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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统治者接受了唐代末期和五代十国军阀割据、长期分裂的教训，十分重视中央集权。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靠“陈桥兵变”取得政权的，他害怕部下效法，因此在建国之初，就借酒宴之机，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 此后，将全国精兵集中于京师，军权集中于皇帝；并对军队实行“更戍法”，即把京师驻兵轮番派往外地驻防，防止地方割据。 此外，设置众多的官职以相互牵制：“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范祖禹：《论曹诵札子》） 宋王朝这些措施，对巩固国家统一卓有成效，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并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国贫兵弱，使宋朝一遇到外敌入侵时，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宋统治者不断地和外敌订立不平等条约，以金帛、土地换取和平。 如1004年订立的“渡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尊辽萧太后为叔母；l141年订立的“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岁贡银、绢25万两匹”（《宋史纪事本末》卷72）。 但和平也不能持久，1127年北宋亡于金，1279年南宋亡于元。随着国耻、国难的增多，宋代文学的忧国爱国情绪也愈来愈深沉急切，南宋以后更为明显；统一而软弱的宋代政权，使悲壮的爱国主义呼声成为宋代文学的基调。 宋代政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文治。 宋代皇帝害怕武官造反，大量起用文官，不但宰相任用读书人，连主兵的枢密使也都由文人担任。 为了选拔文官，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科举，录取人数一次多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番于穷漠，凯歌而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引尹沫语）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宋人热衷于读书考试，客观上推进了文化的发展。 宋代文学家普遍文学修养较为全面，与科举的兴盛有很大的关系。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都是科举出身，均博学多才，在诗、词、散文等各个领域都取得很高的成就。 宋代政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党争频繁。 北宋党争多表现在革新与保守之争，如宋仁宗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和吕夷简的新旧党争；宋神宗熙宁、元丰变法中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南宋党争多围绕在对金是战还是和展开，如“绍兴和议”前后的秦松与岳飞；“隆兴和议”前后的汤思退和张浚；“嘉定和议”前后的史弥远和韩侥胃；南宋末年的贾似道和文天祥，都发生过激烈的和战之争。 这些党争显示了宋代政治较开明的一面：容许不同意见在朝廷上发表。宋太祖在开国之初就规定不杀文官，与明代的特务政治、清代的文字狱相比较，宋代的政治还是宽容的。 因此，宋代文人的思想较为活跃，纷纷以参与政治为荣，在朝廷积极进谏；处江湖之远，也用诗文押击朝政，形成了各种思想争鸣的局面。文人在积极参与政治革新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学的革新。欧阳修在参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时，利用考官的地位，选拔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才，组织起文学改革的队伍，史称“诗文革新运动”。宋人在政治上勇于发表意见，形成了文学上的好议论和善于推陈出新的特色。 党争也有不良的一面：往往发展为无原则的派别倾轧，无论哪一党上台都对另一党大加排斥甚至杀戮。前有宋徽宗、蔡京等人制造的党祸，贬逐元祐、元符年间的官员三百多人；后有高宗、秦松“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的“诏狱”（《宋史·刑法》），冤杀岳飞、岳云等抗金名将。风云变幻的党争令宋代士大夫屡遭贬滴，甚至有杀身之祸，使他们常有政治理想的幻灭感、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失落感，因而怀才不遇的题材比比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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