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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接着读李商隐的诗。 李商隐是晚唐重要的大诗人，叫我看，他能称得上大诗人，这很不容易，因为如果他仅停留在写写跟女道士、小姑娘的恋情，跟妻子的伉俪之情，跟朋友们的来往交际，他是得不到这样的诗坛地位的，幸好，他不仅因连续几次应试未中而饱受心理挫伤，还遇上了晚唐最重要的一次国家级的事变——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 两位野心家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这一年春天，李商隐二十五岁，他再一次入京参加进士试，再一次落榜，第四次了…… 这一年的唐帝国朝廷乱象纷呈，动荡不安，“牛李党争”如火如荼，不管是“牛党”还是“李党”人物，一旦获得权柄，紧接着就是毫不犹犹豫地党同伐异，朝中用人，不看才干，只看党派站队，朝廷大员走马灯似的变换…… 在无数次的朝局变换之中，出了两位大投机分子（当然，也是大野心家）：一位是李训，一位是郑注。 据《旧唐书.李训传》：李训是唐敬宗朝宰相李逢吉的侄子，原名李仲言，“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曾因谋害前相裴度而获罪被判流放象州（今广西），后遇大赦归京，归京后改名李训，后攀附大宦官王守澄，被举荐给唐文宗； 据《旧唐书.郑注传》：郑注本姓鱼，冒姓郑氏，出身低微，传说他的父亲是个牛医，郑注个子矮相貌丑，但却颇通医道，“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后结交大宦官王守澄，也被举荐给唐文宗。 注意两个人的共同点：1、两人能出现在朝局中心，走的都是大宦官王守澄的路子；2、两位都都不是什么正经人，都有改名换姓的经历。 据《郑注传》记载，郑注进入朝廷中心，“时李训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侧，讲贯太平之术，以为朝夕可致升平。两奸合从，天子益感其说。是时，训、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土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人人惴栗，若崩厥角。” 你看，李、郑两位是真正的野心家，唐文宗不是反感党争吗，他们索性给朝中的官员都标了牛、李党的标签，稍一碍眼就驱逐出朝，甚至到了“班列为之一空”。 （唐文宗勤政楼上看蹴鞠） 当然，唐文宗也不是傻子，他有自己的打算。唐王朝自宪宗朝起，大唐权柄几乎就完全掌控在宦官手里，甚至皇位转换，也尽出宦官心意，唐文宗自己就是由宦官拥立才登上了皇位，但他实在受不了宦官对他的长期挟制操控。一个皇帝，却不能政由己出，这实在让他感到屈辱，自觉窝囊不堪之际，他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选定了李、郑这两位由宦官提拔起来人物，大概选择的理由也很简单：宦官们不易觉察，意想不到便不会设防。 这很有效，因为很快，李训和郑注就替唐文宗除掉了他们共同的恩人大宦官王守澄，他们把王守澄先调离中尉岗位，名义上是升职，给了个虚衔：“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名头足够大，但却没有实权，实际上是架空，然后就是“赐鸩杀之”，一壶毒酒了事。 甘露之变 说说甘露之变的经过。 在事变之前，我们可以想见，唐文宗与李训、郑注（此时李训是宰相之一）等一定是谋划已久，此中细节，不再一一细说。 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早朝（据推算，这一日正是当年的冬至），金吾卫大将韩约上奏称金吾卫大厅后面的石榴树夜降甘露，于是百官称颂祝贺，李训假意建议文宗亲往察看，文宗同意，百官退班，文宗乘软舆由太监们抬着来到靠近金吾卫的含元殿，然后命宰相率中书、尚书两省官员先去查验，查验结果自然是无法判定是否甘露，于是文宗又令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众内官前去查验（这一次，去的都是宦官的各级头目，也是文宗要杀的目标），同行引路的就是金吾卫大将韩约。 （夜降甘露的石榴树铜塑） 一众人到了金吾卫大厅院内，韩约心中有事，不免神色慌张，额头冒汗，仇士良何等警觉，疑心大起，恰在此时，一阵风过，吹起帘幕，他隐约看到幕后埋伏着的士兵，细听还有兵器相撞之声，两个宦官头子立即回过神来，转身就跑。他们动作太快，伏兵们无法关门打狗，仇士良已经直奔含元殿，接着就要挟持文宗进入内宫，李训当然不愿，抓住软舆不放，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要刺杀仇士良，但宦官人多，李训只坚持到宣政门就被身形庞大的宦官郗志荣击倒，随即唐文宗被挟持进东上阁，然后关上了阁门。 有讽刺意义的是：东上阁大门一关，众宦官竟然齐声高呼“万岁”，显然，这一声“万岁”不是喊给文宗的，而是庆幸他们自己逃过了杀戮，并且掌握了皇帝，他们胜定了。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宦官们派出禁军，大开杀戒，血洗长安……被杀的人中，有现任宰相四位，即王涯、贾觫、舍元舆、李训。其他官员则有郑注、王璠、罗立言、郭行馀、韩约、李孝本等与事变有关的，不但本人被杀，而且株连九族：“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其他无辜死于乱军的官员和平民百姓更是数不胜数。最可怖的，宰相王涯被执行死刑时，仇士良勒令百官必须临视，以达杀鸡吓猴的目的。 （甘露之变时的长安） “甘露之变”初衷是诛杀宦官，却遭宦官反扑，最终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反成了平叛功臣，唐文宗虽未被废，但却进一步被宦官控制，据《资治通鉴》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议事，士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有什么大事都是宦官们说了算，宰相只不过是行行文书罢了，仇士良等更是动不动就威胁官员说：你难道要做第二个李训、郑注？想一想，这哪里还是李唐的天下。 直到第二年（开成元年，836年），泽潞节度使刘从谏（重兵在手，是真正的强藩）上表询问王涯等究竟有何罪名，措辞严厉，锋芒直指宦官，唐文宗的腰杆才算稍稍硬起来，朝政才略略回到宰相们手中。 甘露之变中的大诗人们 其实前面写白居易，写杜牧，我们都曾经提到过这次朝堂惊变，但那两位在这次事变中的表现实在配不上他们大诗人名头： （杜牧画像） 杜牧在“甘露之变”之前为了防止自己卷入这场风波，称病跑到了洛阳，他实质是上是躲过去了。事变之后，杜牧也写了跟事变相关的诗，就是《李甘诗》《李给事二首》，其实是批判李训、郑注，对宦官专权的朝局一声也不敢吭，他志不在党争，又害怕惹祸上身，这是他的个性使然，他胸怀大志，志在家国，心想军旅，但真放在生死关头，他是要缩一下脑袋的，当然，这很正常，大诗人也是人，虽然这时杜牧33岁，正是谋国谋局之时。 白居易在“甘露之变”时，正在洛阳做太子宾客分司（这也是他辞了同州刺史，自己请求得来的职务），闲得不能再闲，对于国事，他的态度干脆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事后还写了一首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称：“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似乎十分庆幸自己早早从京城跑到洛阳，躲过了大难一场。如此一看，白居易写那些关乎民生疾苦的诗，真有理由让我们觉得不彻底、不真诚，当然，白居易是经历了打击之后的人生观转变，也无可厚非，何况这一年，老白已经年过花甲（63岁），你还能希望他做点啥！ （白居易塑像） 李商隐也不在长安，因为他参加了当年春天举行的进士试，第四次落榜之后，正在家乡伤心不振，当然，李商隐估计很快也听到了消息，毕竟“甘露之变”事情太重大了，杀人太多了。 李商隐的反应要沉重得多，他深思熟虑地写了《有感二首》，因为在诗题之下，他还额外做了小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二诗纪甘露之变。”（事变当年是旧历乙卯年）。两首诗如下： 其一：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其二：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李商隐像） 这两首五言排律，借汉代旧事写“甘露之变”，其实质是描摹宦官专权的现实，蕴含了李商隐对时局的忧虑之情，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并存。其中第一首叙述甘露之变的情况，以叙为主，叙中夹议；第二首写甘露之变之后的朝局，议论与愤慨居多。 通诗读完，你会发现，这显然是两篇反复推敲的作品。他控诉宦官的杀人如麻，他责备成事不足的李训，甚至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皇帝，站得够高，看得够清，要知道，李商隐这个时候还是屡试不中的白衣士子，但他却已经具备点评时事、指点江山的眼光和胸襟。 为什么李商隐会考虑这么多，我们来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年轻，他心里还想着，未来是他这一代的！相比杜牧，他更大胆；相比白居易，他更有担当！在“甘露之变”来临时，李商隐谁更像是个大诗人 与老杜诗风相近的一首诗 我们一定还记得老杜的《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老杜那个时候，在局势之下，甚至哭自己的家国都不敢哭出声来，因为叛军就在附近。诗中的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东南，秦为宜春苑，汉为乐游原，有河水水流曲折，故称曲江。隋文帝以曲名不正，更名芙蓉园，唐之后复名曲江，到开元中更加疏凿，为长安人游赏胜地，每逢佳节，长安皇族更是经常光临此处。 （杜甫塑像） 李商隐在“甘露之变”之后也写了一首《曲江》诗，这是他在开成元年重返长安参加当年举行的进士试之前写的一首诗。全诗如下：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显然，李商隐在考前是有意要去曲江看一看的，因为自老杜而后，曲江似乎成了见证唐王朝兴衰的标志性景观。他对长安很熟悉，因为他已经来长安参加了四次考试，“甘露之变”之后，长安的巨大变化迫使他必须要到曲江看一看，看看这个有代表意义的地方有什么变化。 （现在的曲江池）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望断指向远处望直至看不见。翠辇指饰有翠羽的帝王车驾，李贺有诗《追赋画江潭苑》称：“行云沾翠辇，今日似襄王。”李商隐熟稔李贺之诗，用典也用李贺的。子夜字面指夜半子时，即半夜，同时又指乐府《吴声歌曲》名。《宋书.乐志一》：“晋孝武太元中， 琅邪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此处当是合用两意。曲江已经望不见帝王的翠辇经过，只能在夜半聆听冤鬼们的《子夜》悲歌，“甘露之变”杀人太多，蒙冤的显然是大多数。 （长安城市规划图）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金舆，自然是指帝王乘坐的车轿。倾城色本是形容女子极其美丽。在此指皇帝的嫔妃们。玉殿是宫殿的美称。下苑本指汉代的宜春下苑，到唐时也称曲江池为下苑。宫妃们的金舆再也不从这里返回，因此再也见不到倾城国色，只有曲江的流水在玉殿宫墙的撞击之下水波荡漾。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华亭闻唳鹤有典：西晋名士陆机因被宦官孟玖所谗而被杀，临死前大声悲叹：“华亭（陆机旧宅旁山谷之名）鹤唳，岂可复闻乎？”后来就以“华亭鹤唳”作为感慨生平，悔入仕途的典故，你看，诗人用典很讲究，陆机死于宦官之手，所以用他的典故。铜驼：铜铸的骆驼，一般置于宫门寝殿之前。西晋灭亡前，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这是哀叹晋室灭亡之声。临死之际还在想念华亭的鹤唳，忠心的老臣忧念王室的命运而悲泣铜驼。
（洛阳八景之一：铜驼暮雨）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天荒地变：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巨变。这里应当指“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甘露之变”。伤春：为春天的逝去而悲伤。诗写于春天，所以伤春，这是字面意思，但伤春的悲伤显然比不过甘露之变的悲伤，何以称“意未多”呢？显然，这里的伤春，是伤国家之春，与上面的泣铜驼是一意相承。“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肠断，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已经面临衰颓没落的命运，让人悲意顿生。 李商隐写这首诗时，距离907年唐亡还有七十年，但诗人已经敏感地预见到国运的衰颓。在这样的时局之下，唐文宗却还有心情“开寿宴”（唐文宗生日是十月初十，上面《有感》诗里的“开寿宴”当指所有的宴饮，并不单指贺寿之宴），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 如果说老杜的曲江《哀江头》是在感叹盛唐的一去不返，那么李商隐的《曲江》则是大唐行将灭国的一曲悲歌。“甘露之变”的巨大变换，使他真正站到了相对的高度，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这对于李商隐来说，是幸事，否则，他很可能会一直停留在“言情”题材里跳不出来，他的诗就会局限在写写痴男怨女的悲欢离合，不涉及相对宏大的时代现实题材，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荥阳的李商隐墓） 但或许正因为李商隐写了这样的诗，他成了一个“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失意诗人，那个时代，不需要他这样敢说话的诗人。尽管李商隐后来已经不敢说了，至少不敢直说了，于是，他的诗变得晦涩难猜，但他的诗对于他的仕途，仍然不再有更大的积极作用。 是晚唐的大时代铸就了李商隐的诗风，想及此节，不禁是一声长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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