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油画《开国大典》为何会有敦煌元素？

董希文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学生说：我这一辈子，最想画的画都没来得及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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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1979版） 230×405 布面油画 董希文原作 郑振铎等人复制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毛主席亲自揿下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951年初，中国中宣部、文化部开始筹备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党庆画展，需要一幅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经典时刻——开国大典的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命题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青年画家、教授董希文，当时他只有37岁。

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独立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这幅热情讴歌人民革命的世纪杰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喜爱，当印成年画后，发行量达100多万张。

在创作的过程中，地毯、建筑、民俗……相关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画成了草图，向各个领域的专家请教，其中就包括将部分图案稿邮寄给第一位到敦煌临摹壁画的女画家邵芳。【相关资料：她是首位临摹敦煌壁画的女画家】

董希文寄送给邵芳的图案稿之一

董希文寄送邵芳的图案稿局部图

1953年，毛主席参观《开国大典》油画，称赞其：“是大国，是中国”。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非常兴奋，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

临摹敦煌古佛真迹 58×127 董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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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开国大典》完成后，被视为油画民族化实践的典范。在《新观察》中，董希文撰文详细叙述了他是“在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上是如何从吸取了中国古代绘画传统上的创作方法，而初步获得了解决的一些经验。”。

甘肃画院原副院长、长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段兼善先生说：“《开国大典》这幅油画表现出了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它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完全中国传统特色，与西方油画所采用的手法截然不同。西方的油画比较强调明暗变化，而中国绘画则基本上散光平光。尤其是，《开国大典》中的云彩等元素，借鉴了敦煌壁画中装饰画的元素，整个画面较好地传递出了吉祥兴旺的意蕴。”

临摹观音菩萨（唐） 62×165cm 纸本彩墨 1943 董希文

董希文与敦煌又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董希文生于1914年浙江绍兴，父亲董萼清是浙江绍兴有名的收藏家，从小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但是父亲认为，做画家生活没有保障，不同意他走向艰难的艺术道路。父亲的劝阻并未奏效，1932年，18岁的董希文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土木系，但第二年便向姐姐借来30元钱，偷偷考入了苏州美专。

父亲见儿子心志已坚，同意了他“弃工从艺”。董希文也因思乡心切，又于1934年考入了杭州国立艺专——也即今天的中国美院。师从林风眠、潘天寿、李超士等名师。毕业之后，在动荡与战乱之中，董希文又先后在上海美专、湖南及越南巴黎美专分校深造（因战乱未能成行）。并在西南、西部和西北等地区进行学习、创作。

董希文

对他的艺术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则是敦煌壁画。1943年，29岁的董希文参观中央图书馆举办的《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展》，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他联系到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委员之一的常书鸿，表达到去敦煌的愿望。1943年7月，董希文和新婚妻子张林英踏上了西行之路。国难当头，信息不通，交通不便，他们先乘卡车到兰州，然后搭乘到新疆的车，再骑骆驼到敦煌，就这样晃晃悠悠了3个月之久，才来到被沙漠所包围的敦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的临摹、学习敦煌壁画的历程。

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没有成立，董希文跟随常书鸿等人整天在洞窟中临摹壁画。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他尤其注重唐以前的壁画，特别是六朝北魏的壁画非常重视。他临摹了大量的北魏时期的壁画，其中有《太子舍身饲虎图》、《儿色鹿长卷》内容等等。他如同一块干燥的海绵，在从敦煌保存下来的古代壁画中大量地吸收着养分。恰巧，这一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敦煌佛爷庙发现了一批六朝初期的彩绘砖，董希文临摹了其中的大量内容。

在敦煌，董希文潜心研究民族传统壁画艺术，一呆就是近三年。 他对古代无名画师表现人物运用勾勒和设色的精微入化深有心得，认为敦煌壁画上的人物上色不依靠明暗法塑造形体及质感，其效果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杰作媲美。其艺术手法是东方艺术的特色，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和深入研究，对他以后的油画创作，无论是造型手段还是色彩装饰的独到之处，都是不可割断的因果关系的。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董希文也筹划返乡。敦煌之行不仅让董希文汲取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绘画的营养成分，也让他接触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董希文在《开国大典》中那种广阔视野的展现，无疑是受到西北戈壁广阔天地的启发。

董希文先生有三个孩子，二儿一女。三个孩子的名字里，都带有一个“沙”字。其女董一沙说，这其中包含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感情。在敦煌的那几年，董先生临画，整理敦煌的艺术历史，对这片沙漠产生了溶于血脉的深厚情感。为了纪念这份感情，董先生给儿女的名字里都冠了一个“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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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行为他探索油画中国化之路提供了艺术修养和素材的准备。

敦煌壁画带给董希文巨大震撼，他指出“试想当时石窟里的壁画，在许多油灯和烛光的闪耀下，那富丽的色彩，何等辉煌，它充满激情，牵动着人们的心灵。这是历代无名画工精心创作，经过长期的熏陶，便形成了人们对绘画艺术的欣赏习惯。它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

董希文发表的多篇论文都出自对敦煌壁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如《关于壁画的形式和制作》一文对敦煌壁画从墙面制法到色彩等进行了详细阐述；1960年10月，他带领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去敦煌观摩学习，从多角度讲解和分析敦煌佛教与敦煌艺术 。

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董希文作品《哈萨克牧羊女》作于1948年，创作灵感来自敦煌附近的阿克塞哈萨克牧区。这是董希文借鉴敦煌艺术风格创作的民族油画经典。他把敦煌北魏壁画粗犷的线条和几何形状的色块融入油画，让雪山、帐篷、牧羊女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运动感。这是代表董希文艺术成就的登峰造极之作。

哈萨克牧羊女 160×127 布面油画 1948 董希文

1949年，他以民间年画和敦煌壁画的手法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构图饱满，情绪热烈。色彩与造型的重复性节奏造成的壮阔声势是敦煌壁画的一个艺术特点，被董希文运用在完成于1960年的作品《百万雄师渡长江》中。“文革”伊始的1957年，他创作了《红军不怕远征难》。其中既有敦煌壁画流畅而简约的色彩，同时也是一幅具有现代精神表现性的绘画。

北京入城式 布面油画 1949 董希文

百万雄师下江南 1959年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董希文

红军不怕远征 40×73cm 麻布油彩本 1957 董希文

中国杰出画家、艺术家艾中信曾指出，在《开国大典》的人物塑造上也可看出有些勾描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如在郭沫若头部的塑造上用淡赭色作线描，将外轮廓线和内轮廓线结合（有时称“复线线描”，这些术语是董希文最先使用的）。作品自然地将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与高扬的民族精神相结合，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强的自豪感，具有民族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