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老闸北的兴衰

    上海城市宋代仅成镇，元代设县，至明清时期，才被称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逐渐繁华。而作为闸北地区，直到上海开埠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闸北”名称由来是因这样一段故事；吴淞江在上海段叫苏州河，是一条重要的水运航道。曾是太湖泄洪的主河道。最宽处曾达十多公里。清乾隆二年（1737年），人们在距苏州河老石闸以西三里处的金家湾（今乌镇路桥西侧，大统路附近）再建了一座“新闸”。闸北因在新“闸”之“北”得名，大致以虬江（已填掉）为界，南部属松江府上海县，北部属太仓直隶州宝山县。因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依照《南京条约》，英、美、法相继在上海县城以北建立租界并向外扩张。到1899年英美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进行最后一次大扩张后，上海城市几乎所有的良好地段都纳入租界范围。伴随租界兴起，上海城市中心从旧南市区北移，渐与偏僻荒凉的闸北地区相接。闸北绅商在租界扩张的刺激下，也于1900年成立闸北马路工程总局，自开商埠，进行市政建设，成为闸北城市化进程的起点。1908年底沪宁铁路全线通车，上海火车站（“老北站”）建成了高敞的三层站楼，成为当时全国最大、最壮观的火车站。闸北从而成为上海陆路交通枢纽。由于闸北地价低廉、交通便利，吸引民族工商企业纷纷入驻。至20世纪20年代末，闸北迅速发展成上海一个重要工业区，已有较大工厂256家，占全市总数566家的45.23%，当时人称闸北为“华界工厂发源的大本营”。美国著名记者鲍威尔称赞：“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建设，无论在数量或重要性上，都超过了在上海的外国人，它们主要集中在邻近虹口的闸北地区。”与此同时，闸北的商店也日具规模。大统路开设了各类商店50多家，有“闸北南京路之称”。闸北的人口也从1903年的不到3万人增加到1920年初的30万人，成为华界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人们勤劳营作，安祥生息。1923年，清末状元张謇首提闸北设县，虽然这一建议没实现，但“足见闸北之发展”。实际当时的宝山与上海县已难以再继续共同管辖闸北了。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闸北被划为区，闸北区正式建区，从此与宝山和上海县在行政上脱钩，从事实上确认闸北地区在上海的重要地位。约1930年前后，这里的街道两旁大多是成排的三层石库门楼房和组成的弄堂，四安里（三层楼）也在此时建起。附近还有发电厂、货运火车站、缫丝厂、大大小小商店、电影公司、学校……”。宝山路和新闸两个繁华中心东西相拱，北面还有大片田地可供开发建设。且闸北没有市县城那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城区错综复杂矛盾，它完全会快速地、现代化地向前发展，成为更繁华的新型市区，前途宽广！ 然而，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日军以保护日侨、执行防卫协定为名，首先进攻闸北天通庵车站等处，“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战争爆发。日机对闸北的房屋建筑群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的轰炸，共有103条里弄街坊、数万间房屋被毁。尤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善的印刷企业之一”、坐落在闸北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在轰炸中房屋完全倒塌，馆内资料机器全部烧坏。“三十余年来致力我国文化事业之基础尽付一炬，物资上精神上之损失均极重大。”整个一·二八战争期间，日军在闸北肆虐达28天。闸北的精华地带几成瓦砾。战后前往探访的记者发现，闸北“一月以前鳞次栉比的市房，至今已无一完整之屋宇……宝山路西边之房屋，尽若罗马废丘”。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给闸北造成了巨大损失：人口伤亡达2.3万人（占全市华界82%）；受损商号登记有4204家，工厂841家，经济损失1.32亿余银元，占全市华界地区68%，为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然闸北尚未因此一蹶不振。《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闸北立刻开始了复兴工作。可是，仅仅过了五年，在1937年的“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争中，经济刚有起色的闸北再次成为日军主要打击目标 ；日军共向闸北发起进攻136次，炮轰48次，飞机轰炸98次。当时从租界高处向闸北望去，所见之处整日浓烟遮日，火光冲天，触目惊心。特别是老北站在日机反复轰炸下，更“到处是累累的战痕，（月台）已经被炸成一堆残缺的砖土，像一个被毁了的大坟墓”。经过80余日的狂轰滥炸，“闸北已成一片焦土，其破坏景状，几不能以笔墨描写，炮弹与炸弹破坏之遗迹，到处皆是，举目四瞩，如地震后之景状”。1937年10月28日的《大公报》刊登了《闸北遭大火迄今晨未灭》一文，详细报道了当时的惨状：“苏州河北大火彻夜未熄，烈焰腾空，一公里外，火舌亦隐约可见。舢板厂、新桥北、泥城桥桥堍诸屋宇，亦起大火，麦根路浜北大盛木行、福康面粉厂，俱成灰烬，戈登路桥北平民棚屋亦付之一炬，难民不死于枪炮，而葬身火窟者不知凡几。据一目击者告诉当时记者，恒丰路、长安路之火，为敌军于午刻进占后所起。敌沿河岸辄三五成队，搜索进行，每队敌军先将空屋打开，然后以竹筐两只运至屋内，实施纵火，迨敌出门，未到二三分钟，火即穿透屋顶，挨户实行。”日军的暴行，使全区95%以上的建筑物变成废墟，除上文提到的位于恒丰路、裕通路西侧的“三层楼”外，几乎找不到完好如初的建筑。被称“三层楼”的建筑真名叫“四安里”，是一条正宗的石库门弄堂（胡同），原建有43幢石库门楼房，战火使此地仅存一条石库门三层楼。而已在“一·二八”中遭受重创的闸北丝业，八一三中再遭灭顶之灾，工厂损坏率达百分之百！耗费三十年时间，才由一片荒郊发展成繁盛市区的闸北，在短短的百日两次淞沪战争之中，就回到了荒郊废墟。日本两次淞沪战争，将闸北较现代化设施全部摧毁。战争又导致居民大量逃亡，到1938年初，闸北境内居民仅余120户，580余人。这一年的春节，闸北“景象沉寂悲凄，恍若死城”。尤其日军“八一三”的狂轰滥炸使闸北的元气丧失殆尽。日军占领闸北后，还拉起了很多铁丝网，将1300余亩的土地划为军事用地，禁止居民进入。难民为卖米常钻铁丝网，往往惨遭杀害。繁荣的闸北立刻走向衰败。而汉奸伪上海市政府竟厚颜无耻称闸北“虽原为工商荟萃之区，但战后悉为焦土，情势变迁，迄今人烟稀少”，“姑予列为乙等镇”，退居真如、大场（甲等镇）之后。1938年以后，伪政府也有所谓恢复闸北繁荣的计划。然毁坏易恢复难经费浩大，伪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当时《文汇报》嘲笑称这是“缘木求鱼，决难实现”。计划落实下来只不过做些面子工程，搭盖了一些供灾民居住的小棚而已，也吸引了因“抗战初起遭逢变乱，家室被摧毁于炮火，流离露宿风栖，备受艰辛”的苏北难民。他们一贫如洗纷纷涌入搭建棚屋借以栖身，在闸北诸多的棚户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蕃瓜弄。蕃瓜弄东邻今南北高架路，南接天目西路，西抵大统路，北靠沪宁、沪杭铁路，总面积为6.05公顷，原名不叫蕃瓜弄，也絕不是后来的“贫民窟”。而是一名为姚家宅桥的村落（因47年产一特大南瓜有长须茎瘤如龙头被视祥物而得名“蕃瓜龙”），随着民族工商和居民涌入，地区渐扩，后来逐步形成街市里弄。到了1920年代，这里已成了闸北西南部的繁华地带之一，有致富里、同德里、如意里、吉庆里等十七条旧式里坊弄，多为二层石库门里弄，此外还有通和布厂、大中烛皂厂、海昌公所等经营粮食、香烟、木材、绸布和茶馆等十余家店铺。。然而“八一三”期间，和闸北其它地区一样惨遭日军炮火蹂躏，成了一片废墟。之后，随着难民在废墟上大建棚户，蕃瓜弄这样的棚户区和三层楼周边棚户区一样，逐步点连成线，线纵横交错，又变成面。蕃瓜弄西部区域，棚户有44613户，占全区域60545户的73.7%，这种相连棚户人称“滚地龙”，每户面积不过一张地铺大小，用竹片、茅草建成，像地震临时棚，不堪风雨。棚户居住者多为苏北人，约占60%。主要也是苏北人当地连遭战火，再逢大水饥荒，来沪又近的缘故。落难的人们大建棚户，形成“先占强定”局面。到1945年冬，仅蕃瓜弄棚户竟达3800多间，人口达2万多。闸北大量棚户区，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商企业、 医院学校的重新进入，导致闸北经济出现了“空心化”。经济无法再兴，始终“凋零”。这是闸北衰败后的景象。我们的父辈，大概也在此时涌入的吧！截至1948年，闸北共有工厂42家，其中1930年以前有13家，1938年以后新建的29家，其中中小作坊、小工场有23家，全区惟一可称得上有规模的仅7家。而抗战胜利后全区仅剩中学6所（全市121所，占4.9%），小学43所（全市786所，占5.5%）。学校的缺失和居民的贫困使闸北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其识字率居于全市的末位。抗战结束时，时人感慨“见沪西红瓦房屋，要增加十分之四，南市闸北黯无生气，前之十里洋场则依然故我”。昔日“华界工厂发源的大本营”已然变成“棚户王国”。居民的赤贫化使闸北名副其实地沦为了“下只角”，甚至因一穷二白的窘困状态，而被戏谑为“赤膊区”。闸北，旧时代曾经繁华，就因日寇的野蛮战争而衰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