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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有一个著名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意思是当“我”在“思”的时候，前面的那个“我”必然存在。这是这个命题开启了近代以来的“主体哲学”。他解释说： 我们可以怀疑“我”以外的任何存在，比如那些河流山川、房子树林、鸟虫庄稼......，可能是些“幻象”，但是“我在思考”这个“我思”是绝不能怀疑的。于是就推导出“我在思”---“我”就必然存在。这个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主宰了几个世纪的“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 但是，到了17世纪中期另一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就对这个哲学命题提出怀疑：那个“我思”的“我”是什么？就是那一团团感觉、高兴、悲伤、焦虑等等哪一些“情绪”吗？这个“我”是那肉身的肌肉、血液、骨骼和情感吗？他认为对这个“我”不可定义，只能模糊的描述，但无论怎样描述都是模糊的、不确切的。 休谟对这个“我”的怀疑非常重要，在哲学认识论领域迈出一大步，但是，他没有做出精确的哲学论证。 19世纪的哲学家尼采，看出了这个“我”的虚假性，他认为：当说“我”时，这个“我”反而像影子一样飘走了；但是又不能不说“我”，于是他认为“我”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而是一个逻辑预设。无疑，尼采的这个发现更为重要，他实际上解构了笛卡尔的这个“主体性原则”。 20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学说，认为主宰人类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潜意识；不是“自我”而是“本我”，于是理性主体的“我”被否定了。 彻底解构“我”本体的是弗洛伊德的学生雅克.拉康，他是借助或“挪用”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把“我”看做一个不断游动的“能指”符号，并不是一个所指意义的意识主体。他首先把“我”分解，就是“一分为二”。当我要说话或写文章时，我一旦开口或者落笔，此时说话的“我”或写作的“我”就游移了----也就是不在“主体”的位置上了。我举一个例子： 我说：“我是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 按照拉康的说法，其中的“我是”叫做“发言主体”；后面的“大学........学生”是言中主体，也就是被说的“指谓”。那么，这两者：我是----大学文学专业学生这两个部分是不是一样的，同质的呢？如果按照我们学过的逻辑学回答就是： “我”等于大学文学专业学生，这是同质的、一样的，也就是A=A。 但是，拉康却认为正因为“我说”了自己是“大学文学专业学生”后，前面的这个“我”自行“移动”到后面的那个“我”----大学.....学生的位置上，也就是前面的这个“我”变成了“学生”，成为被描述的“宾语”，也就是被降到“客体”的位置，表面上看，仍旧是句子中的主语，但我们从放大的语境看，前面这个“我”移动了---已经变成了后面的“宾语”---学生。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分析清楚看出---“我”只要说“我”什么什么的，这个说话的“我”就不存在了。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能指---所指”划分，能指是声响，形态，它由所指意义决定其价值。但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了“所指”中心，把主体降低为一个个“游动不居”的能指符号。于是“我”就不再是意义、价值中心的发射点、不再有恒定的意义、价值，而是被分解为一个个具体“场景”中的“我”。这个“我”不再具有主体性、决定性，他是不自足的、不‘圆满’的，而是被“背后”制度、法律、习俗、命令等等所驱动。“我”说的任何语言、写的文章都不是自己的或“我”的，而是在被规定好的那个“网络”中“重复”着别人或“他者”早已说出的话。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所谓“鹦鹉学舌”，就不是自己的语言，而是重复别人的语言。所以，“我”就是语言网络一个“网结”，一个微不足道的“鹦鹉”。 看来，我们习惯说的“我”，不是一个“主体”，而是逻辑“假设”，或者是一个语言的“重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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