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的代表：拉康与德里达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结构主义本身开始让位于一系列分裂出来的小派别。这些小派别之间虽然经常相互反对，但全都可以称为“后结构主义”。

这场“运动”并非真的是对结构主义的彻底拒斥。相反，它是某些结构主义主题的彻底化和尖锐化。像结构主义一样，后结构主义不仅在哲学，而且在社会科学、精神分析以及文学批评中都找到了自己的家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桥梁是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 年）所搭设的，正如可在其厚重而且经常晦涩得超出常理的《选集》一书中所看到的。但是拉康却声称自己并没有发明一种新理论，甚至没有重新诠释精神分析的创建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只是对弗洛伊德的文本进行了仔细的读解（显然他认为其他人没有做这件事）。拉康无畏于这样一个事实——神经科学没能为精神分析提供弗洛伊德所期望的经验性证据，他声称他在语言学中发现了精神分析的正当性理由。归根到底，精神分析就是“谈话疗法”。它在本质上是关于语言的。拉康认为，“潜意识和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这句格言意在号召将语言学洞见运用到对人类心灵的研究中去。

当然，存在着前语言经验，它以其彻底的尼采式无序给婴儿提供了通向实在者的途径。实在者被经验为痛苦和快乐，但儿童对语言的使用却使他与实在者相疏远了。机体需要（弗洛伊德称之为“本能”或冲动）被经验为一种原初需求。当机体需要被转化进语言之中时，它就变成了欲望，而对需求的原初经验则被赶到无意识中去了。人类生存之所以这么不可救药地无法满足，是因为欲望下面是一种根本性的对存在的需求。但欲望无法直接提出这种需求，因为欲望受到语言的束缚。

欲望经历了一个转喻过程。“转喻”指的是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的意义置换，后者在意义或声音方面接近于前者；例如，“He takes too much to the bottle”（译者注：直译是“他太喜欢酒瓶子了”，酒瓶喻酒，因此此句意思是“他太喜欢喝酒了”），或者任意一段韵文：“cat，fat，mat”（译者注：cat［猫］、fat［肥胖］、mat［垫子］三者发音押韵）。欲望从一个符号转到另一个毫不相干的符号，而始终未能把握它所掩盖的那个绝对需求。拉康所说的“欲望是一个转喻”指的就是这个过程。欲望被转换成要求，但要求并不实在地与任何特定对象相关，因为没有任何特定对象能代替那永远丧失了的对象。

如果我们追溯真实需要的转喻过程（真实需要已经被能指之网所捕获了），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欲望曲折的转喻过程中，它最终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对象。欲望欲望着欲望，这是拉康“欲望是对他者的欲望”这句声名狼藉的话的一种含义。最终，每个欲望都是对被他者欲望的欲望，是将自身强加于他者上的欲望，而要求归根结底是对爱的要求。

那已被压抑进潜意识中的东西不是生理本能，因为它们已经被转换成了语词。被托付给潜意识的乃是语词（能指）。“潜意识是一连串的能指。”在有意识的语言和思维中，强调的是所指的客观性（即意义的客观性）。这个强调掩盖了能指（语词）的创造性。它模糊甚至否认了这一事实，即能指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它的正常边界，而去揭示在能指本身和其可能的所指之间令人惊诧的新关系。潜意识的语言和思维知道这个真相，但有意识的思维和语言（“理性的话语”或逻各斯）的约束由来已久，无视这一惊人的智慧。有意识的语言使用的是和固定意义相关联的约定俗成的符号。它必须这么做，否则的话我们将无法理解彼此。但是，潜意识还是会从公共理解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它可以玩弄能指而不顾能指的实在意义。它可以产生它自己的各种私人性的“意义”。然而，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存在着一座桥梁。那座桥梁就是诗歌。诗的语言接近于一种潜意识语言。它构成了一种处于有意识的话语和潜意识的话语之间的中间层。（“……每一帘紫色丝绸窗布，瑟瑟地低沉哀诉；令我心怵，感到前所未有的莫名恐惧。”）

诗人徘徊于明确地公开之地和极度私人之地间的某个地方。拉康认为，病人与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能指间的关系的诗歌式玩弄是绝对私人性的。有一精神病患害怕鸟类，是因为他知道在法国俚语中，骑自行车的警察被叫做“燕子”，这个患者活在纯粹私人的诗性世界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他遭受的一段无法言传的个人经历，沿着他的意识深陷其中的能指之网前进，可以在其无意识中追溯到这段经历。

拉康所谓的想象界指称婴儿的世界（以及一些精神病患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体迷失在其本人的意象中，迷失在其本人的幻想中。想象界中的“意象”代表着在其被异化进语言之前的那些活生生的经验。通过进入语言的丰实性，也就是说，进入符号系统，我们使自己从想象界的陷阱中解脱出来。通过命名一个事物，主体使自身远离该事物。当他对之进行命名时，他便否认了他是该事物。对符号系统的使用使意识固定下来，并把意识从想象界的无差别流变中解救出来。它在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事物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如果不存在“用符号系统来表达人自己”这种可能性，那就不存在个体性的可能性，因为个体性需要差异。

然而，当一个主体进入符号系统时，这个个体也就进入了一个有其自己的规则和结构的预先存在的系统。这个自我被同化进一个关系之网，自我在其中始终是结果而从来不是原因。主体成为由语言结构所塑造的东西。符号间关系的逻辑取代了对实在的活生生的经验。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符号秩序的囚徒。正如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一样，语言而非主体在言说。

大陆后结构主义运动中另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曾到南加利福尼亚讲授哲学）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 年）。他至少是受过哲学训练的，但其观点的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将哲学从特权地位上拉下来，因为哲学一直以理性裁判者自居，为自己要求这个特权地位。传统哲学被德里达讥讽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贬低其他形式的文字，尤其是诗歌文字、比喻性文字、文学性文字，因为这些文字比起哲学话语来更加远离真理。哲学也不过是勉强使用语言来表达其对意义和实在的洞见而已。然而，德里达认为，如同其他任何言语和文字形式，哲学话语也遭受过同样的兴衰变迁，哲学试图说明用“意义”和“实在”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但任何有这种企图的都必定会自我解构。

因此，在那些想做 20 世纪柏拉图的人面前，德里达很乐意扮演 20 世纪的智者。他的相对主义观点源于对索绪尔语言学的一种极端化。正如索绪尔主张的那样，每个符号都通过不是其他符号而是其所是，那么每个符号都牵涉到其他符号。所以，从来不存在任何完全在场的“意义”；相反，所有意义都会无限被“延迟”。德里达承认，这个结论对于他自己表达的意义也适用——他的话语也是寄生在他所批判的话语上的，但他是开玩笑式地接受这个悖论的，尽管在他的一些批评者看来有点玩笑过度。

意义或存在的每一种在场（因为“存在”只能在“意义”的语境中使自己出场）都是一种不在场，而每一种在场又都是一种在场。德里达把“意义剩余”这一事实称为“分延”（différance），他巧妙地拼错法语单词 différence，使用了双关法，因为法语动词 différer 既有“分别”的意思，又有“延迟”的意思。

事实上，这里使用双关是非常贴切的。几乎全部词语都具有多重意义，这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此问题的思考，德里达的观点可以得到部分的理解。以“Dog”（狗）这个词为例，按照《兰登书屋词典》，它可以被正确地用来在以下两方之间作出区分，一方是家养的犬科动物，另一方是狼、豺、狐狸，或者也可以包括所有这些动物。它可以指称雄性犬科动物，以与雌性相对，或者也可以包括两者在内。它还可以指“任何类似于狗的各种动物”。它可以指称“一个卑贱的男人或青年”，一个“丑陋、讨厌或粗鲁的女孩或妇女”，或一般来说的任何人，比如在“a gay dog”（一个快乐的家伙）中；它也可以指脚，或者“毫无价值或极其劣质的某种东西”。它还可以是“任何用来抓取或把握某物的各类机械设备”的名称。它或者是一根香肠（hot dog，热狗），或者是毁坏了的东西（to go to the dogs，完蛋），或者是不幸（a dog’s life，不幸的生活）。或者作动词时它的意思是“不怀好意地跟踪”，或是“摆架子”，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如果德里达是对的，那么“狗”这个词就必然在其任何一次使用中都带有这些意义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每一个意义都是“过度地规定的”（承载过多的意义）。如果我们说“但是语境规定了意义”，那么我们忘了意义同样也规定语境。英国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让我们想起伦敦地铁里的标识牌：“在手扶电梯上必须抱着狗。”那么，如果我没有狗，我是不是就不能乘手扶电梯了呢？

因为意义的这种经常性过度或滑动，每一个文本，不论哲学的或非哲学的，最终都使第一原理失去了其自身的逻辑，正如德里达所试图证明的：关键的哲学二分法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崩溃，比如实在-显象、存在-虚无、知识-无知、确信-怀疑、有神论-无神论、本体-现象、事实-价值、理性-非理性、清醒-做梦。或者，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它们“解构”了它们自身。（他的分析方式就叫做解构。）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自我解构这一事实实际上是和语言相关的事实，因而是与人类思维有关的事实。而每一种逃离“语言牢笼”的尝试都是导回这个牢笼的途径。而且，正如海德格尔和拉康所指出的那样，因为语言创造了它自己（而不是相反，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自我本身在德里达的解构性凝视之下被非中心化了，被降低了地位。

在后结构主义哲学运动中还有其他几位重要人物，如法国的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瓜塔里和美国的理查德·罗蒂。但是，最为顽强地坚持其对语言和自我之间关系和兴趣的，或许还是要数法国的一些女性哲学家，其中著名的有埃莱娜·西苏、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露西·伊莱格瑞。这些哲学家在后结构主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一更大的文化运动一起，在最近二十年失去了一部分动力。甚至是在其于欧洲大陆的全盛时期，这场运动似乎也经历着经常性的演化和突变。在美国和英国的哲学系（向来是由分析哲学家掌控），后结构主义一直只是少数派的声音；它似乎在文学批评和电影研究方面的教授中间取得比在哲学家中间更多的立足之地。我认为以下说法是对的，即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当今的欧洲，还没有什么有凝聚力的体系性哲学世界观来取代后结构主义，尽管大多数欧洲哲学家似乎依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深受后结构主义的个别“明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