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道之间

曾听人说过，一个人成功与否，在于身后有多少人参加他的葬礼。这个标准令人说不出的厌恶和反感。这种貌似深刻的箴言，似乎看透了高朋满座风光无限的虚名，但骨子里却是对万人景仰的无限认同。这一箴言，要的是真“关系”，而不是暂时的利益结盟。说到底，追求的还是朋党关系，只不过他要的更多，他要的是更加牢固的关系。只是那些默默无闻者呢？那些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呢？他们难道都白活了吗？他们难道就没有价值吗？

有关系就有朋党，有朋党就有依附、包庇。朋党最令人诟病的是缺乏客观，没有底线，凡事只以朋党的利益为准绳，不谈公正，没有良知。倒是曾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朋党正名，宋朝文坛领袖欧阳修洋洋洒洒一篇《朋党论》，声称朋党无谓好坏，小人结党是坏，君子结党是好。但是欧阳修文章的文学价值甚高，但其《朋党论》却并未能给朋党正名。倒是体现了宋朝的政治宽松，同样一篇文章，若是呈给乾隆皇帝，恐怕得掉脑袋。

毛姆说过：“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容忍的生活场所，首先得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儒家以成“圣”为最高理想，为“圣”者，心无杂念，为国为民，既为楷模又为人王，如此方为大同。但其中的矛盾是，私心确是人之天然本性，于是结党不绝，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打击异己。在中国文化中，朋党从来就是下作，于是在古代某些时期，不容于世间的独立之人格者往往选择另外一种生活，那就是归隐。

中国古代士大夫随着年龄增长多半有个“由儒至道”的趋势。最初，年轻的士人多半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步入仕途，或为济世救民，或为功名利禄，立志一展宏图。但久而久之，俗世偏见的艰难，官场倾轧的艰险，独立人格的痛苦，信仰认知的疑惑，将这年轻的火气消耗殆尽。每日家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平静的心态逐渐愤世嫉俗或者玩世不恭起来，最后走向逍遥世外，不问世事，在山林泉石之间去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

苏轼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篇《上神宗皇帝书》洋洋洒洒，分析时事，针砭时政，一腔热血，不管不顾。然突如其来的“乌台诗案”，让苏轼身陷囹圄，最后虽然大难不死，但心绪大变，佛教、道家逐渐成了苏轼宽慰心灵的渠道。饶是苏轼心胸宽广、生性乐观，虽未变成和尚、道士或者隐士，但也已经锋芒不再了。

另一位以“桃花源记”著称的陶渊明则是另一个极端，陶渊明以高风亮节称道，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气节。陶渊明似是孤傲清高之人，寡言少语、厌恶虚荣，十三年间数次辞官，直至在彭泽县令位置上，决然而辞，彻底与官场和俗世决裂，完全过起了山林田园、乡野农村的隐居生活，而后得其所然，成大家之言。

清朝袁枚又是另外一种，袁枚为官政治勤政曾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而后潜心经营“随园”，以《随园食单》《随园诗话》《子不语》等知名。袁枚与他人不同者在于自由随意，放荡不羁，甚至声色犬马，谈中国历史上的“吃”，是绕不过《随园食单》的。袁枚终其一生，以游山玩水，好食，好色著称，他的《子不语》甚至公然赞扬龙阳之好。袁枚有句名言是：“好色无关人品”。

西晋张翰是第四种情况。据《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翰有一天见秋风起，想到故乡吴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当场命车驾上路，不辞而弃官还乡。因为张翰是私自离职，所以被开除了公职。张翰却不以为意，率意而为，不愿为名利束缚自己，有人问他说，“您可以一时生活很快乐，难道你没想过百年之后的名声怎样吗？”张翰回答说：“给我百年之后的名声还不如现在给我一杯酒。”人们认为他的旷达很难得。

以上四人，苏轼心高气傲但一生坎坷，不欲隐而不得，只能以苦为乐，以佛道为心之所系。陶渊明时时不忘归隐田园，犹豫再三，终得其所。袁枚却是理直气壮将声色享受作为一生追求。而张翰则审时度势，毅然归隐，落得平安一生。四人的共同之处正在于独立之人格，自我之追求。虽堕入尘世，但终一意随心而过，实为难得。

加缪说过，我很想知道是否可以随我所知而生活，而且仅仅凭我所知。他用《局外人》告诉大家，欲做自己之难。但是尽管理性永存，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尊严、自我牺牲和爱。一切普遍的理性信念其实都是虚构，它的生存条件是不能受到审查与讨论。正因为如此，人的灵魂生活比外在的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更加本质，每个人的人生质量首先取决于他的灵魂生活的质量。但是在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是不为他人所知的。而人拥有精神和灵魂的表现，又正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这样的一些人恰恰是觉醒的人，他们不是对世界毫无感应的麻木者，也不是假装快乐的失败者，而是有目的地去做事，而且对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充满信心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