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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届视觉艺术双年展新莲池国际‘莲叶何田田’主题水墨邀请展作品选赏 中国的书院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墨子开了私人办学之风。 孔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未建立书院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秦汉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五经指易、春秋、诗、书、礼，博士是官职，不是学位，教授经典的是经师）。太学是官学，相当于国立大学，不同于私学。 魏晋时期，太学依然存在，但学术风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玄学。 书院开始于唐代。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改变了汉代的“征辟”、“乡举里选”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通过考试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书院也就应运而生。但唐朝的书院还是初创，在其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两种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二是一部分文人学士在山林之间筑起书屋，作读书休闲之用。比如后经朱子修复而成的白鹿洞书院。 书院兴盛于宋代，其规模、性质与功能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与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北宋初，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思想家，他们以儒家经典教授于各地，随之便出现了很多书院。 政治改革家范仲淹从政时，便设置学官，胡瑗等人则以“明经”、“政用”设科讲学。与此同时，“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亦开科讲学。随着儒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大兴。到北宋中期，理学正式形成，以地域为名称的学派也先后建立，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苏轼父子的“蜀学”，相互响应。与此相适应的书院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书院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宋代以后，书院已不是国家教育事业的辅助性机构，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流。书院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 在没有论述新文人之前，首先谈谈文人画。文人画的前提是文人，文人大部分出身都是读书人，文人士大夫出身。文人画（Southern School），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文人画强调的首先是文人，文人性，文人气质，文人学养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哲学、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的思考，当然文人画更强调精神性。 文人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参见“南北宗”）。
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甚久。近代陈师曾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徐渭在明代文人画脉系中是不可或缺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徐渭是兼有之。
，近一百多年来，由于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题材更为广泛。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姚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评：“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哲性思考，甚至依托于儒释道之说，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
文人画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现在人物画也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段，当然，现在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文人画的表现素材。
宋代以前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画作虽然并未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
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而论文人画，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自乐的心态。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比如《袁安卧雪图》（也叫《雪中芭蕉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既是梦，又是幻境。其画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三家山水”和“徐黄体异”的花鸟画。
宋代建立了皇家画院。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北宋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学习传统的严谨技艺，形似是要真切细致地再现客观事物。宋徽宗以写实、形似为主导思想，发展精工细刻的画风。
宣和画院的上述画风在南宋绍兴画院继续得到发展，画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构图的提炼。总的说来，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写实艺术有时候也是一种束缚，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渊博文化修养的文人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
苏东坡是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的文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
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并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区分开来：“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
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死板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
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云山戏墨”和“米点皴”，俗称“米氏云山”或“米家山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繁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因为马上民族本身的“重武轻文”问题，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一种方式与手段。
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超凡脱俗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忧思忧国的萧条淡泊之趣。
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值得惊喜的是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
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其昌论述道：“赵文敏（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在元代绘画实践上，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晋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
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 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
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至此，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
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的一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
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以及苦难经历，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青藤白阳”更是把文人画的大写意花鸟画推向极致，陈老莲把人物画推向极致。晚明松江派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画新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经发展成熟，而董其昌则予以完美的总结，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
董其昌对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和 “文人画”的理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
南北宗论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特点，比喻山水画南宗画崇尚士气、 尚质朴、重笔墨，而北宗画则是画工画，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论强调文人画概念，并梳理其宗派体系。从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实践来看，这意味着以书法修养融入绘画实践，“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韵味代替造型原则。董其昌还强调文人画的“士气”。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四王吴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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