。又：“戾者，曲也。右戾者，自右而曲於左也。”丿、乀音義同，方向先悖而後合，合文即□形，猶若河渠兩水，相交，相乂，背而矯，相激而相矯，即《易》所言相生相剋，会意明显，竊以為，此即“弗（亞）”初文。見所示“巴蜀圖語”銅璽，其銘文中就頗多□符，朝上朝下義同，以表兩水導江過成紀形，故在□符間，又常見輔以龜符，山丘符，□符，匚符加□符。龜即龜郕（成都），山乃崐崙丘，《釋名》：“三成曰昆侖丘。”□符即方邑，匚加□符，即古文冂（坰）、□（益）字，合文即㴅或浻，衍變孳乳溢。弗、亞，均二江流上出下引而有所束形，天地、橫流所滯、所束、所韋、所矯，均自然神況。故《漢書·韋賢傳》師古注認為，亞為古弗字，引東瀛學人高氏注意：“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弼、佛、弗每相通假。”卻不知究竟，現在明也。由此再審，大致知，□，工，江，亞，弓，弗，弜，弼，彊，䰜（鬲），其意義關聯，都和特定的輿地有淵源關係——落到實際，唯成都自都江堰始兩江含都邑（成紀）之形最合。燧人伏羲、炎黃二裔、夏商周三部族肇始均醞釀於此，所謂“天益”、“大益”即是，形成華夏農耕文明規模，再孳乳石室、廟寢之祏，方說得過。研習“三星堆文化”與古史關係，必以此“文（汶）埠”為堅證。

夏代鯢魚馱先王人面，鯢魚首上面契亞形銘文，讀“亞益”，此益，即梁益之益

亞形中的符號，應是很確定的文字，訓“集”，即“襍”，通“禋”，同“祭”，讀亞雧，亞襍、亞禋，或亞祭均可。其符，從干，從隹（鳥），左右從二示，隸寫該作□，《說文》無，主體乃干和隹。吳式芬編《攗古錄》，商周青銅銘符，執中，執刀、執矢，執旌，執鉞，執干習見。舉一二器物，有《干鼎》，銘符為“手執干形”，釋文言：“許印林說搨本干上似虎”。非也，恐為鳥形。另有《旗單卣》，符號從西，從隹，從單，舊釋“旗爵單”，現讀作“西單”較直接，但其中牽涉頗多，還可說說。

三星堆關於商先公契的跽坐造像，蛇紋石，作者收藏，下圖為雕像所持玉圭圖案拓本和作者為便於讀者理解手書的干、單的各種書體字

單，《說文》訓大，段氏不知初文本宜，附會從吅（驚呼），故為“大言”，未知單乃古旌字，即旌旗，從干，旗有歲星之紀，遂在干上又突出三個●符，即《旗單卣》銘符中“單”字部分。余有商王契的跽跪像，雙手執有玉圭，圭上浮雕有一“三星堆文化”器物最常見的圖符，由竿、綻放的花蕾和鳥（隹）組成，此即干字原型。細緻看，干上部有四個對稱的帶孔穿的扉棱，以表天地四方，分十二辰，兩花瓣上分佈有七個小圓圈，以象征北斗七辰，花蕾立振翅慾飛的鳥，即所謂陽鳥、星鳥，此即天干斗柄建寅，而寅為正月。其它畢、單、羽、旄、旌、物、旗、旞一類，最早怕都是觀天文曆法兼祭祀的工具。實際之用，一用於標誌觀台方位，二用於地面標識天宮星象的變化，以及神靈免祛災咎，兼及祖靈祭祀，即所謂“在天成形，在地成象”。這是我觀彝族畢摩祭祖儀式所悟，不同用途，標竿讖籖的長短、形制、顏色和旌遊、羽析附著都不同，正是這些工具，衍為後來的舞兵和禮器，符號擴展及族徽、圖騰，但基礎符號乃“干”本宜。所以，干，取形畢宿。《說文》所言“干，屰，㨖刺也，上犯之意”，這是沖著天文曆象說的，即《甘泉賦》：“洪臺崛其獨出兮，㨖北極之嶟嶟。”農耕文明時代，社稷日常事務，首在辨方就位，“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或執干旌，禘、袷宗廟祖靈，無不干㨖天中，故謂“干國之紀”（《春秋》）、“干袷及其高祖”（《禮記大傳》），袷為祭名。干又通竿，用於“測日晷地中”。單、干音義同，從單即從干，干乃木制，木精在東，紀曆也首言東宮，故又与從木同，再從隹，古人觀曆象命系星鳥，即雧字之省。集字古文何以三鳥，乃象征歲星，即《天官書》之“攝提”，有二，守東宿大角（帝廷）：“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謂歲星，木精，位東方，青龍之宿，順二十八宿右行十二歲為一周天，與太歲相應，故謂歲星，主五常德（仁恩德孝慈），實紀曆法，也稱紀星，明此，即知“成紀”為何。雧，集，紀，祭同也。

段注：“集，引申為凡聚集之稱，漢人多假襍（后衍為雜）為集。”想古部族聚集，主要就是觀象辨吉凶，舉干旌而祭祀，故集、禋可通，禋為絜祭，禋祭即潔淨之祭，主旨是參與祭祀者的服色配搭，尚玄尚白，抑或也包括不同家支所持干旌標識物遊，遂悟，禋祭和衣祭，較舊時訓殷和衣，或更近，方孳乳“襍”字，恰好《說文》可證：“襍，五采相合也，從衣集聲。”故知五采指衣物，旌物，又引申為凡參錯之稱。詩言，襍佩，即謂以玉石為佩。而言襍祭，則與禋祭同，綜類於衣祭。所以，襍、集、祭、禋、衣諸字，息息相關。禋字，小篆為□，籀文作□，從示、從西，從土。《旗單卣》銘符，也可讀“西雧（集、襍）”，或“西禋”（衣），或索性即地名“西單（干）”，即用干旌標識出祭祀臺地，位西土無疑。關於“西單”，于先生《甲骨文字釋林》有“釋四單”篇，可讀。總之，這枚商璽的銘符，讀作亞禋，亞集（襍），亞祭，是沒多大問題的，不惟西單。

另一鈕，于先生並作一字，近嬽_{《廣韻》：}_蛾眉皃去女旁，非是，迄今未識。或該拆為二字，下為╋，即契文“甲”字，巴蜀銅璽“甲”字習見，甲為首，為長，故為大，若《帝王世紀·商》所言“大坰”。商先公先王，自湯武滅夏始，用大（包括天、太，太即泰）者眾，若天乙（有釋大乙）、太丁、太甲、太庚、太戊。再看璽上部，較難，釋或有兩路：讀“陽甲”，或“胤甲”。前為商王，後為夏王。此璽了得。先視作古文“羊”的異體，或訓“羊甲”，即“陽甲”_殷先王名。于先生恰好說過：“近人考商代世系，說之分歧，莫甚於羌甲、沃甲、陽甲之爭執。”

《史記》載：“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卜辭諸家的分歧在，羅振玉最早在《殷墟書契考釋·世系》中，見卜辭有□、□、□諸形，遂斷為羊甲：“□、□即羊字，羊甲即《史記》之陽甲，羊，陽古通。漢書古今人表有樂陽，師古注，即樂羊。漢綏民校尉碑，治歐羊尚書，歐羊，即歐陽，皆其例矣。”王國維從其說，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道：“卜辭有羊甲，無陽甲。羅參事證以古樂陽作樂羊，歐羊作歐羊，謂羊甲即陽甲。今案卜辭有：‘曰南庚，曰羊甲’六字（《前編》卷上第四十二葉），羊甲在南庚之次，則其即陽甲審矣。”實則，□字后隸作羌，非羊。董作賓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有過糾正：“按字作□，當為羌，羌在殷西方民族之一，羌為牧羊人之意，音當同于羊，非即羊字。”但也認為羊（羌）甲即典籍所記陽甲。另有虎甲，“虎甲即沃甲，有虎祖丁即沃丁可證……虎，為殷時國名，殷墟書契前編有‘虎方’之辭，稱虎丁，虎甲，或因曾征伐虎方之故，如羌甲，名羌，亦必與羌人有特殊關係。”吳其昌看法同：“按羅王輩以□甲為陽甲是也。”而郭沫若《卜辭通纂》則斷“象甲”為陽甲，亦稱和甲。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則斷“羌甲”為沃甲，“彖甲”才是陽甲。另，唐蘭訓兔甲，裘錫圭《甲骨文考釋》，由音訓入手辨析，認為唐蘭是對的：“‘兔’是透母魚部字，‘陽’是以母（喻四）陽部字。魚陽二部陰陽對轉。以母古與定母極其相近，定、透都是舌頭音，極易相轉，從易聲的‘湯’就讀透母。由此可知‘兔’和‘陽’上古音是很相近的。所以盤庚之兄舊文獻作陽甲而甲骨文作兔甲。‘兔’、‘陽’陰陽對轉，故可通用。”

于先生以為，如此分歧，“探究其原因，非音之轉則形字偽也。”他認為“羌與沃音既不可通，當是形偽。凡文字之形偽者，只能據地下資料而改地上文獻，不可執于已偽之文獻而改地下文獻以牽合之。故甲骨文字羌甲殷本紀作沃甲者，沃乃羌字之形偽也。說文有□與芺而無沃，段注謂□今作沃。按書序之沃丁亦作□丁。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一，謂‘沃，古文□同’，是其證，因此可知，羌甲之羌，先訛作芺，後人又改作□或沃，灼然明矣。此外，甲骨文有‘羌丁’，即史記殷本紀之‘沃丁’，羌字訛沃，與羌甲偽為沃甲同例。”

不管最後如何，目前，至少要讀作兔甲恐很困難，抑或兔甲、羊甲本非一事。關於羌字訓“牧羊人”，從“羊人”，就《說文》看，段氏並不同意：“學人多言牧羊人為是，其實非也。”許氏言：“羌，西戎，羊種。”旨在西部羌人乃畜牧族，“羊亦聲”，風物特征，猶若東夷，字從大；南蠻閩字從蟲，蛇種；北狄字從犬，犬種，東北貉字從豸，豸種，非犬人，豸人，蟲人，大人，羌非羊人同。但見徐文鏡編《古籀彙編》鐘鼎甲骨籀文，羊、羌混用，編者認為羌乃羊的變體，所錄羊字諸形，除明顯的羊角部分，所從目、臣、日（目中省一筆劃）不能不讓人疑此商璽文上部乃羊字省變。若是，便釋羊甲，與羅、王二氏合。

另一種釋讀的可能是，銅璽銘文上半闕，是“申”（神）字變體，申的古文有作□，與古文“玄”近，籀文作□，從臼從身，與璽文上部最近。若按于先生的意思合成一字看，從申從甲，甲即大，便和“奄”古文同，“奄”古文本即由“申”孳乳而來，從申從大，上下顛倒均可，古音義也近，都有像物避藏、掩藏義。《尚書》記有“商奄”，“奄有萬國”，作為地名，是商族極重要的遷徙地之一，若古《竹書》記：“盤庚自奄遷於殷”，今本《竹書》：“南庚自庇遷於奄”。《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商、殷，據余古輿圖所示，必在蜀，奄自當不能列外。將廷錫有《尚書地理今釋》把“奄”劃到山東曲阜去了。當然，銅璽銘文非奄，而是字作申而訓胤，嗣也，子孫相承續。胤、奄，均有從申之古文部分，奄的異體和胤也極近，況音同，或分別由申孳乳。古璽或訓“胤甲”。胤甲即夏帝厪，帝扃之子，唯見《竹書》有記：“帝厪，一名胤甲。元年已未帝即位居西河。四年作西音。”但簽注家卻把西河放在冀州頭上。殊不知，河在很久以前并不專指黃河。也算可備一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