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书写解构

置身于宁静 20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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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被认为是法国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他的解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现代主义，因此德里达也被称为“解构主义之父”、“后现代思想的开启者”。在他看来，解构之前的历史都是形而上学的历史。一方面，人们在显现的存在之上寻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可以靠先验理性把握世界，因为世界是有序的、有中心的。而德里达的解构书写就是把文字书写从被压制、被贬低的附属地位上解放出来，颠覆传统的西方认识逻辑，同时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本体论”、“男权中心主义”和“声音中心论”，使文字书写得到重视，并展现书写的的价值。

一、德里达解构主义

的产生

西方思想的理性传统给了德里达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对前人理论的理解和继承中解构主义才得以产生。需要明白的是解构主义也是后结构主义，所以德里达的解构不仅仅是对等级关系的推翻，也是在解构的双重姿态下对处于对立面的关系重新解读。

（一）德里达的理论渊源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从这个时候结构主义开始被解构主义所取代。但其实对西方传统文化和“逻各斯”的怀疑从19世纪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就开始了，然而孔德的对传统哲学的攻击仅是一种从外部浮光掠影的粗浅带过。真正开始对传统哲学内部进行发难的是尼采，他否定理性派的传统价值观念，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尼采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就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无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世纪的“彼岸世界”，还是康德的“物自体”都是一种理性的虚伪。尼采对德里达的意义就在于“正是尼采的思想和风格，使他矛头转向传统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基本原则及其思想模式。”德里达对西方一直以来奉为真知的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尼采的的这种反叛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胡塞尔的现象学同样也是德里达解构理论的重要资源，他的论文多篇涉及到胡塞尔的相关理论，甚至可以说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直接来源于现象学的。胡塞尔提出“回到事物本身”和现象学还原的“悬搁”方法。要找到世界的真正本源，就要通过“悬搁”将预先的假设搁置起来，存而不论，进而回到意识的内容本身。鉴于所在时代的偏见，就要能够摒除其中的糟粕。主体所认知的客体，是在主体中呈现的意向。本质直观的实现可以用表现真理的逻各斯语言来表达。德里达认为本质直观落实到语言表达就会渗透进杂质。德里达的“解构”也正是要消除现成的理论预设，好好重新认识西方传统的“中心主义”。除了对胡塞尔有所继承，德里达也对胡塞尔的纯粹表达做了质疑，他认为表述和指号在任何时候都是相互交叉的，并不是只有表述具备意指和指向功能，指号就没有含义只能指示，直观行为和符号行为是可以互为前提的。这种对胡塞尔符号学的解构其实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太过执着于在场的“存在者”而遗忘了最为重要的本源是“存在”本身。存在者是在场的，但存在才是存在者之所以在场的依据。柏拉图的“理念”、中世纪的“上帝”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是把“存在”理解为在场的“存在者”。海德格尔把这两个概念拆分开来，就是站到了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对面，同时更多的关注到人的“存在”是要在人的生存状态中去找寻的。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仍有诸如关于存在优先性等传统形而上学的标记，但海氏确实也为德里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解构的材料。

必须提到的的是，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tion）源于海德格尔的“摧毁”（destruktion）一词。虽然德里达的“解构”和海德格尔的“摧毁”表面上有些相似，实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摧毁”在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中首次使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明确使用这一术语来拆解、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其目的是为了让遮蔽的意义得以显现。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没有摆脱传统哲学的锢制，没有晃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基。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表明解构不是毁坏，而是要对传统的超越，是能在排除权威后有更多可能性。德里达的解构可以说就是让人们可以从唯一性的标准中放开眼界，能够看到中心之外被遮蔽的其它因素。

（二）从结构主义

到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方法论基础，它渗透到了当时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列维-斯特劳斯被认为是结构主义之父，他将结构语言学方法运用人类学的研究当中揭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结构基础。而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来自索绪尔的，集中体现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中。虽然德里达以《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这篇论文展开了对结构主义的公开宣战。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深深扎根于结构主义内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包括语言与符号、意义与语言、共时性与历史性等，尤其是德里达对“符号的任意性和差别性原理”的发挥，不仅使他完成对索绪尔语言体系的解构，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构原则——“延异”和“踪迹”。

索绪尔以符号学的原理来说明语言。他把语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前者指的是声音和形象，后者指的是观念和意义。在索绪尔看来“能指”与“所指”是相互对立的存在，它们和它们从属的整体间的关系也是对立的。他认为符号的任意性是“不可论证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没有内在的根据。由此索绪尔还提出了与符号的任意性相关的“差异性原则”，也就是说文字是言语的形象表达，但文字和言语又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德里达认为既然文字是一种与言语不同的符号系统，那么文字和言语之间的实质也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也就是任意性的关系。这样一来，文字与言语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就被打破了，言语和意义之间也就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所以德里达说“文字并非言语的‘图画’或‘记号’，它既外在于言语又内在于言语，而这种言语本质上已经成了文字”。

依照索绪尔的观点，cat是猫因为它不是cap(帽子)或者bat(短棒，球拍)，语言的意义只是一个区别问题，可是这种差异却是可以无限循环的，因为cat是猫也因为它不是cad(粗人，鄙汉)也不是mat(地席，垫子)，同样mat是mat，也因为它不是map（地图）或hat（帽子）。语言不是索绪尔认为的封闭、稳定的系统，这也就致使德里达“延异”观念的提出。德里达的“延异”指的是符号差异产生的运动过程，是流动着的变化，也是区分差异结构的本源。这是延异的差异运动使能指与所指两种符号可以不断转换，从而突破它们一一对应的关系。也正因此德里达认为的所指意义是不确定的，它是差异运动的踪迹，也就没有终极的固定。也就是说“踪迹的嬉戏，或延异，它没有意义，它不是。它不属于。没有支撑，没有深度，在这个无底的棋盘上，存在置于嬉戏中。”

二、德里达的文字书写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模式，同时也打破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往往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或者“拼音的形而上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更重视语音而抑制书写，这似乎也可以上溯至荷马的口传文学。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总是将真理归结于逻各斯。德里达认为在场是理想的，并不真实存在，在场的往往是在场的代替或非在场。传统在场是本源的确证，为语言、文字提供了真理、本质的可能性，但语言、文字尤其是文字保证了在场的可能性。而且文字的物质铭刻不仅能使彼此不同又外在于彼此的符号产生断裂，又能使字、句、段连成一体产生意义。也就意味着文字的重要性被凸显，打破了语音或言语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格局。

（一）对书写的重视

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是密切相关的，他们认为语音比书写更接近存在。在逻各斯中心论传统中，书写只是边缘性的存在。这与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脱不了干系，在二元对立的等级制中，心灵与肉体、善与恶、男性与女性、所指与能指、语音与书写、在场与不在场，都是前者好于后者，优先的前者是受逻各斯庇护的中心，而后者则成了一种边缘的书写。逻各斯要“言说”，而书写则保持“沉默”。中心主义推崇语音于是就压制书写。柏拉图认为书写神是喜欢暴力和阴谋的死亡之神，他借助神话中国王的观点表明依赖书写符号而不去记忆是对人有害的，书写只是语音的派生物。索绪尔也将书写与外在暴力联系在一起，主张依据口头语对语言经行研究，只有摆脱文字才能靠近真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德里达看来就是语音中心主义，确定无疑的排斥和贬低书写。但其实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能发现，书写是一直存在的，并没有被抛弃，只是作为语音的衍生物被忽视了其重要性。

文字和语言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也不是从属派生关系。言语并不比文字优秀，言语传达的意义只有在符号与符号的区分中才能获得。而书写的铭刻却使符号具有了超时空性和永久存在的可能。德里达认为“从任何意义上说，‘文字’每一次都包含语言”。在他看来，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是不成立的。一切存在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抽象的还是具体的，都会有人的踪迹。世间万物是无法自然而然的显现的，通过书写，借由文字才能成为被认识的文本。世界上无超文化的存在，文本是理性的叙事话语，不存在先后顺序，也没有高低等级。所以自然中也不存在某种先在永恒的超验物与真理。所以写，是去知道那些尚未在文字中写出的东西没有别的居所，它们不会像那些已被天堂或神的知性规定的东西等待着我们。意义是为了找到居所，为了成为有别于自身的那个叫做意义的东西，就得等着被说出被写出。德里达看重文字书写的重要性，当然也不否认语音的作用，解构一种中心主义，并不是要再建一种权威，而是去除中心本身，在理性的根基之上多了更多理解和展现的可能性，同时也包容了存在的多样性。

（二）书写的延异和播撒

延异的产生直接受影响于索绪尔的差异概念，差异具有共时性，是结构主义的。延异的时间性则是“延”的，在“延”中自会产生差异或有差异的显现，而差异是没有固定时间的，是在不断延期的。延异（differance）与差异（difference）只有一个字母不同，a代替了e。它们之间形式的差别不能通过语音被辨识，只有借助于书写，言语优于文字也在这里完全被解构。德里达指出，并不存在纯粹和严格意义上的语音文字，因为他需要通过承认它系统的非语音“符号”（标点、间隙）等来起作用。可以说德里达是用“延异”来重新定义“差异”。在他看来延异较之本体论的差异和存在的真理存在的时间更为久远，延异更为宏观，它跨越了文化、民族、语言、人种，在延异永不停歇的自我位移和转动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符号的运行规则，也能更好的理解各种微观之间的差异。

当然“延异”脱胎于“差异”，自然也就继承了差异的意义。首先延异作为“间距化”，它指的是符号之间差异的实现和发生，也正是在相互区别的情况下，符号的意义才得以实现。就如“大”的意义要得以实现，它就要与“太”“人”“天”等类似的符号相区分。其次从时间上来说，延异指的是符号意义的延搁与滞后。延异涉及到存在于推迟之中的运动，这种运动是通过暂时的延缓来保留实现的，而这个过程中延异的空间会有变化，也会扩大或交叉、甚至超越。所以如“大”的意义也有可能通过与“小”“中”等意义的不同来区别以至确定。

正是由于文字的延异，意义也就不可能像在场形而上学那样由中心主义向四周散开，而是像播撒种子一样，其意义无限制地散开以其凌乱性和不完整性来反对中心本源，拒绝任何的中心权威。在德里达看来，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功能，他表现出文字自身的突破能力，也使文字书写体现出一种意义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播撒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彻底解构，也就意味着对封闭文本的一种否定，标志书写的意义被解放。另一方面播撒不再意指，没有构成符号的绝对指向性，不表现或描述，也不显示和隐藏，由此给了书写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有无限的语义效果。书写的意义交流不是把以前就存在的某种思想表现出来，而是交流本身就是中心。差异和播撒的书写对于在场的的形而上学具有先天的消解作用。德里达认为书写使意义无限延伸，而没有固定的确切意义。即书写是“缺席”的“在场”，文本中出现的所指都是被不断替换的能指。所以在文本中往往同一中包含着差异，在丰富多样中贯穿着内在的逻辑同一性。书写的文本既要有哲学思辨性，也要有具体的例释性。

德里达的的书写突破出西方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等级制”的固有框架，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也遵循理性的的逻辑。书写不停的流逝，它不会停在任何一个极端中，也不会朝向固定的方向。只是它在不停的播撒自己，借助延异的链条溢出文本。德里达的书写就像象形文字的书写一样，既融合了声音，字意也在空间差异中得以显现，不是声音和字意的一一对应。语音不再是高悬的逻各斯，书写的文字却长久的保存下来。当然正如德里达所说“不管这种无限性是否达成，都应在它的意义上去承认并尊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