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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艺术表现的最高要求是“以形写神’。重教化和重形神这个方面是构成中国画论的核心，是道的简要说明。 “道”在中国历史上，对任何一种形式的绘画作品都保持了最高权威，它概括了哲学观念和艺术实践方面的所有内容，也包括了作画的目的、宗旨、过程和要求。在已往的一千多年中，引导和规范了一代代画家和理论家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不少墨守成规、碌碌无为、德行沦丧和把创作活动作为制造宣传品的不肖之人。 但总的来说，在强大的中华文化洪流中，中国画的发展，并不是通过“以文载道”和“以形写神”这些规定和见解来接受有关画理和进行实践的，画家们通常按照谢赫的“六法”构架来要求和学习的。“六法”框架在整个中国画的发展中，展现了千千万万画家才智、特色、创造力和不断探索的雄心。 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名作都是在“六法”的规范下产生和完善起来的。到今天，还没有一种理论超越“六法”体系而被画家们广泛接受。 绘画创作中最终的实在是按“以形写神”的原则，来表达画家直觉体验的“神”来构建作品形态的，所以“形”是“神”的扩张和升华，是作品的生命和灵魂。因此它是本质的，无限的，超越了绘画中所有其它表现因素。 但“形”是基础，是根据，是事物属性的理性展示，“形”和“神”二者既矛盾，又统一。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画是“形”“神”表演的舞台与角斗场所。中国画有各种不同的画种，在艺术表现上虽然各有特色，在追求“形”“神”统一这一原则上，始终是一致的。它的思辨性和抽象性特点，无论人们作何解释，在画史上是永远存在的，即便是强调笔墨关系吧。 而笔墨关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形”“神”展现铺平道路的一种手段。这种具有经验特色的醒示，其本质超越了知识的差别和对立，在不同的理解中进入了不同思维的彼岸，从而表现了不可分割的、没有差别的“道”的整体。 这里的到“道”，既是画“道”，也是“以文载道”的“道”。更是无所不色的由阴阳二级组成的“太极”之“道”。 从“以形写神”到“形神兼备”，这个过程精炼地表达了整个中国画的创作特点和所包含的哲学内容。作为绘画中的“形”，是展现人类现实环境中有关的物象和事件。 由于围绕“形”“的一些现象是瞬息即逝的，要把流动变化中的“形”固定下来，画家需要久练的基本功；“形”是变化的主体，画家描绘的仅仅是错觉中的印象，而不是实在的。所以一个事物看起来是乎是固定的，恒久的，实际上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每一描绘行为，不得不采用新的形式和技法。作为画家，为适应这种变化，做的所有努力，都意味着在促使新形式、新技法在不断更新。“形”是绘画的起点，它给画家以规则，以方向。只有通过“沉思”到“顿悟”，求得了“神”的出现，才能取得最终实在的体验。 那么，这种体验与气韵生动的“气”相关。到底什么是“气”？ 绘画事业的发展，其条件和局限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历史、时代、环境等外在因素，也有理念上、思想上、修为上等内在因素。但一个总的构架是重整体、重有机的自然关系的作用。 在中国人眼中，自然是个大宇宙，与个体人生这个小宇宙是彼此对应的。《淮南子· 精神训》说：人头之园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云寒暑，人亦有喜怒哀乐相比附。 中国人相信人之生为元气会体，所以老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葛洪在《抱朴子 ·至理》篇中也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强调“养气”也就是养生、养性。 所以画家要画好画，必须“养气”，进而养生、养性、养德、方能心手合一，贯气于笔墨直达画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 同类相动》篇中以音乐为例，指出：“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五音比而自鸣，日月有神，其数然也”，并称“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 王充在“《论衡· 偶会》篇中也说：“同类气通，性相感应”；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讲：即二者在相比方面，具有同构性，所以能有相互协调、互动互应的效能。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什么神奇力量强加于人和事的作为。 同类相应，在互感互动中形成一对相互转化的观念，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阴阳之说。 朱子称：“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阴阳是描述两种循环往复的变迁状态，是一种自然过程，是整体关联下秩序呈现的和谐状态。 中国画的基本出发点，是以诉诸艺术形象的方式适应自然人生的和谐与协调，这种和谐与协调表现在画者、观者、社会、民族、国家等各个方面。只有在这种前提下，画家个人的作为才能与时代共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和谐是随历史进程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发展循环往复，一浪高过一浪向前发展的。每一时代的画家，都应在历史阶梯的链条上，留下自己的贡献。 《淮南子》说：“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至人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变易”中的不易，就是中国绘画之道，就是和谐之道，就是“气韵生动”的“气”的实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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