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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聂鲁达诞辰115周年特别推送 巴勃罗·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他书写任何事物都有伟大的诗篇，就好像弥达斯王，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 ——加西亚·马尔克斯 / 我能问谁我来人间 / 是为了达成何事？ 那时我在智利，是个少年。我知道。有人用残暴的手段捕捉天鹅。 他们划着船慢慢接近，之后突然加速。天鹅踉跄着试图起飞，却因滑行距离过短而失败，被赶上的人活活击毙。 有人送我一只垂死的天鹅。我为它治伤，给它喂食，沉甸甸地抱在怀里带去河边。但它总是用忧伤的眼睛望着远方。那天傍晚，它愈发安静，陷入沉思。我把它抱起来，感觉有一根塞子似的东西舒展开来，擦过我的脸。是天鹅耷拉下来的，细长柔软的脖颈。我于是知道了，天鹅死去时是不歌唱的。 父亲尚未归家，我独自爬上二楼，翻开写算数的本子。 窗外，绵延的森林遮天蔽日，暴雨如注。记忆将被黑暗渐次吞噬。 为了对抗死亡和遗忘，我开始写诗。 / 如今我确已不再爱她 / 但也许我仍爱着她 那时我在印度，是个外交官。我立志要深入到东方的生活和心灵中去，于是爱上了一位当地姑娘。 姑娘温柔热烈，却在相处的日日夜夜后，终于患上了嫉妒的毛病。她痛恨我的信件和邮电，甚至对我呼吸的空气都警惕不已。 为了确保我的忠诚，姑娘用尽了方法。白天时她操办神秘的宗教仪式，而在夜里，我被闪光惊醒——她身穿白衣，挥舞长刀，像幽灵似的，在我的蚊帐外逡巡整晚。 “你一死，我就不用再担心了。”她幽怨地说，却迟迟下不了决心。 在惴惴不安的等待里，我收到一份调往外地的公函。我暗暗地做着准备，终于逮住机会，扔下所有的行李，像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地离家后，转身逃上了开往远方的船。 听着汽笛鸣响的我悲从中来。船还在颠簸，我已拿出纸笔，开写一篇悲剧长诗，献给还不知情、却永远失去了我的姑娘。 在孟加拉湾的海浪里，我窥得了“爱”的一面。
/ 在他们未将我遗忘之处 / 哪一面旗帜飞扬？ 那时我在欧洲，是个活动家。我对着台下的朋友，向那些欧洲作家和学生发问： “你们了解我那十分遥远的祖国吗？例如，我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这些学识渊博的人纷纷一本正经地回答：“大象。” 智利没有大象，也没有骆驼。这只是其令人不解的困惑中的寥寥一角。智利的沙漠没有言语，它的沉默便是诉说。而我又能如何呢？作为荒山僻野居民选出的议员，作为从未穿过正装的工人的代表，我当然要为这一片广袤荒野奔波。 直到有一天，在洛塔煤矿深处，在炽热的烈日下，一名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向我伸出粗糙的手，眼睛炯炯有神：“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 他的脸因繁重的劳动脱形，手掌上的掌纹像是大草原的地图。 于是我得到了我的荣誉，和我的重要时刻。 / 我忧伤的诗歌 / 会用我的眼睛观看吗？ 那时我在黑岛，是个作家。当年的广播电台多次报道，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中，我是最有可能获胜的人。 我做好了准备，在家里老旧的大门上挂了一把大挂锁。新闻记者们蜂拥而至，却迎头吃上了“闭门羹”。我看着他们像老虎一样在墙外转来转去。 瑞典大使夫妇来看望我，带来一只装着酒和熟食的篮子。恰在这时，无线电中传来消息，希腊的一位杰出诗人获得了当年的文学奖。记者们立刻又吵嚷着走了。 大使那一篮子酒食，本来是为祝贺我获奖而准备的。但我们也并不伤心，而是为希腊诗人塞菲里斯珍重干杯。 大使和我相互看着。他问：“我对塞菲里斯一点儿也不了解。您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我也不了解他。”我坦率地说。这座石屋面对太平洋，汹涌的浪潮冲击着荒凉的海岸。我曾一连数日地坐在这里，面对着写作。当整座岛上的人家都笼罩在冬夜里时，只有我的房子亮着灯。 而现在我终于可以清静一些了。我打开门，外面空无一人。 我郑重地从大门上摘下大锁。 / 而为什么我决定迁徙， / 如果我的骨头住在智利？ 如今我老了。我已游荡过世界，历经过战争，为工人运动奔走呼号，获得了文学界的荣光。生活的浪潮仍在涌动，我将作为被提名的总统竞选候选人，再次回到人民中来。无数的民众将聚集在我故居的海边，听我为这广袤的土地演讲。他们会朗诵我的诗。 我又站在了祖国的街头。风吹过来，春天是不可抗拒的。 路旁的树枝已经抹上了绿意。我呼吸着这清新的气息，贯穿数年记忆里那冬天的苦楚、跨越大洲的颠簸、无尽的斗争与失落都变得模糊了。 这次，曾经在远方时反复梦见的美好季节终于在眼前展开。 “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的生活。” *以上为改写，素材取自巴勃罗·聂鲁达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小标题引自聂鲁达诗集《疑问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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