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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晚年，坚持要搞御驾亲征，去打高丽。 仗打得很不顺。 死了不少人，算是败绩。 李世民很意外。 回到长安后，他放不下，就找老军头李靖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世民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 我堂堂大国，搞这么大动作，朕还亲自上阵，最后却被一个小国占了上风，什么情况？ 李靖不想和他讨论，就说，这个事，陛下问李道宗同志就可以了，他懂。 道宗是李渊的侄子，宗室亲贵，也是个老军头。 李靖明白，虽说他们和今上从前都算老战友，但李和李不同，有些话，还是让李道宗说比较合适。 太宗皇帝就赶紧宣李道宗。 道宗一看，小会，没外人，就说几句。 无非是当初他们几个都劝皇帝，不必搞什么御驾亲征，你一御驾，战场上很多事就放不开手脚了。 还有什么能比保驾更重要呢？ 真有，也不敢说啊。 能说的，只能是“持重”之类。 比如李道宗、李勣几个老帅都曾建议，打仗本就是犯险，可利用乱局，奇兵直取平壤。 结果，长孙无忌说，“天子亲征，异于诸将”，还是以稳健为主，“不可乘危徼幸”。 乱局固然是个机会，但乱局也是个危险，万一我发了奇兵，后方再出了问题，陛下的安危谁负责？ 这就没法讨论了。 当然要以陛下安危为第一要务。 李世民也认可了这个方案。 于是，就用这个“万全之策”，稳扎稳打，先破安市，然后如何如何。 结果就兵困城下，怎么也推不动了。 然后，仗就打烂了。 李道宗就把当初这些事翻出来，重新说了一遍。 问李世民，陛下，您的“何也”，有解了吗？ 问得很恭谨。 李世民怅然了。 半天，才指示了一句，“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当时局势很复杂，要考虑的事太多，你说的这些，朕记不太清楚了。 “吾不忆也”。 这就是晚年的太宗。 御驾亲征前，李世民安排了一些工作。 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留下侍中刘洎辅佐太子。 皇帝给了刘大人很多权力。 侍中之外，又加了几个衔，“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 组织、人事、财政、意识形态一肩挑了。 意思是，你办事我放心。 但出发之前，李世民还是又召见了刘洎一次。 李世民说，“我今远征，尔辅太子”，这个担子不小，你想清楚了吗？ “宜深识我意。” 刘洎大意了。 也许他是想起了从前太宗亲自主持高干学习时，反复讨论的那些“古今事”。 于是，就慨然曰，您放心，我一定会像个辅佐的样子的。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 这不就是历史的经验吗？ 李世民就觉得这话怪怪的。 “上以其言妄发，颇怪之。” 但事已如此，没办法，只好再戒之曰，你嘴上说谨慎，其实很不谨慎，务必注意这两个字。 不注意，就要出问题。 “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败，深宜慎之！” 后来，李世民病重，几个高干次第进去面圣。 出来后，都不说话。 唯独刘洎出来后，神情哀伤，“色甚悲惧”，对外面那些没资格进去的干部们说，陛下这回怕是不行了。 “疾势如此，圣躬可忧。” 很快就有人弹劾他了。 罪名是刘洎对太宗不老实，居然敢说什么“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 居然敢说什么“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 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想弄权自重吗？ 李世民一听，就想起了从前那事。 “以为然。” 很快，就发了文，组织批刘洎。 说这家伙身居要职，却不守规矩，“与人窃议”，赤裸裸地流露出政治上的野心。 居然早早就准备好了陛下驾崩，他做伊尹、霍光的套路。 那就罪大恶极。 最后，赐了个自尽，不追究家人。 不知刘洎死前心情如何。 皇帝让他学习“古今事”。 他就学了。 那大约是他学得不正确罢。 “庶人不议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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