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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提倡抒写性灵，但对明代公安派“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的弊病也持反对态度（见《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他不只是一味追求自然、纯朴，而且还一再主张作“不可不改”，力争达到“大巧之朴”，“浓后之淡”（《随园诗话》卷五）；主张言之须苦，出之须甘，出人意外者，仍须在人意中”（同上卷六），“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同上卷八）等等。不只是要求任情而发，同时要求有功力，多锤炼。即所谓“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处来”（《箴作诗者》）。虽然袁枚的创作实践并未完全达到这一要求，但他也确有一部分诗歌注重锤炼，写得形象逼真，饶有韵味。《渡江大风》就体现了这种注重锤炼，善于绘形状物的特点。 袁枚
这是一首纪行诗，叙写作者乘船前往镇江（在江苏）的情况。诗歌抓住长江下游大风激浪的特异景象，以自己细致的体察，用凝炼而简劲的笔墨，绘出了一幅惊涛骇浪图。生动，传神，很有艺术魅力。首句以“水怒如山立”画出诗人孤舟登程的背景。“怒”字的运用写出了江水的气势，浊浪排空似乎是大江在施退成风，以拱人化手法传达出了大江的个性。次句，孤篷我独行”，写诗人乘舟启行，一“孤”一“独”，交代了辽阔大江已无船影，更从侧面写出了：时行船的险恶。 袁枚 三句从诗人的内心感受写，“身疑龙背坐”，怀疑自己不是在乘船而是骑在龙背上，既写出船行的迅速，又写出乘船的人们在特殊的风大浪高的环境里的驾等腾云之感。四句写心定之后的所见：“帆与浪花平”。“平”字得十分准确，既扣住首句“如山立”的浪，也交代上句“身疑”的原因。王句以“缆系地无所”写江面辽阔，舟中人只看见白浪滔天，无边无际，找不到系船缆的地方。六句写听觉所感：“囊吗窗有声”。风浪相激有如墨鼓之声传入船窗之内。最后两句写船到镇江，“金焦知客到，出郭远相迎”，诗中把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感结合起来，将静景动化，似乎金山和焦山都走出城郭，向自己迎了上来。不写舟行迅速向镇江靠近，而写金山焦山向自己走来，将诗人的主观所感寄寓在客观景象的描幕之中，构思别致，韵味无穷。体现了诗人关于“言之须苦，出之须甘，出人意外者，仍须在人意中”的主张。 袁枚 全诗述行写景虽放在惊涛骇浪的背景上，但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之趣，表现了诗人爽朗的性格，”也给读者以启迪和振奋。它有别于诗人其他叙写闲情逸致之作，是其格调较高的篇章。袁枚在所著《随园诗话》中说：“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能取不尽而用不竭。……若是今日可咏，明日亦可吟，此人可赠，他人亦可赠之，便是空腔虚套，陈腐不堪矣。”由此可知作者是强调创新的。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颇有新意。首先是语言虽重锤炼，但避免了当时崇宋派“掉书袋”，堆砌典故辞藻的毛病，有“大巧之朴”，“浓后之淡”的特点，从平淡、自然中见出作者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即平而见巧，淡而见醇，语言的艺术表现力是很强的。 袁枚 其次，在写景技巧上，作者能抓住典型特征，先总写“水怒如出立”的壮观，然后从内心所感、眼中所见、耳中所听，以及将心中感眼中见结合起来等不同角度逐层铺写江上风光，使景物形、色、声毕具，在立体感之外又体现出运动变化的突出特征。诗中无一“风”字，但处处是在写“渡江大风”，构思新巧，能见出诗人的艺术个性。 结束两句的拟人描写，以风趣的笔调写乘风破浪中即将抵达镇江时的情景，更能看出诗人巧手构思的匠心。也现出善于体情状物的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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