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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修正了索绪尔的方法，将其运用到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当中。列维－斯特劳斯的兴趣在于寻找非工业社会以及人类共同体的神话中包含的普遍的基本思想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典型特征体现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1962;英译本，1966）等书中，它探索了能够说明甚至是所谓原始文化的社会复杂性的一系列规则和“规律”。文化（以及文学作品）可以被看做符号的系统，我们通过与系统自身内部符合与符号的特定关系找到它的意义。这意味着单独的个体是基本的、非人格的系统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  雅克·德里达 从广告标语到动物之间的交流，对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进行的分析现在都被称为符号学；几乎所有的结构主义方法论都可归入这门“符号的学科”。但是这样一门学科真的可能吗？也就是说，语言或者文化系统中的意义真的如此稳定，足以为那些系统中的文本或者仪式提供一种确定的解释吗？在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雅克·德里达（1930-2004）回答说“不”。他认为这样稳定的意义并不可能存在，一个文本也不可能存在确定的意义。实际上“确定的意义”这样一个概念暗示着某些关于文本、语言的未经过证实（和不可证实）的前提。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就是明白地列出那些和语言有关的前提，去“质询”文可能存在的多重意义，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展示出了他所谓的能指的自由游戏。德里达在这里的意思是，作者对词语只拥有暂时的“特权”；“享有特权”变成了能指的嬉戏的媒介 —— 延异（différence）——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语言体系（在德里达眼中，它根本不存在）的背景。它承接了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一传统的余绪；只是它现在的意思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样的语言”。因为意义只有作为经验才会发生，我们的经验不断地推翻（“重写”），甚至抹去字典对词语中的定义，而定义本身也在流变之中。一本出版的辞典常常带给我们这样的错误印象：语言有稳定的意义，然而那些意义却在不断地“嬉戏”和变化。使用一个词语不仅会超越辞典的定义，也会“抹去”那些在我们意识之外活动着的各种力量。康德对自在之物的指述是再好不过的了。那么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来，不存在什么可以确定语言中的意义的超语言关系。  德里达的评论让人想起了索绪尔的“差异”的系统，但是德里达把索绪尔的观察推向了逻辑的极限：因为所有的人类能够理解的事物都要通过他们的语言系统来实现理解，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文本”。因此，那就是说，只有通过探索能指的不断游戏的才能找到超验的理念的意义，因为柏拉图被人一遍又一遍地加以阐释。无法找到终极的意义 —— 柏拉图到底说了什么，到底什么是理念 —— 因为如果人类所有的理解都要通过文本性来实现，那么也就找不到什么终极的意义。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批判只代表了他的一部分思想。他对哲学最深入的思考是和形而上学有关的。他的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影响。他用他的解构主义方法有力地攻击了胡塞尔的超验唯心主义。  德里达一开始在形而上学被简化成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y) —— 这一形而上学认为所有存在都衍生于神圣的逻各斯 —— 这点上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由此开始他的批判。本体论神学这个术语是海德格尔用来形容形而上学自柏拉图以来的发展的。形而上学渐渐地将存在简化成了存在者、最高和第一存在或者上帝。自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来，近代形而上学试图在人类主体和逻辑中寻找绝对确定的结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到了终点，因为它完全遗忘了存在，而无效的逻辑和人类的傲慢却取而代之。德里达看到了这点，形而上学被人为地还原成假定先验的、绝对确定的逻辑。你或许会回忆起先验这个词，它是伊曼努尔·康德的观念：意识将感觉材料组织为时空中的客体，它们以因果关系及其他原则为媒介彼此关联。胡塞尔试图将人类的知识植根于逻辑的超验科学或者意识的普遍现象学。德里达将这一发展过程详细描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程，这个术语也适用于海德格尔的思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建立在对完全的存在或在场这一源始状态的怀旧上，这一状态现今已经失落。人们认为存在者从神圣的逻各斯上，从类似赫拉克利特在公元前6世纪首先提出的逻各斯概念，衍生出了它们的结构和意义。逻各斯在古希腊有许多意义，比如道、言语、思想、理性，但是对于赫拉克利特以及其后的思想家来说，他是宇宙中秩序、必然和理性的原则和来源。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建立在对稳定、有等级的必然世界的偏好上。这种世界的必然性和超验性只对于能够超验地思考的少数人存在。德里达用解构主义方法揭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基础中没有根据的前提以及人为的对立。  思维和语言永远不能成为绝对确定、超验概念的封闭系统，即使它们暂时地受限，它们的结尾应该敞开。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事物的独特性 —— 它们的可变性、不确定和不完整。解构主义的主张要谦逊得多，但是它们却能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影响现实。德里达的哲学是对形而上学、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理性抗辩。他将他的做法延伸到了哲学、伦理和心理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他是20世纪的苏格拉底，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对知识的大部分主张都是充满矛盾和站不住脚的。  吉尔·德勒兹
因此，德勒兹认为哲学的方法 —— 哲学研究事物的方式 —— 应该改变。德勒兹用了树状模型来批判传统哲学。他经常说，哲学家总是把研究的对象当做树一样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哲学家常常假设他们思考的对象总是清楚的、明确的和有序的。然而，德勒兹说这只是理想化的观点，它忽略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样研究事物的方式不能正确地考虑事物中的多样性。为了改变这种方法，德勒兹提出了以“块茎”来代替树状模型。块茎是水平而不是垂直生长的。块茎会四处伸展、生长，覆盖所有接触的事物，并且和其他块茎纠结在一起。请想一下草地，还有四处爬满的常春藤。如果哲学家如块茎一样来看待事物，那么他们会对事物产生完全不同的眼光。 我们可以拿语言作为例子。德勒兹的块茎方法指出英语实际上只是多样的方言，所谓“正确的英语”只是一种方言 —— 更大的块茎的一小部分。这样的语言研究方法能够说明德勒兹主要的哲学思想，德勒兹把他的方法运用到了文学、政治、电影、精神分析甚至艺术。他的作品被各个领域的学者付诸应用，如建筑学、城市研究、人类学、地理学、音乐学、性别研究，等等。  阿兰·巴迪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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