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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艺丛》40周年纪念专刊·弁言

 攒菁堂 2019-08-17

《西泠艺丛》40周年纪念专刊·弁言

文/陈振濂

中国文联副主席

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西泠印社社刊《西泠艺丛》创刊至今,已历四十寒暑。几代人的努力,薪火相传,前赴后继,一灯孤悬,百折不挠,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

回想1979年初,整个国家开始步入复兴重振的“转型”时期,百废待兴;西泠印社在1978年秋冬即依托社刊编辑部的出版业务,在出版印谱的同时,为了迎接翌年的75周年社庆,开始筹划《西泠艺丛》不定期刊物(后改为季刊)作为印社社刊,先声夺人;为“浩劫”以后“九死一生”的老社员和社会各界爱好者,提振了来自百年西泠的极大信心。我还记得《西泠艺丛》第一期是方开本,封面是吴昌硕水仙花局部,刊名也是集缶老墨迹。在文化活动还很萧条,物资亦十分匮乏的年代,这本刊物堪称奢华,图版印制极精良。与当时为数不多且大都编印粗糙的刊物对比,大有“空谷足音”的效果。在其后的十几年之间,西泠印社无论是恢复元气阶段,抑或重为一个高规格的传统艺术社团,都坚持独特的诗书画印理念而没有被“大美术”的流行时尚同化。《西泠艺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 《西泠艺丛》1979年2月创刊号封面

随着国家发展经济,文化逐渐繁荣兴旺,西泠印社创立了月报《西泠艺报》,之后又有了改版后统一为16开杂志式的《西泠艺丛》,社刊以出版社为中心进行运转,成为西泠印社信息发布交换的一个主要窗口。但它的发展也一直波折不断,停停办办,隔几年总会因为有一些意外而停顿。

2003年百年社庆,社员们强烈要求,希望恢复社刊。面临编辑力量不够,刊号审批极严的窘境,为了满足社员们的急迫需求,西泠印社曾短暂地与地方出版社及北京荣宝斋出版社有过合作,以季刊的频率周期,改刊名为《西泠印社》,从而保证了最初一段时期的复刊快速走上正轨。但由于编辑力量薄弱,即使是季刊也常常无法准时出刊,除了质量堪虞,拖延一两个月以上是常有的现象。这种无可奈何,今天想来仍是记忆犹新。

2014年6月,在经过持久不懈的多方争取后,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拥有正式刊号CN33-1393/J的《西泠艺丛》月刊正式面世。这是西泠印社社刊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事件——从书号到刊号,从季刊到月刊,西泠印社社刊作为百年名社的“脸面”,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定位。

回顾长达四十年的社刊发展史,尤其是从百年社庆以后《西泠印社》复刊以来,除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干扰之外,我们自己也是边摸索边前行,从实践中找办法,渐渐摸索出一些办刊规律,并找到一些保证刊物质量的具体办法措施,设置出一些边界,形成一些共识。细细想来,大约有四:

其一,百年名社的社刊,要符合两个方面的期望:在社同人,要能够从每月见面的社刊中,获得爱国(爱社)主义教育,关注印社动态信息报道,了解印学研究的制高点在哪里。群贤毕至,成果迭出,人人皆得引以为自豪。而在社外各类专家看来,又希望能通过社刊掂出百年名社的分量,能把握学术高端话题,尤其不能容忍肤浅和媚俗,期望名社有名刊,受到学术界的尊重。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要求可能是矛盾的。社务工作或社员个人信息多了,学术界就会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你们团体内部自己玩玩,没有普适性,与社会文化进步无关,影响力肯定很弱,大家都不会太在乎。而学术界、艺术界期望的广义上的文史高端成果,与社员(尤其是创作实践型的社员)以及社务的关系又不大,引不起印社中人的关心。

为此我们提出的办刊新理念,是必须有通常意义上的学术高度与品质,但尽量紧扣住西泠印社主题,为百年名社树碑立传;并使西泠印社融入百年近现代史,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一个大文化、大社会背景的关照。从2004年以来15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向的确定,是非常成功且极有必要的。

其二,在办刊的选稿,如图片文字使用,甚至确立主题时,强调经典为主,它包含了两个含义:一是古代印学史经典,如明清篆刻、封泥、西泠八家、图形印,还有世界印章史等;二是西泠印社百年史的经典,从创社四子、七任社长,到韩登安、唐醉石、葛昌楹、张鲁庵等。这些经典已经经过历史沉淀,有足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之相反的是,明确要求不涉当代艺术家的个人宣传介绍,以免损害社刊在学术高度把握上的纯粹性,不卷入亲疏厚薄、抑扬褒贬的人际关系纷争;亦即是说,以“坚守”的立场,确保社刊成为学术上的一片净土。

目前看来,这样的决策很有效果,刚开始时还有托关系、说人情、打招呼,要发宣传个人文章、作品的现象,不久后几乎销声匿迹。编稿时也不以论资排辈的名声地位来相较,即使是初出茅庐的新进,只要有成果,切合我们的主题设置,都可以来展示自身,积累魅力,收获关注。作为学术刊物,我们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能使它成为核心期刊、一级期刊,而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更大尊重,以符合百年名社的威望。

其三,《西泠艺丛》改为月刊之后,刚开始也遇到不少迷茫,有时摆不正社务与学术的关系。侧重社务工作太多,甚至一般性的常态活动报道也十分频繁,出席领导名单一大串,图片重复配置等,显得很“水”。本来,社团、社务委员会希望能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工作业绩,心思无可非议,但失之泛滥,则被印学界讥为《西泠印社》《西泠艺丛》只等同于报流水账式的“印社工作简报”,与学术期刊的品质要求渐行渐远。

适逢互联网信息时代,印社也开始办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于是我们果断地做了分工:在刊物页面上所有的活动新闻刊登只出事实内容,一概删去评价性饰词,压缩信息成为“一句话新闻”,而改由“一网双微”来承担即时的详细信息传播功能。除年度《工作报告》和事涉全局的重大体制性建设等规定动作外,一律不登例行呈报各级机构的报告文件。此外,百年名社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诞辰忌日五周年、十周年,在已有过一次详细报道后,如果再要重复刊登同一对象同一题材者,若还是老内容,也尽量不取。印社是公器,社刊每月一期,也是公器,必须做到绝不私用,也绝不做只为自我满足而遭外界不屑、有损于百年名社形象的负面之事。

其四,从2004年《西泠印社》复刊第一期开始,我们对新出刊物的定位就是如已故沙孟海社长“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定位,坚持每期必须组织一个核心的印学专题,如第一期(2004.1)是“甲申春季雅集”、第二期(2004.2)是“浙派与西泠八家”、第三期(2004.3)是“日本藏吴昌硕作品”、第四期(2004.4)是“青山杉雨与西泠印社”、第五期(2005.1)是“王福庵研究”、第六期(2005.2)是“赵之谦研究”……在11年之后的2015年,《西泠艺丛》成为有刊号的月刊后,第一期是“社长研究”和“孤山证印”主题、第二期是“钱瘦铁研究”、第三期是“岭南印学研究”、第四期是“黄宾虹研究”、第五期是“吴茀之研究”、第六期是“陈鸿寿研究”、第七期是“王国维研究”……直到2019年第一期是“谢稚柳研究”、第二期是“娄东印学研究”、第三期是“敦煌书法研究”……这近百期的专题打造,可以说构成了一部庞大的学术史。

《西泠艺丛》因为是西泠印社自己办的,必然会有社刊的功能,但它更需要关心的,是整个印学、书画学、金石学、文史学的发展,这才是百年名社应有的站位和格局;而把西泠印社百年史的人、事、物、景,都放在一个大文化、大社会、大历史的背景中来审视,使它融入时空,成为历史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试想,还有什么是比这更令人振奋与自豪的呢?

从2004年启动到2014年的季刊,11年共得44个专题。而从2015年至今的月刊,4年多共得52个专题。这96个独特而又拥有高度的学术专题依托96期刊物专辑的形式,成为我们忠实执行沙孟老“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宗旨理念的实实在在的有形成果。它代表了我们这一代西泠印社人的所思所想,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方法论,它将会同时被载入史册。15年的朝朝夕夕,我们编辑部的同事们辛勤劬劳,夙兴夜寐,坚持完成了许多当时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回溯过去,自1979年开始,从社会动荡、思想僵化时期走过来的几代《西泠艺丛》的主编和编辑们,又是克服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才有当时的气脉连贯,并且能够直抵今天?

谨以芜文,为40年来对社刊呕心沥血付出的几代编者们,也为在漫长岁月中始终对社刊报以青睐和微笑的社员和社外读者们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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