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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篇在《庄子》中列于“杂篇”，是全书的最后一篇。《天下》篇论述了先秦诸子中的四家七派，即儒家（“邹鲁之士，口绅先生”）；墨家（墨翟、禽滑厘派，宋饼、尹文派）；道家（彭蒙、田骈、慎到派，关尹、老聃派，庄周派），名家（惠施、公孙龙、桓团）。 庄子生活的年代是刀兵遍地、烽烟四起的年代，也是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年代，社会上动荡混战，人们的思想也混乱不堪。对于前者，庄子虽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去顺世游世；对于后者，庄子则说长道短，鞭辟入里，深得古今学者的赞叹。《天下》篇虽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学术思想述评，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读来十分感人，是情辞俱佳的妙文。 庄子首先是痛感于天下只研究适于某一局部的“方术”之人太多，这些人又自命不凡，以为自己的学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而不去研究宇宙人生的本原，以及与方术相对的学问一—道术。由于人们各执一端，“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却不能相通，结果就导致道术“为天下裂”的悲哀局面。 在接下来对诸家学派的品评中，庄子表现出极其可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批判精神，既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短处，又饱含深情地赞扬其长处，有一种争鸣中不贬人扬己、辩驳里不掺和情感好恶的宽广胸怀和全局观点，充分地表现出一代旷世哲人卓厉超拔的伟大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对儒家，庄子曾在《天下》以外的篇章中，多次以寓言、卮言等方式评说过，所以在本篇里只扼要地承认了被儒家尊为经的《诗》、《书》、《礼》、《乐》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儒者对它们的诠释，表现出庄子所具有的严肃学术态度，这与本篇以外其他各篇中那种放谈无垠、嬉笑怒骂的文风有了迥然不同的区别。 对墨家，庄子肯定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的崇俭思想，赞美他们“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济世精神，但也指出墨家的缺陷：“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葛（羊皮、粗布）为衣，以口口（木展、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使一般人难以承受如此的辛劳。 庄子对墨家崇俭思想的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道家的鼻祖老子就宣称：“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日慈，二曰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说到庄子赞美墨家的救世精神，倒让人感到困惑，因为庄子是主张虚静无为、弃世绝智的，而墨子却倡导“栉风沐雨”、“日夜不休”。因此也有些学者根据《天下》篇中的这类思想并不符合庄子的哲学初衷，而认定《天下》为后人所作。 对道家，庄子先言彭蒙、田骈、慎到一派，这三人都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又被称为稷下学派。他们的“弃智去己”、“莫之是、莫之非”等思想对庄子的影响很大，可庄子断然指出他们所说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只不过是曾经听到过道的大概而已，也就是说他们还没进一步地认识到道的根本、道的精微所在。 这也正是道家中彭蒙一派与关尹、老子一派的本质区别所在。所以庄子称赞关尹、老子才真是古代博大的“真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他仰慕不已的老子，他却没有用诸如“至人”、“神人”、“圣人”、“真人”一类词语冠于其上。 这大概是因为“真人”可存在于现实社会，而“至人”、“神人”只存在于理想世界吧。最后说及庄子，强调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至大胸怀和至高思想，描绘了他恣纵的心态、豪放不羁的性格及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 对名家，庄子痛下针砭，说他们“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对其诡辩术深致不满，但也深惜惠施之才所用不当，因而慨叹说：“惜乎惠施之才！”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如此全面系统的思想史论著，不能不让人钦佩庄子哲学的博大精深，更叹服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参考资料 《庄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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