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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选注》 唐圭璋 潘君昭 曹济平 / 选注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唐宋词选注》由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及其弟子潘君昭、曹济平主持选注。本书共选词四百二十九首，作者一百一十一人。其中唐五代词共八十一首，作者十九人；宋词共三百四十八首，作者九十二人。所选作家，宋词部分排列次序全部根据《全宋词》，重要作家的词作，基本上按写作年代编排，其他都按《全宋词》中的次序。词作原文除少数例外，其余一律根据《全宋词》。 关于篇目的挑选，编者着重选注了以下内容的词作：一是反映爱国思想、人民苦难以及对腐朽集团的揭露；二是抒发个人身世之感和羁旅行役之苦；三是描绘祖国山水景色、农村风貌和都市繁华；四是抒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同时，注意到精湛的艺术技巧有助于作品内容的完美表达，在选目时结合词的本身发展过程，对于能体现流派特点和作家风格特色的代表作品一概入选，并在说明中给予较为详细的介绍。 由于本书是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在每首词的说明部分，主要着眼于广大读者在内容理解和艺术鉴赏方面的需要。在注释部分，注意参考各种旧注而不拘泥于旧注；力求对字、词、句做出准确而扼要的解释；典故出处的介绍和说明以能清楚地表达词意为目的，力求避免烦琐和牵强附会。对地名、官职等亦都酌情做了注释。词中标点一律根据《全宋词》，即叶韵处用句号，句用逗号，读用顿号，以便于读者对格律的了解。 《唐宋词选注》由唐圭璋先生主编，确定选目，审阅全稿；潘君昭先生评注了大部分的篇目，并执笔撰写《前言》；曹济平先生评注了一小部分的篇目。全书体例的统一工作由潘君昭、曹济平先生担任。本书于1982年问世，并于1983年、1985年和1995年多次重印。限于水平和历史条件，尚有一些疏误未能及时改正和补充。此次修订，由曹济平先生汇集唐圭璋先生生前修订手稿和潘君昭先生的修订稿，进一步做了全面深入的核对校改，同时吸纳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力求纠谬补正，弥补缺憾。 前 言 词是古代诗歌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它与《诗经》《楚辞》、汉乐府一样，都是来自民间乐歌，徒歌，与音乐有着密切关系。关于词的起源，历来多数说法都强调它体裁为长短句这一特点，而忽视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特定的音乐因素。事实上，词的起源是与出现于隋代的“新声（即燕乐）”分不开的。隋代是南北统一的时代，三百多年分裂局面的结束，促进了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因雕版印刷的发明、图书典籍的搜集整理，特别是经学、史学、文学、绘画、音乐的南北交流融合，使文化方面也逐步进入新的阶段，到唐代而大放异彩。上面所说的“新声”，即是以隋唐时中原一带新起的民间音乐为主，还融合了少数民族和外来的音乐。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这里所说的“曲子”，即是隋代的“新声”，写下来是一些乐谱，而配合“曲子”的歌辞就叫作“词”，从文学角度来看，这“词”就是新起的诗歌样式。 到盛唐时，新的曲子不断出现，“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乐府诗集》卷七十九）所谓“燕（与‘宴’通）乐”，是由于经常在宴会上演出而得名。唐崔令钦《教坊记》中保存了三百多个曲名，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已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盛况，可惜那些歌辞已丧失殆尽。流传至今的《敦煌词》，主要是唐代民间作品，虽仅一百六十多首，但其中内容丰富，有小令也有慢词（相当于小令的长调）。由此还可看到早期民间词在形式上的一些特点：词调是既有单调，亦有双调；句中有衬字、字数不等；句末叶韵不定等等。 文人词产生的时期大约是在初唐晚期，那时民间词已广泛流传。但目前所见到的早期文人词为数很少，仅唐玄宗的《好时光》，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的《渔父》，韦应物的《调笑》，还有白居易、刘禹锡的《忆江南》等数首。这些文人词往往是本有曲调，由声定词，也即根据已有乐曲的曲拍谱写新词。刘禹锡《忆江南》词在题目上即明确注出：“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但当时文人大抵视词为小道，虽有制作，往往不予保存，因此能流传下来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文人词到了晚唐、五代，有了明显的发展，也日趋成熟。今存唐五代词约一千一百多首。其中花间词人的作品占五百首。五代时赵崇祚编《花间集》，以晚唐温庭筠为首，西蜀词人为主，形成了以“花间”为名的词派。作品多是文人学士酒边樽前的小唱，内容多闺情离愁，反映面不广；作为艳词，它们曾对宋词产生不小的影响。 花间词派的鼻祖温庭筠，是致力于填词的第一人，善写闺情，内容与南朝宫体相似；艺术上则多用曲折的笔调、华丽的辞藻，精雕细琢，蹙金组绣，自有独到之处。他以流行于当时的《菩萨蛮》曲调，配上十四首歌词，抒写艳情闲愁，这是典型的艳词，而他也被视为风格“深美闳约”的艳词代表作家。韦庄也是著名的花间词人，但他的词主要以白描见长，内容除闺情外，还抒写个人的乡愁旅思，语言明白，音节响亮。在花间词之外还有南唐词，主要指冯延巳、李璟和李煜这三人的作品。南唐地处江南，他们的词风也与花间词有所不同，特别是李煜，他降宋以后所写的词感慨极深，并纯以白描取胜，艺术造诣很高，且富有个性特色。周济说：“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介存斋论词杂著》）概括地道出了唐五代三大词人的风格。 五代是小国割据的乱离之世，这时的文人词正处于渐趋成熟的转变阶段，其中不乏佳作，而无论是金碧满眼的花间词，还是明白如话的李煜词，都对宋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词发展到宋代，出现了百花争妍、千峰竞秀的盛况，真是异军突起，华彩纷呈，使宋词显示出强烈的艺术魅力，而与唐诗、元曲相映成辉。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共一千三百三十多家，词作共一万九千九百余首。自然，宋词的发展也有着它本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版和活字版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成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利用礼乐以维持帝王尊严。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消弭反抗，对于流行于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 当时民间的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样新声。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那时就已甚为流行，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称为“曲子相公”。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和词不仅盛行于民间，连文人学士、达官贵人甚至帝王都深好此道，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不但俘虏其国主、收取其财富，同时还获得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伎，“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避暑录话》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许多达官文士也经常在宴会之上和休暇之时写作新词。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 宋初的词人如王禹偁、潘阆和林逋等词作不多，主要是自然清秀的小令。此后范仲淹的词气魄较大，但只寥寥几首。晏殊与欧阳修并称，他们的小令继承了花间派婉丽、南唐词疏朗的词风。另一方面，这时柳永的慢词正风行天下，他的词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而又能吸收前代诗歌的精华。他制作了很多篇幅较长又谐和音律的“新词”，他的“新词”内容比较多样，善用铺叙手法，语言通俗流畅，深受市民大众的欢迎。他的慢词有的描叙帝都的壮丽、城市的繁华；有的抒写羁旅行役和自然景物；还有的是描写歌伎生活以及他与歌伎之间的情意。他的词作不仅继承了敦煌曲子“俗”的一面，还接受了花间词特别是韦庄词以“情”见长的一面。由于柳词能在继承唐五代词特别是民间词的基础上，对慢词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发展和创新，因而这种篇章结构比较繁复的“新词”，配上曲折动听的“新腔”，在当时就已获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的广大声誉和“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酒边词序》）的社会效果。《乐府余论》指出柳永词“一时动听，散布四方，东坡、少游辈继起，慢词遂盛”。这是指柳永慢词突破了唐五代一般小令艳词的格式而受到大众欢迎，影响所及，相继涌现出不少令、慢兼长，各有特色的优秀词人。苏轼之外，还有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柳词影响而又能各具特色，自成一家。 尽管柳永词的成就和影响如此之大，但当时号称“留意儒雅，务本向道”的宋仁宗却对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能改斋漫录》）的行径深感不满，因而在进士考试时将他斥落，其他达官贵人如晏殊等亦对他谤辱交加。这种情况对文人词的发展起着一定影响。“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辞，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却扫篇》）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宋文人词转变的趋向，而这又是和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在苏轼以前，文人词是以柳永为主，苏词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词序》）这是从打破艳词藩篱、扩大内容的角度来评价苏词。苏轼对柳词虽有所继承，但又以其为艳词而予以贬斥，并以自己的创作来改变艳词风靡一时的情况，使词的发展进入新的局面。 苏词最大的特点在于扩大了词的反映面。在他的词中，并没有完全摒除剪红刻翠的描绘，但更引人注目而影响极大的是那些爱国忧民、怀古思今、言志咏物以及山水景色等方面的内容。在他笔下，不仅有文人、歌伎，还出现了老农、村妇、渔夫、弄潮儿等各种人物。苏轼论画，赞赏“性与画会，始作活水”的蒲永昇，因其所画湖滩水石“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书蒲永昇画后》）苏词的代表作《念奴娇》就能以画活水的笔法形容江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体现出他自己所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这又正是他幕士所说要“关西大汉，执铁板”（《吹剑录》）来引吭高歌的那种豪迈之作。他那广阔的创作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和自如地驾驭语言的能力，使他的词作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自具一格，为宋词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但在当时，很多人却仍是以受柳永词影响较大的秦观词为“当行本色”，而以苏词为“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的“别派”，这是从形式特别是音律方面来看问题。所谓苏词的“不协音律”，这个问题昔人多讨论及之，实际上也只能从苏词重内容而“不喜剪裁以就声律”（《历代诗余》引陆游说）来解释，而不应以此贬低苏词的价值。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当时就有不少人追随其后，如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等人的词风都接近苏词。及到南宋时，由于时代的感召而涌现出不少爱国词人，豪放词派更发扬光大，蔚为大观，成为宋词的主流。 秦观被后人称为“婉约之宗”，亦即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他接受花间词、南唐词的影响，继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等词人之后，展衍绮丽的小令而作长调，并善于用柔笔抒情，语言工致而切合音律，深得一唱三叹的妙谛，这大概也是公认的婉约派的特色吧。少游词以“婉美”“妍丽”见长；值得注意的是其还有“含蓄”的一面，周辉称毛滂词“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何酷似乎少游也”。（《清波杂志》）这即是认为少游词以情见长而又余味不尽。他的《八六子》写别恨，张炎对之极口称誉：“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词源》）所谓“情景交炼，得言外意”，也是情韵兼胜的意思。 婉约派词人的词风亦各有不同，如秦观和贺铸都是小令和慢词并出，而贺铸却擅长用健笔，语言驱使温（庭筠）、李（商隐），词风深婉丽密。张耒曾指出他词风的富于变化：“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东山词序》）但总的说来，他的词仍以婉约为主。 周邦彦是婉约派中“集大成”的词人，他的词亦渊源于柳永而变化更多，魄力更雄厚。他是大晟府乐官，知音律，讲四声，创新调。语言疏密并用而又含蓄顿挫，作品符合“雅词”的要求，而在艺术上更有独到的造诣。继起的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有《词论》，为唐（北）宋词做了小结，她以协音律、重典雅来品评词人，仅周邦彦的词未受指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北宋词虽经苏轼开辟途径，但数量远较豪放派词人为多的婉约派词人却仍沿着花间、南唐路子，以秦观为正宗，到周邦彦更直接从柳永词推进，兼采众长，加强音乐性，形成沉郁顿挫的词风，影响南宋姜夔、吴文英诸家。清代周济《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为极则，建立常州词派，可说是源远而流长了。 词发展到南宋初年，在金兵入侵、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很多继承豪放词风的爱国词人。如李纲是力主抗战的重臣，他在《苏武令》中说：“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充满同仇敌忾的气概。赵鼎因主战遭贬逐，他的《花心动》借景抒情，忧念时局：“西北欃枪未灭，千里乡关，梦遥吴越。”宋高宗赵构信任奸佞，杀岳飞，订和议，词人张元幹对此直接表示不满：“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贺新郎》）胡铨曾愤怒地将秦桧比之为豺狼：“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好事近》）张孝祥主张北伐，所作词很多反映了爱国思想，而以《六州歌头》为最有名。陆游以诗著名，他的词也不乏“气吞残虏”（《谢池春》）的爱国豪情。其后辛弃疾更以郁勃悲壮的歌词反映出感慨国事、有志难伸的心情。他与苏轼成为豪放词派的两大家而被并称为“苏辛”。 辛词内容丰富，有的词回忆自己少年时的英雄事迹，淋漓痛快而又感慨无穷：“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有的词伤时感世，纯用比兴，委婉曲折而寄托很深：“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摸鱼儿》）而“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借古人离别发抒胸中块垒，真是长歌当哭，忠愤满怀。又如“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来闲去几度。醉扶怪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鹊桥仙》）是他遭谗退居林泉以后所作，似乎了不经意，闲适自然。辛词风格多样：长调多驰骋奔放，有“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气势；小令或绵丽蕴蓄，有所寓寄；或生动活泼，反映农村风光。他又善于将大量古文、古诗融入词中，还引用了大量口语入词。表现手法亦是多种多样，如比兴、拟人、暗示、对照等等，运用巧妙而无斧凿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虽然肯定了辛词豪放的词风，但其所谓“变调”，与苏词之为“别派”是一个意思，仍没有从内容方面指出辛词的价值。 豪放词派中的辛派词人有陈亮、杨炎正、刘过、戴复古、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和文天祥等人，他们的作品很多家国之感、豪迈之音，读来令人感奋，堪称为豪放词派的后劲。 南宋时，除了辛派爱国词人外，词坛上还应提出姜夔（白石）和吴文英（梦窗）两家。他们的词在内容上多写个人身世恋情，范围比较狭窄，但艺术上却各有所长。姜夔深通音律，多自度腔，词作今传有旁谱的唯有他一人。他的词所用语言能与音乐密切配合而又凝练、灵动、响亮，在章法结构上则是小令蕴藉、大篇开合而又着重结尾，这很多是吸收了清真词的长处。还有那咏物见志、想象丰富的比兴手法，不仅多所寄托，虚处传神，而且还意在言外，余韵无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对于白石词风的评价，一般都根据张炎《词源》中的说法，将他的词比之为“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并提出“清空”两字，以概括其风格特色，且以姜夔为“清空”一派的代表作家。张炎这个评语，对以后的词论影响极大。清代浙派词人崇奉白石词，将南宋有名词人全都列入“清空”一派，这也不尽符合事实。 张炎贬低吴文英词，斥之为“质实”、为“凝涩晦昧”。事实上姜、吴两家前者上承“揭响入云”的韦庄、李煜等人，后者渊源于“深美闳约”的温庭筠、贺铸等人，两家又都自立门户，各有不同。尹焕说：“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花庵词选》引）吴文英的词确实深受清真词影响，他提出“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词风工致丽密，也有胜处；只是由于过分雕琢，不免有晦涩、堆砌的地方，使人难以理解。他也有一些疏快的词作，如《风入松》《祝英台近》《八声甘州》等，或情韵俱胜，或怀古伤今，都是为人称道的佳作。此外《莺啼序》共四叠，脉络分明而又绵丽深远，亦是名篇。追随他的词人有周密、王沂孙等。清代常州词派将他和辛（弃疾）、周（邦彦）、王（沂孙）三人同列，评价很高，从而开启了晚清研究梦窗词的风气。 ………… 1982年4月 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江苏南京人。192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生前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韵文学会会长。我国著名词学家，毕生致力于词籍整理与词学研究。撰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南唐二主词汇笺》《元人小令格律》《唐宋词简释》《词学论丛》《梦桐词》等，校注《词苑丛谈》等，编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并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等。 十月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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